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述略 萧作霖 我是在中华复兴社(以下简称复兴社)成立一年后才加入的,曾任过它的公开 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主编过它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革命) 周刊,并先后任过它的湖北省分社和河南省分社书记,但未参与过它最上层的 核心活动,因而对于其中许多机密大事和内部复杂情况也不甚清楚。 复兴社的起因和组织概况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蒋介石感觉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不表示 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黄埔系军人来说,也很难压制得下他 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因此,他就一面标榜复兴民 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以缓和当时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激气氛 和激烈行动;一面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家统一,用“攘外必先安 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来破坏共产党和人民结合的爱国运动。他企图用这种手 段来转移包括黄埔军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使之化为维护国民 党政权和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形势下为了 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个运动,必须要有一批忠实可靠的骨干来推动,在 他看来,这批忠实骨干只有利用其最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 1932年初,当时任何应钦秘书的刘健群,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 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这是其后复兴社被传称为“蓝衣社” 的来由。可是蒋介石当时虽向往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也急 切要建立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来作为镇压人民革命力量的工具,但最初毕竟还不敢 公开仿效德意的法西斯组织形式,也还不敢公然标榜法西斯主义,因而也就没有采 用蓝衣社这个名称。与此同时,黄埔学生鄂梯、滕杰、潘佑强等人也纷纷向他提出 建立核心组织的建议书。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首先成立了力行社,然后以力 行社为核心,成立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又以中国革命同志会为内层,成立了中华复 兴社为外围组织;更于中华复兴社之外,还有一个忠义救国会。所有这些组织,都 由蒋介石任社长、会长。力行社的社员很少,据邓文仪说,只发展到七八十人时就 停止吸收了。社员除少数人如刘健群等外,大多数都是黄埔各期学生,其中又以第 一期的为最多。力行社本身没有什么组织机构,社员分成小组,各人都能直接受到 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的领导骨干或省市分会负责人, 省市分会书记只有极少数不是力行社的社员。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多数也是黄 埔各期学生和各个法西斯组织的各级机构中非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层骨干分子,此外 便是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及各级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官员如秘书、科长以至处局 厅长之类。 复兴社的社员,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此外便是 各级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和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一些中等阶层的社会人 士。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主要是帮会的骨干分子和某些下层社会的人,实际上绝大 多数都是土劣恶棍、流氓地痞。 复兴社各级组织的骨干自小组长以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 只有极少数例外。忠义救国会各级组织的主要骨干,则绝大多数都是复兴社的社员。 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也有个别被吸收加人复兴社的,但为数极少。复兴社的社员 一般都是由老社员介绍直接人社。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一般都必须先经过加 人复兴社,但也有不少是被特许直接人会的。忠义救国会的会员一般不知有复兴社, 复兴社的社员又一般不知有中国革命同志会,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会员则又一般不知 有力行社。各层组织对外都是秘密的,而其内层对外层,又逐层都是秘密的,以便 于层层控制。 中国革命同志会,是由力行社社员控制的法西斯特务中心组织,其组织机构是 在会长之下设干事会,而由书记长集权,承会长之命总揽会务。各省市设分会,分 会之下,按地区及机关学校的会员人数多寡,分设区会或支会,支会以下为小组。 小组为基层组织,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一次,内容为传达上级的指示、批示和 文告,讨论总会发下的关于国内外政治动态的提要和宣传要点,汇报和讨论小组所 在地区或单位范围内的动态,汇报会员的个别活动情况——如对共党嫌疑分子的侦 察及对CC团分子活动情况的探索等等,讨论关于发展组织及某些对外的问题,介绍 会员和讨论通过新会员。必要时可召开小组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后,由小组长逐项 详填小组会议报告表,层报上级组织。关于组织、训练、宣传的事项及有关对外某 些具体问题,经层报到分会,由分会分别予以批答指示;但关于所在地区或单位的 政治动态及某些个别人物的活动情况的情报,则分会不作处理,一律转报总会核办。 复兴社自总社至各级组织,都附于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之内,并不 另设一套;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兼办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一应事宜。事 实上,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亦即社的各级组织机构;会的各级负责人,亦即社的各 级负责人。 会员社员虽有所区别,而基层小组一般都是会员和社员混合编组的。但小组只 能通过吸收社员,报经分社批准;社员提升人会,则须由会员向上级组织介绍,经 分会报请总会批准。在分会所在地及其他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则有会员的小组及 区支会,不混合于社的下层组织。会员人会的条件,较严于社员人社的条件。如会 章规定会员每月收人在200 元以上者,应将超过200 元的部分缴纳给组织(事实上 并未办到);社章则无此规定。缴纳会费的规定也高于缴纳社费。会员的纪律也比 社员严些,如对社员最大的处分只是开除,而对会员最大的处分则是禁闭、监禁, 甚至处以极刑(事实上却并未开除过社员,会员被处极刑的虽也有过,但并不多见)。 人会表和人社表基本上差不多,仅人会表规定更详细一些。人会和人社的宣誓 仪式也差不多,但会员的宣誓仪式要更隆重一些,要指派较高级的负责人监誓。宣 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集体 举行的。 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 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 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 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 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 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各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 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 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 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 会、分会除有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 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 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2 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 少在10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书记时的分会会社员概 数来估计的)。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 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量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 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 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 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 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 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 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 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 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 以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 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 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 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 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 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 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 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 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 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 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 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 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 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 来。 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 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 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 “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 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 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 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 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 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 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 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 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 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 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 津贴的。 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 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 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 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 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 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 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 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 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 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 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 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 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 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 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 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 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 治地位和达到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是镇压国内的人民 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 勒之点。可是要镇压人民和共产党,还得有点什么理论,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 蒋介石自己那一套“礼义廉耻”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 —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贺 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 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总之不离一个共 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 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 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 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 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 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 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 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 族的复兴,卧薪、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他在1933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 “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 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 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 年壮丁的军事训练!“等等许多条,就简直是一个行动纲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 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 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 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 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 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和讲演,也 就总不外是连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著作虽不 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 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所谓“礼 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 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 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 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像邓文仪那样的一来就 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 理来。如他在所著《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 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反来 反去,最后的结论却是要统一于“服从领袖”。他的理论,大都类此。 他们这些理论,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 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蛊惑作用。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 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 《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 《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1933年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 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资, 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大型刊物,与《中国革命》周 刊相呼应,同为复兴社的主要喉舌,由复兴社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 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鲜明, 在其发刊词中所表示的态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将传统的个人本位的残骸, 迅速地葬送了去;将集团主义的新兴势力,严肃地建立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为正义的存亡而斗争。”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较进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几期中发 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撰稿人多数是复兴社分子,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前途的观察,显 然都是有着一致的看法和倾向的,但都有意识地说得不太露骨,只是从资产阶级的 一般观点出发,还没有明显地摆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来。这是因为上海当时是全国 文化的中心,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们不能不首先采取试探的态度和渐进的 方针。直到该刊第六期,贺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载了他的文章,接着,蒋介石的训 话也就老是在该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译述,也逐期增多。其 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论著,也逐渐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倾 向。其撰稿人除蒋介石、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 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 因此,这个刊物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也颇有一定地位。 此外,大型日报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有由贺衷寒主 办、初在南昌发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期刊有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 于1933年8 月在北平创刊的《老实话》。这是一个小报型的周刊,没有什么理论性 的论著文章,专门刊登对共产党与其他较进步的党派和人物造谣诽谤。耸人听闻的 报道以及一些内幕秘闻之类的社会新闻,借以迎合一般有闲阶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的趣味,发行量颇大。此外,还有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和由 我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都是先后创刊的复兴社重要刊物。《 青年与战争》周刊最初每期只刊载一些关于“剿共”的宣传鼓动性的短文,其后改 为大型的理论指导性刊物,内容与《中国革命》周刊差不多,到1934年7 月合并于 《中国革命》周刊。 其他先先后后、直接间接与复兴社有关系的各地报刊,也很不少。有由复兴社 分子主办的,如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开封的《河南晚报》;有由复兴 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有由复兴社分子担任编辑的,有为复兴社地方组织所运用的, 计有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汉口的《新中华日报》,南京 的《中华周报》、《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际周报》,上海的《新 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月刊,天津的《现代社会》周刊,西 安的(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的《乐群》周刊,还有其后我在南京主办的《内外 杂志》,等等。各地组织和会社员个人还办了许多小型报刊。各军校政训处和各级 部队政训处也办有不少大小型报刊,如中央军校政训处发行的《黄埔月刊》,连同 各级军队特别党部和各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所办的各种定期刊 物在内,估计至少在100 种以上。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 汉口、南昌、长沙、贵阳等地设有分店。1932年它发行过由汪漫挥主编的一种文艺 月刊和由程拂浪主编的一种关于国际问题译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约有二三十 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蒋介石个人作 宣传的小册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于上海环龙路50号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书局,出版了一 部国联秘书厅编辑、内外通讯社翻译的《国际联盟军备年鉴》(1933年的)及《青 年丛书》、《军事丛书》、《名著丛书》等共约20种,此外还出版了内外通讯社编 译的《内外类编》小册子共40余种。“内外通讯社”是南昌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所设 立、由吴寿彭主持的一个编译机构,主要是编译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动态的专文专论。这个书局设立仅半年之久,即随着中国文化学会的被取 消而停闭了。此外还有刘炳黎在上海筹办的前途书店,也出版了《民族革命文选》 及其他几部书,但终于没有正式办起来。复兴社在出版事业方面,较之CC团是远远 不及的。 复兴社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散布法西斯毒素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复兴社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可为依据,总社又没有一套全面的计划和 集中领导,而只任凭各个报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许多报刊又都是任由主编人 胡乱发表言论,而且翻来覆去,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拥护一个党、 一个领袖”这一套滥调。因此,这些报刊的宣传效果越来越小,连那些编辑者和撰 稿人也都不免有点不大起劲了。到了前面所提到的1933年12月25日在南昌成立中国 文化学会以后,复兴社的法西斯宣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最初是我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的新的 文化运动,以转移风气,振作人心,而首先应从革新生活作起,并先由复兴社组织 的会社员带头作榜样。因此,我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经邓拿去给蒋介石 看了,蒋大以为然,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会社员,并应推行于全国。于是他 就拿去搞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 搞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 级骨干商讨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人同意参加 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缘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 召力太弱,但是我们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说。成立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 任理事长,我任书记长,并在南昌戴家巷14号把牌子挂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 是提出和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 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外, 还列举了十几条细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 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 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二十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 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弓!文化界人士参加, 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1934年2 月到上海,即与刘炳黎、孙伯赛、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 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 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于环龙 路76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会 员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约七八百人人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 大学教授也约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编辑、 记者,随即举行了成立大会,选出吴铁城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并推吴铁 城、刘炳黎、萧作霖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 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负责主办;又将我 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 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 漫锋、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 行的《前途》月刊,我们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们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 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 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组织还举行过宣 誓典礼,请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去监誓和观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 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剑、一把大刀带去,剑作为总会授予,刀 则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 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约有三四百 人,都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的学生,还有部分中央航空学校与浙 江警官学校的学生,以及少数高中学生。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 横队站着,他们的队长赵龙文(浙江警官学校校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 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是大中学生,约共有千余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队后和左 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赵龙文领头举着右手宣读誓词, 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我被请站在主席台正前监誓。然后由浙江分会常务理 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仪节正步 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到前面来的 护旗兵接着,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蒋坚忍等在 主席台上的10余人,陪同我下台从营横队的排头走到排尾进行了检阅。接着由我代 表总会授剑和代表上海分会赠刀,我和蒋坚忍等讲话,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 乐礼成。当时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浙江省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个由警官学校校长任队 长的所谓“文化前卫队”,这个完全按照陆军仪式进行的所谓宣誓典礼,又加上授 剑赠刀这一个突出的节目,总合起来,便明明白白是“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实 在是表征法西斯文化运动精神实质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特写镜头。当时中国文化学会 和复兴社把这个活剧认为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创举和大事,一时传为“美谈”。 上海分会于成立后,除了继续征求会员和有时开开座谈会,并曾举行过几次讲 演会外,因为要集中力量对CC团的文化建设协会进行某些争夺的活动,还没有计划 到怎样来具体实行“我们的主张”。我和刘炳黎认为首先还得有一个文化统制的思 想运动,才能顺利展开我们的文化运动。因此,经过分会理事并在会员中进行了一 些讨论以后,组织了一套专论,于《前途》月刊二卷八期出了一个文化统制专号, 有吴铁城等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题目有《统制真诠》、《人类统治思想的演进 与三民主义的使命》、《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统制》、《我国文化统制的历史观》、 《三民主义的统制阶段》、《文化统制的根本意义与民族前途》、《统制文化以救 亡图存》、《统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统制的目标及方法》、《文化统 制与文艺自由》、《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教育统制的性质和条件》、 《文化统制宜先于经济统制》等等。所有这些文章的“微言大义”,总不出我和刘 炳黎这两个主要发起人所举的要旨。我在文中说:“我们要将文化限制于人类共同 生活和社会演进的范围之内,就是文化统制。文化统制不在成立一个统制机关,要 在于建立一个共同的信念。以复兴民族、夺回民族生存权的抗争精神,为今日中国 文化的基本精神。”刘炳黎在他的文章中说:“惟有把自然统制于人力之下,惟有 把由人力向自然开辟所得来的文化控制于民族精神之下,以民族精神为最高指挥, 民族政治组织及其领袖为最高指挥之执行者或代表,文化为手段或工具,前者统制 后者,把人力即民族精神力或精神作用加于自然开辟的过程之上,即自然被统制于 文化,文化被统制于民族精神,则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 可上轨道,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统制。”这个专号,虽遭到一些进步报刊的抨 击,但也是中国文化学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各地分会及与复兴社有关的各地 报刊,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专号出版以后,我们曾陆续收到数以百计的来函来 稿,即我个人也接到好几十封这种来信,以致不暇作答。当时我和刘炳黎都认为这 个文化统制的思想运动,是会开展得下去而将收到极大效果的。可是这时中国文化 学会却因受到CC团的借故进攻而奉令取消了,从而我们的所谓“中国文化运动”也 整个都顿成泡影了。 在中国文化学会存在的短短八九个月期间,是复兴社法西斯宣传活动的高潮时 期,各地组织的宣传活动都活跃起来,使会社员大大增长了一些“精神作用”,对 社会也起了一些较深的影响。 复兴社特务体系的活动的几个方面复兴社组织也有一个“政治纲领”,只记得 大意是: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全国唯一领袖,实行中央集权制;收复失地,保持领土 主权之绝对完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平均地权,促进农业发展;实行统制 经济,发展国家资本;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厉行国民军事训练;彻底澄清吏治 ;普及平民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安定社会,等等。其实只有“绝对拥护蒋介石” 和“彻底消灭共产党”这两条是其真正的根本所在,复兴社的一切活动,都本 乎此。 法西斯是对内统制和对外扩张一个总体性的特务行动体系,蒋介石既不可能有 对外扩张的条件,而只有对内统制的野心,因此他的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矛头也只是 对内的,但也是总体性的,不论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经济机构 和文化教育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社会事业机关以及陆海空军部队中,都有着它的 各种不同方式的特务活动。以复兴社组织为核心的这个特务体系,还只是其总体的 重要部分之一,而主要范围是被划定于军事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 关于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就是陆海空军部队。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为总 机关,于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中级 以上的政工人员多数都是复兴社分子。其主要活动除进行反共的宣传鼓动外,便是 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和学生的思想行动,不仅对于非嫡系部队和杂牌队 伍如此,即对嫡系部队的部队长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许复兴社吸收带兵官参加组织, 黄埔学生出身的带兵官,尤其是师长以上的非经特许也不能参加,只有少数如胡宗 南、黄杰和桂永清等是例外。其他也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参加了组织,则或者是没 有被他知道或者是派在非嫡系部队负有特殊使命的。他不许拿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 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 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 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作“卖膏药”, 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 作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人带兵。因此,他们在所派驻的各嫡 系部队中,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非但不去监视,反而趋附逢迎,尽力献殷勤讨欢喜, 希望能博取部队长的信任,转人带兵。被派到非嫡系部队的政工人员也一样,他们 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势,作为依附投靠或要挟敲诈的本钱。非嫡系的部队长对他们不 能不有所顾忌,有些也就乐得满足他们的欲望,给予军职,以拉拢他们;大多数则 是采取送钱收买的办法。一般政工人员都乐意被派到非嫡系部队去,因为既可得到 上级的特别重视,又可有机会捞官捞钱,比派到嫡系部队去要好得多。1936年我在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任设计委员,经常同他们许多人接触。凡是被派在嫡系部队的政 训处长,一般都是愁眉苦脸或大发牢骚;而被派在非嫡系部队的政训处长,却大都 笑逐颜开,非常活跃,请客送礼,大肆活动,甚至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他们不仅 和部队长的关系拉得很好,甚至有已被完全收买过去而跑到南京来为他们的新主子 进行活动的。当时派在梁冠英部队的政训处长王汝伴(其后曾任三青团河南支团干 事长)就是这样的,他还拉我和梁冠英认识,并且到处为梁冠英活动。事实上政训 人员对所有各级部队所起的统制作用都非常微弱,甚至还相反地起了一些离间作用。 这一点,政训机构的总头子贺衷寒自己也很清楚。他曾对我说:“部队政治工 作要就只有实行党代表制,像现在这个样子就还不如不要,这样干下去没有什么好 处。” 因此,后来到了抗战时期,曾将师政治部主任一律兼任副师长,但是仍然没有 什么效果。但在宣传反共和领袖独裁,以及进行对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方面,政训人 员的罪恶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则是很大的。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在 驻防所在地,更是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社会实行军事管制,首先就是清查共产 党。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令条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他们的 所作所为,往往连他们的部队长也不知道。至于当地政府及警察司法机关,则更不 能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要说是对付共产党,他们就有着无上的威权。各军事学校 政训处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其中心工作,专司其事 的就是派在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 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当时部队和 各军事机关、各军事学校的各级军官和学生,对政训人员别的一切都不怕,就只怕 他们给戴“红帽子”,而他们却有的就是“红帽子”,可以随便加到任何一个人头 上去的。因此,一般军官和学生虽都瞧不起他们,却也不敢得罪他们,因为“红帽 子”是谁也顶当不起的。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们——贺衷寒居首位,还有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 文仪、蒋坚忍等,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组织就是通过他们来掌握指挥这 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关于人事行政,也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 并不过问。政训系统的各级人员除复兴社分子外,也有不少的人并未参加复兴社, 甚至有些军师政训处长并不是复兴社组织的会社员。并且贺衷寒等也都是直接承命 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组织只是通过他们个人的作用去贯 彻它的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之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也是以陆海 空部队和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军队 党务处(最初是个科)为总机关,于陆海空军部队师以上单位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 校成立特别党部,由各该单位首长兼任特派员;所有书记长以下人员,则由军队党 务处统一调派,当然主要也是以黄埔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为主干,也有由政训处长兼 任书记长的。师以下单位有团党部。营党部、连党部,各有少数专职人员,有些也 是由政训系统人员兼任。国民党各部队所有官佐士兵,虽然大都履行过集体人党的 手续,但是并没有什么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不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各部队中虽有 各级特别党部,也因为没有党的基层活动,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党务活动可言。军队 党务系统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只是利用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的这块公开招牌和经费, 占领这个阵地来进行反共和拥护领袖的宣传活动。而且事实上,属于所谓国民党中 央党部组织部下的军队党务处,是由复兴社主要骨干分子黄仲翔负责掌握的,并不 听命于中央党部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的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第二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将全国青壮年 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第一步以厉行高中以上的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 是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设“国民军事训练委 员会”,各县市及各中等以上学校都派驻军训教官。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的主任委 员及各级军训教官,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也大都是复兴社分子。各县市成立常备 队,轮流调训青壮年,以3 个月为一期,并实行军事部勒,将全县市青壮年置于军 事管制之下。各县、市长兼任常备队总队长,军训教官任副总队长,实际负责。中 等以上学校,则按学生人数编成总队或大队,由校长和军训教官分任正副总大队长, 军训教官实际负责。各校除实施军事训练外,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国民党政府所 颁布的“中等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实施方案”的第九条规定:“凡受军事训练之学生, 对于军事教官之命令须绝对服从,严守军纪风纪,如有不听命者,得按照陆军惩罚 令及陆军刑法处罚之。”(这是最初的有关法令之一,见1932年广州中等以上学校 军事训练委员会出版的(军训)。)其他还有不少法令规章,目的都在于使学生完 全被控制于军事管制之下。各校军训教官更利用这些规定和他们的权力,对学生的 思想和活动进行监视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因此,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复 兴社组织,大都是由军训教官负责的。除了各校实行的军事训练以外,并于每年暑 期举行各省市本届高中毕业学生和大专学校的在校一年级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3 个 月。各省市成立暑期学生集训总队,由训练总监部(实际上是由国民军事教育处) 指派省政府主席、市长或其他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任总队长,省市国民军训主 任委员和教育厅长任副总队长,由国民军训主任委员实际负责。总队设训育委员会, 其主任委员则由复兴社总社指派省市分社书记或其他高级骨干分子担任,负责进行 政治教育和训育,总副队长不能于预。1937年的河南省暑期学生集训,即由我兼任 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总队长是新五军军长部子举,副总队长是省国民军训主任委 员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负责。这一期集训学生约2000人左右, 编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级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军训教官调充。训 育委员会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则都由复兴社分社挑调 所属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别充任。 1937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 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激愤,学生的情绪更为激 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 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 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 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 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 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 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200 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 编人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 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 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 会长,刘咏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 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 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 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 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都是由复兴社组织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员分 别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统制和残酷的镇压。 组积内部情况一斑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 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 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 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书记职位便成为组织内部进行争夺的焦点。1935年 澧梯任总会书记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书记贺衷寒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 经澧梯出以我继贺任。蒋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轮西上。一到汉口,邱 开基(汉口区缉私处长,黄埔三期,云南人)就告诉我说:“丁柄权和阮齐他们听 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书记,都很不服,说你还只20多岁,年纪太轻,又是六期学生, 资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书记难以服众。他们联合了许多人电请总会另行简选,也 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没答应。现在总会已复电严词申诉。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恐 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 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 看来,他们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话后,因年少气 盛,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们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 我即拒不接见;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在会议中对他们的 意见也表示不重视。按照惯例,每逢书记召集会社员讲话的场合,要由主持会场的 人于书记到场时喊立正口令并向书记报告人数;散会后书记离场时,又要喊立正口 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 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径自离场, 而他们也就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 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 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 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赃枉 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 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 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 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 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 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 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 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 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 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 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 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 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 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 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 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 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 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 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 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 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 周低头。 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 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 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c 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 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 命精神” 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 艰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 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 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 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 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因一般人以为复兴 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 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19341936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 安处副处长),陈棋力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康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 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棋胡作乱为,竟将 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棋和吴赓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陈棋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 务站的猎犬。吴赓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 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人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 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惊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 害人装人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 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 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为 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 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 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的”,谁都不敢阻拦他们。 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 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去闹事。萧洒、陈棋等又 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 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 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 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赓恕等人。 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视,对国 民党内和蒋介石系统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视,即使对蒋介石直接掌握的CC团和政学 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 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CC团认作是蒋 介石的“螟岭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CC团自然必须坚决加 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CC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 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 与,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 对CC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说不上是 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 围,CC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CC团的范围,这样,就 迫使CC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CC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 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 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 坐视CC团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暂时没有让这个 “螟岭子”去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去独霸。同时 复兴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会社员,不能不替这些人找出路,从而也就 必须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与CC团争夺地盘,双方便不能不经常发生摩擦。1933年我 们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CC团认为这是复兴社的一个攻势,就赶忙组织一个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抵制。1934年我到上海筹备成立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陈立夫 曾亲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会,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 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 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 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 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 分子与CC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 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 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 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 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 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 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 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 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 起来,简直把CC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人 骨。因此,1934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 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 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 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 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 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 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 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 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 郑介民、葛武络、梁干乔、萧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 澧梯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 “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澧佛、 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 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 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 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 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 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他 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 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 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 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浑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 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 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 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 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 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 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鄂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丫,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 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 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 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在组织中 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 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哈,有奶便是娘,不过 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架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 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 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 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膝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 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 人物,而其实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 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 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 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 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 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 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 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 “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 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 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 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 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 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 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 居。 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 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 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 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 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 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 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 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 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信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 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 “湖南派” 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萧赞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 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萧赞 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 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 的,澧梯、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 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并且 蒋介石早已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因而仅给他在复兴社组织任过一次书纪长。 不仅如此,即对其他的人,蒋介石也同样不放心,所以书记长这个位置总是不 时换人,很少有任满一年以上的。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 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 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 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 蒋介石要挟的资本。蒋对于这个反共急先锋的种种表现,还表示满意,因为这正是 他所要利用贺衷寒的所在。蒋的算盘没有错,贺自己的打算也是打对了的。由于他 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这个力量和宣传影响,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 理论,也就在复兴社和整个黄埔系以至一切反动势力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 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而与胡宗南并驾齐驱。在 复兴社的头目之中他的发言和一切行动表示,都始终是居于权威地位的。因此,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 蚁时,他便成了活动中心人物。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 “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 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 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何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而他也便以居心叵测获咎,大 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与何应钦同样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1940年后,他 曾被弃置闲居了两年,到1942年才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 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也更 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 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 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 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 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 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 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 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 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 算是昏!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 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 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 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 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见他对蒋也正和蒋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的。但 是,尽管如此,贺衷寒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 与蒋完全一致的。正因为这样,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也还是服 从蒋。从他在蒋介石的整个法西斯运动和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所起的极端反动作用 来看,他实在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连他自 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 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 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是说的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 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 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 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 人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 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一直到1934年,是非浙江籍 的黄埔学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便去, 又时而呼之使来,他却总是摇着尾巴,毫无怨色怨言,还老是厚颜无耻地向人说: “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 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疑忌, 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对浙江籍的其他侍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纠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 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 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 (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 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人很不小,有一半人 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 着手研究和准备进行反共间谍组织,并由王新衡。陆梦衣译述了几本关于“格柏乌”、 “切卡”之类的书,以耸动视听,并为其组织反共间谍活动的借口。1932年初,他 的献策和计划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 “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 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 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共”军 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 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 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1934年邓文仪被撤免一 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1933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 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博士硕士之类的文人政 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 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他们企图逐步渗透到杨永泰和熊式辉把持的 政治垄断圈里去,以扩大复兴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可是杨、熊对这些人并不重视, 其后这些设计委员也就被分别遣散了,但也有些人如蒋志澄、李勄九等凭借这种关 系而在各省当了厅长。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理,较之刘健群相 去不可以道里计,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许。他曾对我说:“我对特工 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别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 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作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 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讲演,东扯西拉、长篇大论地写文章硬交给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 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又办书店、出版社、通讯社和报纸杂志,甚 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 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在他任助理书记的期间,书记长 虽屡经更换,而他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在“勤慎从公”,成了组织的看家人,并 且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调解内部纠纷方面出了不少力量,因此才得 被任为书记长。“西安事变”后,他也同样以有贰心之嫌见疏于蒋介石,不再被重 用。抗日战争后,仅得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政治部主任,后调任 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得任国防部新闻局(即复兴社政 训系统的后身)局长,又恢复了他进行反共特务活动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蒋介石的 侍从秘书期间,凭借这个近侍的地位,对黄埔系的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 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对复兴社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 达之责(他被撤后,由萧赞育接替),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特被推重, 有其一定的权威。 至于康泽和戴笠这两个人,真可以称作两个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务典型;可以说, 即使在世界上没有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他们也是不会变成第二个样子的。 康泽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蒋介石的信任。在复兴社组织成立之 初,他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时候,即已突出表现其热衷于法西斯特 务活动的特性。其后他在星子主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培养特务骨干,同时 组织“别动队”,在进行“剿共”军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大肆活动,对人民 所施镇压和屠杀之残酷惨毒,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互为表里而有过之无不及,特别 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为尤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任复兴社书记长, 还大量布置他的爪牙于各省市分会,并更换了许多分会书记。到复兴社解散归并于 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还继续进行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活动。 1941年他和我同在重庆浮图关分别主持中央训练团的青年干部和兵役干部这两 个训练班时,他还对我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还远不如复兴社时代的有活 力,可见秘密组织要比公开组织有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些。如果复兴社当时不改成 三青团或不归并过来,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得多。对付共产党必得使用特殊的组织 力量,因为共产党非一般性的政党组织可比。”从这段话里,可见他如何念念不忘 于他那个充满血腥气的别动队了。 远在1930年,戴笠即自动以搞特务为专业了。据毛庆祥(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 和我谈,最初戴笠经常亲自跑腿,自动搞些情报,送到他那里请求转呈于蒋介 石,每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一次,每次都从后门送到厨房交给厨师或勤务兵,也不问 有没有什么反应。毛庆祥起初并未加以注意,也就懒得为其转呈,后来看到那些情 报中有些也还有点意思,便开始转呈给蒋介石看。蒋看了几次,便交给戴一点钱作 活动费。从此以后,戴便开始雇人进行活动,情报也就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充实了 些。 蒋看了很满意,便亲自召见表示嘉勉,并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便进 一步组织起秘密机构,大肆活动起来,并直接向蒋报告请示了。到1932年春天复兴 社组织成立时,戴便成了当然的特务处处长,因为他的特务机构早就存在,已有了 相当基础,并且久已为蒋所直接使用的了。其后直到他死为止,他搞了15年的特务 活动。 最后,还必须介绍一下胡宗南这个人,胡宗南在复兴社组织中没有负实际责任, 并且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像他是并不热衷于任何政治活动 似的。其实他正是一个有极大政治野心、极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早在1930年,他 驻防开封时,即与冷欣等,秘密组织过所谓“三民主义大侠团”,这是在“西安事 变”时萧洒向我说的。我和胡宗南直到1936年才相识于开封。当时他任第一军军长, 驻防徐州,某次因事过开封,特来访我,谈得很投机。不久我去南京,事先并未通 知他,他竟于我车过徐州时,亲到车站接我下车,强留我在他的军部住了一天,又 谈得很欢洽,从此便交往渐密。在屡次深谈中,我才发觉他有意图取中原作为基地, 并有意于谋取统制复兴社整个组织,他的野心是不下于蒋介石的。他在黄埔系将领 中,由于受到蒋的特意培植,由第一师长而第一军长,提升总在人前,部队编制也 特别大,军饷特别多,而保举人员又无不照准(蒋介石对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都必 直接进派或核委,仅胡宗南、陈诚和汤恩伯得自行挑选保举军师长)。因此,他的 实力日增,声望日隆,成为黄埔军人中无人可与并肩的第一位红人,他也俨然以黄 埔系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自居。同时,因为蒋介石特别把他提名为复兴社领导骨干之 一,大家以为蒋必有其特殊用意所在,所以都对他特别表示尊重,凡有大事,无不 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然否往往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此,他便也俨然以复兴社组织 的幕后人自居。黄埔学生一般都自命为蒋介石的嫡子,而胡宗南则更以“太子”自 许。1939年他和我在西安有一次纵论历史人物,他故意特别推崇李靖而以之许我, “最后却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 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弦外之 音,他竟然以李世民自况。他于1937年即奉令率军入陕,驻屯西北历12年之久,统 兵至五六十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成为实际上的西北最高统治者,被称为” 西北王“。而其唯一的任务与企图,就是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这个革命根据地 和镇压西北各省的人民起义。他除了强征民工围绕陕甘宁边区筑成一道绵延数千里、 纵横层叠的防御工事并以庞大兵力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外,还对邻近边区地带的 居民实行严酷的军事管制和坚壁清野等种种残暴措施。他还在陕、甘、宁、青全面 施行联保连坐以及在”剿共“省份所采取的种种法西斯统治法令。凡复兴社在西北 各省的地方组织和军队、政训、国民军训各个系统,都直接控制在他掌握之下而惟 命是从,一任其驱使利用;即便是绝对独立的戴笠特务系统,其派驻在西北各省的 机构,也同样不能不听从他的指挥。所有复兴社内外系统在西北进行的种种法西斯 特务活动,在其直接发纵指示之下,较之其他各省尤为猖撅。胡宗南的封建统治思 想极其强烈。他在复兴社这个封建法西斯组织中,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 纵指示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复兴社被解散以后的名存实亡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承认与共产党合作共 同抗日,这就不得不宣布将这个专门以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为唯一任务的复兴社法西 斯秘密组织解散,而并人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是复兴社整个组织则变成了三 青团,复兴社的会社员中除了极少数人从此脱离了组织关系,并未转人三青团去的 以外(我即是其中之一),绝大多数一律变成三青团员。原有各省市分社也一律改 成了三青团支团部,并立即都挂上了这块新招牌。原任书记也都一律成了三青团支 团干事长。复兴社总社的全体干事、监事及其他一些高级骨干分子,都成为三青团 的筹备委员和三青团成立以后的中央干事、监事。康泽则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处长, 掌握组织实权。三青团虽说基本上是由CC团和复兴社合并而成的,实际上却只能算 是复兴社组织的后身,也就仍然是为黄埔系操纵运用的一个政治工具。因此,复兴 社在井人三青团以后,只是改了一个名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而且比以前更变 本加厉地进行公开的恐怖活动了。其原有之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也完全原封不动地 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更成为有着一块堂堂皇皇的公开招牌作 为掩护的特务机关;关于军事谍报部分则划人国防部,称为第二厅。原有军事委员 会政训处这个政工特务系统,则改隶于政治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任厅长, 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防部新闻 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则并人 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为军训 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实际上 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也没 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但由 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部,称为第一厅,仍由贺衷寒 任厅长,其原有的整个系统和全班人马也同样完全原封未动;抗战结束后又改为国 防部新闻局,由邓文仪任局长。原有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这个军训特务系统, 则并人政治部第二厅,其各省市的国民军训委员会,一律改并于各省军管区司令部 为军训处,也都是全班人马照旧。其他一切有关部门,也都同样只是改换个名称, 实际上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仍然照常进行原有的活动,丝毫未改, 也没有一天停顿过。因此,复兴社组织在宣布解散以后,在形式上是虽然分解了, 但由于各个系统依然由原有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分别掌握,仍然集中于蒋介石的统一 指挥,从而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原封不动、名亡实存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