第一节 一、能见到袁庚吗? 在改革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蛇口工业区和她的领导人袁庚,名扬国内外,越 来越引人注目。 但是,我接受写袁庚的任务,未免有点儿冒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手头也没 有积累多少关于他的资料,而且听说采访他很困难:他是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人 们因此亲切地称他为袁董),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每到蛇口,都忙得不可开交,实 在抽不出时间接受采访。但是,过去几次陪外地作家到蛇口参观,听过介绍,看过 录像,袁庚和蛇口已经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就可以到蛇口来, 这个“诱惑”是不可抗拒的。“能见到袁庚吗?”“即使见不到袁庚也要写!”所 谓“冒险”,无非是写不出或写不好。个人面子不好看罢了,比起袁庚和他的朋友 们从事改革所冒的风险,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仅仅为了呼吸一下蛇口的改革空气,到这里呆一些日子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只能呆很短的时间,我劝你趁早打退堂鼓,不要重蹈某电影编剧的覆 辙。”一位好心的朋友这样劝我。 谢谢这位朋友的好意。开弓没有回头箭,退堂鼓是不好打的。 二、夜访梁宪 在蛇口采访真不易。我7 月中旬到蛇口,袁庚出国去了,说是7 月底或8 月初 才能回来;最了解他的一个人。东江纵队时期就和他一起工作、现任蛇口工业区顾 问的许智明,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归期未定。这里的工作节奏与内地大不相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白天工作紧张,找人谈话很难,晚上访问也要 事先约定,因为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是在晚上开的。有一天在办公大楼电梯口 碰上袁庚的儿子袁中印,深圳特区报记者陈宜浩同志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他马上 说“有什么好写的?这么多人写过了,要出书收集一下就行了嘛。”我想这大概是 受了乃父的影响,不大欢迎采访。“慢慢来吧,我一定要找你的。”我心里说。 “ 多蒙在这儿挂职当办公室副主任的珠影编剧、女作家黄虹坚同志帮忙,约定了一 个晚上9 点钟去访问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梁宪。我和黄虹坚、陈宜浩三人,穿过海滨 花园,沐着海风,经过灯璀璨的”海上世界“明华轮旁边,漫步走向梁宪的住处。 早已听说,他196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是梁宗岱教授的高徒,对法国文学很 有研究。果然,一见面,我就感到他是一个艺术气质很重的人。 他掏出港币,买了几罐冰冻可口可乐待客,然后和我们谈笑风生。 “你们是文人,我是商人。我是弃文从商。我老婆也是文人。她在中央戏剧学 院教书。”我对她说:“你讲的唐诗宋词是很美的,但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肚子问 题,中国像你们这样的文人太多,像我这样的商人太少了。”他突然对着黄虹坚说 了一句英语:“Iwill change you into a business woman. ”我听了莫名其妙, 黄虹坚一时也没反应过来,陈宜浩翻译说:“他说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女商人。”我 们都开心地笑起来。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老百姓正在饿肚子,大概没有哪个单位需一个研究法国文 学的尖子,他就到了交通部。1979年7 月派到香港招商局工作,比袁庚晚半年多一 点。袁庚很器重他,有人说他是袁庚的“智囊人物”。 “我去香港的时候,老婆说:最怕你没骨气,没骨气趁早离婚。当然这点骨气 是有的,外派干部只要有一点热血,就不是追求几大件,而是感到抬不起头来! “刚到香港,每天看电视见偷渡青年戴着手铐,一串一串的,海上漂着偷渡者 的尸体,我们不能忍受,啪一声把电视关了。 “我们国内搞不好,连一些在香港长大的外派干部的子女也瞧不起我们,心里 真难受呀。所以,我很理解袁庚搞改革的心情,他说过:”我所以这么干,是为了 实现我入党时的初衷。“ 一番话说得我心情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梁宪又概括地说:“我熟悉人当中, 有两个热血男儿,一个是我爱人的干爹刘任涛,一个就是袁庚!” 好一个“热血男儿”!这个词太恰当了,把这两个人并提太好了,我不禁怦然 心动,觉得找到了通向袁庚的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 也真巧,比我年长20岁的刘任涛,是我尊敬的长辈和忘年之交。这位中国第一 流的眼科专家,解放初期是上海劳动医院的院长,曾为刘伯承元帅安过义眼。后来 因为写了电影剧本《为了和平》,不幸改行当了电影编剧,“文化大革命”中在珠 影被诬为“历史反革命”,打断五条肋骨,投进监狱。在英德五七千校监督劳动期 间,他看到一位农村妇女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不顾自己的政治处境,不顾没有 任何医疗条件,决心用刮胡子刀片为患者动手术。好心人劝他:“万一失败,你就 是阶级报复,就会重进监狱。”他不听,他终于成功了。“作为医生,我拯救了我 的灵魂。”现在他年过古稀,立下遗嘱:死后把眼睛献给中山医学院眼库。然后为 恢复和建立盲童学校而到处奔走呼吁…… 刘任涛和袁庚,经历和事业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满腔热血、赤子之心和献身 精神,是多么相似啊!我从熟悉的刘任涛想象不熟悉的袁庚,觉得对袁庚也开始熟 悉起来了。 三、“冒险家” 刘任涛以专政对象的身份用刮胡子刀片为贫农妇女割白内障,要冒风险;袁庚 在蛇口进行改革,要冒更大的风险。两年之前,不是有人在报上写文章含沙射影地 攻击经济特区吗!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的改革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1983年2 月 9日,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区。 袁庚在总书记面前披肝沥胆,和总书记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袁庚: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好 下场。康有为、梁启超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结果六君子杀了头。孙中山也 是搞改革的,也失败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胡耀邦: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 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 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 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 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 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兔干部,这至关重要。我们这里想搞 个改革试点,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 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 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 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领导一旦权在手,就 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还有些干部自己 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 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作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胡耀邦:(点头)好!很好! 袁庚: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 胡耀邦:(高兴地站起来)我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叫关汉卿,在哪一出 戏里我忘记了,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有 一段唱词说:“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扑通扑通又 扑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全场大笑) 党中央总书记和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心心相印,想到一块去了,这在蛇口的发 展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1983年4 月24日,选举产生了蛇口工业区新的管理委员会。1984年4 月22日, 按期举行了对管委会的信任投票。是不是一定要搞信任投票?组干处处长虞德海说: “连我都有点犹豫。因为信任投票的结果是要兑现的,信任票不足半数就得下台, 我想是不是搞个民意测验算了。但是袁董很坚决,一定要搞信任投票。”投票结果, 管委会成员的信任票全部超过半数,袁庚的信任票最多。当天晚上,全部投票公开 任人查阅,尽管有些票上的批评意见很尖锐,如“某某能力低”、“某某不堪信任” 之类,也不加掩饰。这和内地“民意测验”的结果往往成为“绝密材料”的做法, 形成多么尖锐的对比! 这是蛇口工业区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 四、“那里不肯放,就辞职!” 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定期举行信任投票,这是袁庚深思熟虑的一项决定。他深 深感到,不改革干部制度,不改变干部结构,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四化”也只 是一句空话。 有的领导干部,居然问来访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客人:“你们大学建多大的桥?” 问来访的美国客人:“英国人讲英语,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还有人向中央领导 同志汇报他到香港考察的收获:“思想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如此等等, 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干部,怎能担当领导“四化”的重任! 蛇口还在“五通一平”、指挥部只有二十多个干部的时候,袁庚就开始考虑如 何培育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干部队伍。1981年,他排除阻力, 毅然决定举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从全国各地招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用他的话 说,“我是个冒险家,为了蛇口的改革,我从全国各地罗致了一批小冒险家。” 当时蛇口工业区还没有力量派出自己的招生人员,委托交通部属下的交通科学 院情报所代为主持,在武汉举行了第一次考试。第一个走迸考场的,是交通部长江 航运科研所船体研究室工程师王潮梁。 王潮梁193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0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设计专 业。早在1958年,他就参考外国资料,在我国第一个开始研究飞翔船的气垫原理, 并和同学们一道造出了样品,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上表演过。当时英国人对飞翔船 的研究只比他们早半年。可是,在“大炼钢铁”比科学研究更受重视的年代,几个 毛头小伙的研究只有夭折的份儿。他毕业后分配到某飞机工厂飞机设计室任产品主 管设计员,那时生产要听驻厂军代表的,而军代表只相信苏联专家和苏联图纸。比 如某种螺旋桨规定要用乌拉尔的木料,翻砂规定要用乌克兰的型砂,虽然中国有更 好的木料和更好的型砂,也不准更改。初出茅庐的王潮梁憋了一肚子气,却毫无办 法。岁月如流,王潮梁搞了十七年飞机设计,却看到我们的飞机工业比印度还落后 ;又研制了四年的飞翔船,却看不到一艘飞翔船下水,那种壮志难酬的痛苦折磨着 他的雄心。有一次赴西德考察的机会,惟一的名额给了业务上根本不能与他相比的 某部长的女儿。当他从报上看到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招生的广告时,他 兴奋极了,“蛇口是凭本事干事业的地方,去!”立刻把广告剪下来,珍重地贴在 本子上。 他第一个走进考场,第一个走出考场。笔试,面试,成绩优良。主持考试的情 报所林鸿慈同志下了结论:是个人才,录取!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却是单位私有 制。一个单位可以把一个或一批人才冷藏一辈子。 长江航运科研所不肯放人。 1981年11月,袁庚正在广州住院。林鸿慈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看他,向他 汇报了招生的情况,特别谈到了王潮梁的问题。 袁庚很激动。 “小王是不是党员?” “不是。” “不是党员就好办些。不知他有没有胆量,开个头,那里不肯放,就辞职!我 这里收。最多就是人家去告状,最后告到国务院。我就想有一两个同志来开这个先 例。告到国务院,我们就把这个同志的情况报上去,中央领导会支持我们。新华社 社长曾涛同志就希望我们能捅开‘干部私有制’。现在人才浪费问题太严重。人在 本单位不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不让调,这个局面不打开是不成的!” 林鸿慈被袁庚打动了,写信把这次谈话内容告诉了王潮梁,同时通过各种渠道 去做说服疏通工作。终于,用不着王潮梁辞职,单位同意放人了。1982年,王潮梁 来到蛇口工业区。 五、企业管理研究主 1982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到了北京西苑袁庚的家里。 这是一次事先约定的会见。 年轻人叫余昌民,刚从清华大学第一届企业管理系毕业的研究生。他原是清华 电机系自动化专业1970年的毕业生,工作了八九年,深感中国企业管理的弊病大多, 1979年回到清华攻读企业管理研究生。在这期间,1980年到日本进修了一年,专门 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日本人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重要的信息,《读卖新闻》为此发 了专稿,登了他的照片。如今毕业了,干什么好呢?学校建议他到国家经委属下的 中国企业研究协会去,这当然是个专业对口的美差,但是在武汉工作的爱人很难调 进北京。正在这时候,蛇口的风吹到了他的耳中。他每星期上街去买《深圳特区报 》,得到一本最早的《投资简介》也视为珍宝,如饥似渴地加以研究。不难判断, 蛇口工业区正是施展抱负的理想之地。到蛇口去!决心下定了,系里也表示支持。 现在袁庚到北京开会,经朋友介绍,他就来登门拜访了。 会面的一瞬间,两个人互相观察了一下。 “这就是著名的改革家袁庚啊?穿件中式棉袄,和一般的老干部没啥差别,不 是想象中的那个改革家的榜样,而且听说他文化不高……投到他那儿是否真的值得?” 真正的一闪念,没容多想,袁庚已经热情地让坐、斟茶了。 谈话开门见山。 “你认为中国经济的致命问题在哪里?” “在于体制。” “对了!”袁庚兴奋起来,侃侃而谈:“上海一家造船厂的厂长曾经对我诉苦, 说他们要1000人,劳动部门分配来的只有300 人顶用,那700 是搭配的闲人,你再 要,就再搭配,再多余,反正是大锅饭,大家糊里糊涂有得吃就行了,还说这是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工厂冗员越来越多,工厂成了小社会,在这里懒惰的剥削勤 劳的,形成一种可怕的社会习惯势力,败坏着我们的民族素质!这样的体制不改革, 我们就没有出路!” “我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企业的素质问题。” “有何高见?” “素质,好比基本作风,像女排,形成了她们的基本作风,就有战斗力。” “就把一个企业比作球队吧,假如你是教练,别人随便塞人给你,你怎么办?” “我不要。” “不要不行!” “那我不干。” “对了,就得这样。” 一老一少,越谈越投机,彼此都有知音之感。余昌民内心深处一闪而过的那点 疑虑完全打消了。 “我们这里可要冒点风险。” “正因为这样才要去,建设好了还去干什么?” “你个人有什么要求?” “只要求家属一起去。” “这个我们来办。” 两个月后,余昌民父亲去世,回家奔丧。这时学校态度起了变化,系里要留他。 企业管理系刚刚建立,工作需要,理由是很充分的。但是余昌民的心已经随着袁庚 飞往蛇口,收不回来了。 1983年3 月,袁庚邀请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到蛇口作客,系里派余昌民随行。系 领导的目的,是让校长对余昌民有个印象,说服他留下来,同时出面解决他家属的 户口问题。 谁知事与愿违。刘达一行一到蛇口,袁庚就问余昌民调动的事定了没有,余昌 民暗示要做刘达的工作。 余昌民再一次请求:“校长,让我来蛇口吧。” “系里要我帮忙留你,我也答应过留你的。”刘校长面有难色。 袁庚一再要求支持:“刘达同志,把小余给我们吧,我们迫切需要企业管理的 专门人才。” 刘达心里活动了。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早在1957年当林业 部长时就以“包庇知识分子”知名,他对蛇口的需要和袁庚、余昌民的心情是充分 理解的。但是他必须尊重系领导,答应回去后和系里研究解决。 回去后,余昌民给系里写了报告,对系的教育培养表示感谢,说明清华企业管 理系有必要让自己的毕业生参加蛇口建设,这对学校今后的调研和信息来源都至关 重要。 问题迎刃而解。7 月,夫妇双方的调动手续都办妥了。 当余昌民到工业区大楼报到的时候,在大楼门外遇到了袁庚。袁庚亲热地拉着 他的手一直从大门外走到电梯口,边走边说:“你是研究企业管理的,你先熟悉一 下情况,有把握了再谈工作……” 袁庚还给刘达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有一段话说: 关于小余之事,同志们对您大公无私精神至为赞佩。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 蛇口得之,如虎添翼……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受其惠。 重感情的刘达,把这封信送给了余昌民,让他留作永久的纪念。 ---------- 中国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