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八、“搞什么阴谋诡计?” 8 月7 日,袁庚开了一整天会,据说8 日也不会有空,而9 日一早又要回香港 了。我对于这两天见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一次 如果不能和他交谈,我将等待,直到他下一次从香港回来。8 日清晨,我把这封信 交给了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请他转交。 8 日上午,我到办公大楼访问工潮梁,两人刚坐下来,办公室副主任黄振超匆 匆忙忙地叫我:“袁董回来了,快去见他!” 我向王潮梁道了歉,说明另改时间,急忙跟着黄振超向袁庚办公室走去。 工业区办公室和袁庚的办公室是相通的,中间隔着大块的透明玻璃,老远就看 见了袁庚,他手里正拿着一大叠文件。 我和他握手的时候,黄振超在旁边向他说明:“只是见见面,不会占你很多时 间。” 袁庚却非常随便地笑着说:“你是《花城》的?来搞什么阴谋诡计?” 一句玩笑话把距离缩短了,而且我感到这句话的背后似乎有某种潜台词。我知 道袁庚对文艺问题也是相当关心的。梁宪说过,前几年在北京开会,有一天袁庚看 了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有关的争论文章,问他:“你认识这个作家 吗?咱们把她请到蛇口去!”我相信他对这几年颇为引人注目的《花城》也是有所 了解的,“阴谋诡计”的调侃大约是有感而发。 我也笑着说:“我搞的是阳谋,要写你和蛇口。” 他引我到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小会客室坐下,舒服地往藤椅上一靠,摆出了准备 谈一阵子的姿势。 “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不要说我们这里什么都好,这里问题多得很,改革每前 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到处充满着矛盾。” 我说:“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 “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是不行的,而群众无权监督干部和罢免干部就没有民主。 我们在干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在外国,政治家演说,群众可以用臭鸡蛋、西红柿 扔他,他用雨伞挡着还是讲。你说他的民主是假的,但这一套对巩固资产阶级的统 治有用。我们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孙中山是想 搞民主的,他死得太早,没搞成。我们的革命,许多人来自农村,长期搞的是阶级 斗争,没有民主的传统,封建主义的影响倒是很深。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是历史 的包袱太重了。” 半路走进来的黄虹坚,这时插话说:“我最近接待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女儿, 她在美国学企业管理,谈起来也说:在美国深有感慨,感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历 史的负担太重。” “美国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框框,我在报告会上也说了,他们的‘总督’牌 香烟广告有一句口号是‘想做就去做’,这句话香港也接受不了,译成‘应做就去 做’。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但我们许多应干的事却干不成。” 接着我问了他的经历,他扼要地作了回答,着重谈了他入党和“文化大革命” 中坐牢的情况。不知不觉已经谈了近一小时,这时管委会副主任王令贵走进来,微 笑着站在那里不动,我知道是催他去开会,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 黄虹坚用电话约好了住在太子宾馆的袁庚夫人汪宗谦同志,我们马上又赶到太 子宾馆,和温文尔雅的汪大姐谈了一个小时。重点是袁庚坐牢,对监狱内外的情形 都比较清楚了。汪大姐慢条斯理而又深情地说:“许多人经过那样的折磨,出来就 蔫儿了,可是他不,他的劲头反而更大了。” 我心里说:这才是袁庚! 过了几天,乔胜利对陈宜浩说:袁董看了我的信,答应下次回来再和我谈。可 是不久他被项南同志请到福建去了。 8 月25日上午,我得到袁庚回到蛇口的消息,急忙打电话到太子宾馆和他联系。 但是太迟了,他过了中午又要回香港,而上午的时间已经排满,就在和我通话的时 候,他不得不放下电话去开门。他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就在电话里说吧,不要紧 的,我们没有秘密。” 我没有准备电话采访,一时想不齐全,只好问他出国访问的几个细节和数字, 他一一作了回答,“这些也要发表吗?”我说:“不一定发表。”“发表也没关系, 那天我讲话外国人也听了。” 我说:“将来排出校样,送给你看看好吗?免得事实有出入。” “不必了。不要什么都审查,出点差错也不怕。人是有血有肉的,难免出点差 错。捅点漏子也不要紧。” “好了,谢谢您。” “谢谢。” 我忽然想起袁庚的两句话。 一次袁庚亲自带领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学员参观,来到铝村厂门口时,他向学 员们介绍:这厂家的厂房施工包给了日本人,23个日本人仅用27天就把它盖了起来, 大雨淋得睁不开眼他们也不停工,一个工人从高处摔下来受了伤,他的哥哥跑过去 看了看,见弟弟没有生命危险,便又回去干活了。袁庚说:“日本不富没有天理! 中国改革了,不富也没有天理!” 现在我想说:蛇口的改革不成功没有天理! 九、大鹏魂 66岁的袁庚,魁梧、潇洒,兼有外交家和实业家的风度,具有一种吸引人的魅 力。他是从哪儿向我们走来的呢?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坚实的脚印。 他出生于宝安县大鹏的水背村。家里有一个果园,算是小康人家。大鹏湾的风 浪陶冶了他的童年。 1935年,他毕业于广州广雅中学,随后又进了测量学校。做了一个短时期的测 量员,他又进了陈济棠办的燕塘军校,陈济棠下台后,这间军校成了国民党中央军 校的分校。在学校里,袁庚是活跃的足球门将,炼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军校毕业, 他看到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教官们,一个个腐化不堪,对民族危亡无动于衷,便愤 然回到故乡大鹏城,担任区第一小学校长,同时兼任地方自卫队教官。 学校是国民党办的,自卫队是邓演达的第三党搞的,但是学校和自卫队中都有 中共地下党员。 戎装佩剑回到故乡的袁庚,在当地是一个重要人物,三种政治力量对他都很注 意。 中共地下县委书记王文,和他住到一起,亲自考察他。 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袁庚很快和王文、仲文、赖仲源等地下党员 成了朋友,和党组织正在培养的教师王相等也很接近。办夜校,演戏,凡是宣传抗 日的活动,袁庚都积极参加。一次演《放下你的鞭子》,王柏演卖唱的女儿,袁庚 演阻止父亲鞭打女儿的青年,当他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时,他完全进入角色,忘 了自己是在演戏,许多观众也跟着他冲了上去…… 1939年3 月27日,袁庚由王文、仲文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 他没有一天辜负中国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 当地有一个进步刊物《大鹏魂》。袁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幅讽刺国民党的 漫画,刺痛了国民党区党部,他的处境变得危险了,党组织于1939年冬天把他转移 到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此开始了他在东江纵队的战斗生涯。大鹏湾的儿子,像 大鹏一样展翅高飞了。 抗日战争期间,美军作为盟军,在延安和东纵各派了一个观察组,担任东纵联 络处处长的袁庚,和美军驻东纵观察组保持经常的联系。根据中央指示,东纵和美 军观察组交换有关华南日军的情报,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寇投降时,英军远在缅甸,一个海军少将只率领一营人乘航空母舰赶到香港。 他的兵力不足以维持治安,要求我东纵港九支队不要撤退。东纵请示中央,中央复 电: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坚决撤离港九地区;同时要求在香港设立联络机 构。东纵派袁庚前往香港谈判,袁庚不辱使命,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并成为驻香港 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办事处就是后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谁能想到,历史前进的道路竞是如此曲折,二十多年之后,这些功绩居然变成 了“罪行”…… 十、秦城监狱 1968年4 月6 日,袁庚一大早就离开在西苑的家,到机关去上班。北京的四月 初,春寒料峭,风沙迷眼,加上到处是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形成一片肃杀气氛,使 袁庚的心情极为压抑。他参加接运印尼难侨的工作,刚告一段落,还来不及喘口气, 就回来上班了。近来不断听到东纵的老战友失去自由或下落不明的消息,他于愤懑 中保持着镇定。 回到办公室不久,有人通知:部长有事找他。他推开部长办公室的门,看到除 部长之外,还有两个公安人员。那位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部长,面孔板得像一 座木雕。 “袁庚,你被捕了!” 下午,机关召开大会,部长在会上宣布:“袁庚是美国特务,已经依法逮捕。” 袁庚的好友和邻居、50年代一道在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当过领事的刘亚民和刘丹一, 互相交换着悲愤的眼光。1954年袁庚和他们共同保卫万隆会议、保卫周总理安全的 情景,记忆犹新,那时袁庚奔走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周旋于华侨社会之中,眼睛 熬红了,人累瘦了。这样赤胆忠心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与此同时,汪宗谦同志从办公室被押回家中,勒令交出所有的钥匙,开始抄家。 翻箱倒柜,从下午抄到天黑,然后又押回机关抄她的办公桌。出门时,才发现三个 孩子被关在门外不准进家,左邻右舍也不敢收留,孩子们在抹眼泪…… 从此以后,袁庚在生活中消失了。汪宗谦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也不知是死是活, 到哪里打听都说不知道。1969年,汪宗谦随机关到了设在山东邹县的干校,孩子们 留在北京跟姥姥生活。汪宗谦虽然也算“干校学员”,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她 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如掏大粪、洗厕所之类。她的左肩患了肩周炎,痛得胳膊抬 不起来,医生建议回北京治疗,干校就是不准。直到1972年初夏,林彪摔死半年之 后,她的大孩子中印就要下乡插队了,她请假回京为孩子拆洗衣服、打理行装,才 被批准。 1972年7 月,袁庚被捕四年又三个月之后,突然通知汪宗谦到秦城监狱去探监。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汪宗谦心中被这个念头塞得满满的。 探监当然是在监狱之外的某个地方。 汪宗谦辛酸地发现,袁庚行走困难,说话声音也变了。而且他不知道当时是何 年何月! 原来,监狱里日夜亮着灯,犯人分不清,记不住日夜的交替,失去了时间的概 念;睡觉时只准脸朝外,一条腿总是压在下边,时间长了造成萎缩;长期不讲话, 声带都沙哑了。 我曾经听说,袁庚在狱中数年见不到有生命的东西,只有放风时在天井里看到 墙根的小草。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不,还有蚂蚁,我对蚂蚁很有研究。” 这句轻松的话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分量! 汪宗谦见过了袁庚,就为救他而奔走了。 “没见他不知道他死活,既然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怕他死了!问题还没搞清, 死了孩子们都得背黑锅呀!他住在楼上,要到楼下的大井放风,上下都很辛苦,我 到中央接待站去上访,请求把他搬到楼下来,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袁庚搬到楼下的一间房,发现席子底下有一团开始花白的头发,他判断这里关 过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偶然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件事,王光美 说:“没错,正是我住过那间房。” 袁庚出狱,已是1973年9 月30 日,整整关了五年半。 在狱中,睡觉时只要一转身,看守就在外边敲门。夜晚,敲门声常常把人惊醒。 袁庚回到家里,刚一入睡就惊醒了,这才是真正的心有余悸。过了半年,这种心悸 病才逐步消失。而恢复那条萎缩的腿的功能,却用了更长的时间。每天,汪宗谦搀 着袁庚,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快,走了一年之久,两条腿才 恢复了平衡。 更有可悲的,有的人在狱中常年在牢房里转圈子,出来不会走直路了,一走就 转圈,连马路也不能过。人啊,人!人的尊严到哪里去了!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治疗,1975年,袁庚被分配到交通部,当了外事局副局长。 一恢复工作,袁庚的头脑便和刚刚复元的身体一样活跃起来。 恢复工作之前,袁庚骑自行车上街,总觉得擦身而过的小汽车太霸道,“不能 开慢点吗!”恢复工作之后,自己也坐上了小汽车,有时就觉得路边的自行车碍事 了,“不能靠边骑吗!”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在心里警告自己 道:“可不能让屁股指挥脑袋呀!” 多年来,这成了他的一个信条。 ---------- 中国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