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 张严佛 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最初成立的时候,其活动重点在长江流域东南各省,对西 北陕甘各省还没有怎么注意。但自从红军北上抗日,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 形势为之一变。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蒋介石心慌意乱,食不下咽,寝不安枕。 他赶忙飞调还在湖北境内“清剿”红军的东北军十几万人不分昼夜开往西北,并在 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派东北军首脑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坐镇西安,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东北军以及原驻陕西、甘肃境内的杨虎城部十七 路军4M万人,还有蒋介石的御林军胡宗南等尾追红军的部队不下10万人,几方面合 拢来,足有30多万人,以为趁着红军刚到陕北,脚跟没有站稳,发动“围剿”,在 穷山恶水的陕北苦地方,一定可以消灭红军、杀尽共产党了。军统局为了配合蒋介 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灭共政策,于1935年10月“西北剿总”成立的 同时,立即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 省区的特务活动。对四省原有的特务组织,以西安为中心,陕西、甘肃两省为主要 环节,针对着陕甘宁边区,以十倍的人力物力,加强特务布置,以所谓“看不见的 力量”,一面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供应“剿总”作“进剿”决策的参考,并对“进 剿”部队的军官进行监督检举,鞭策着彻底执行反动政策。同时,在后方各地侦捕 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并对广大人民群众暴力镇压,以特务 恐怖手段来维护国管区的秩序治安。 军统局西北区初建时,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之下设立第三科,作为 掩护,进行工作,科长职务由西北区长兼任。这样,军统局西北区既可以与“剿总” 紧密配合,利用“剿总”和第三科的公开名义和职权,横行无忌,又可以保证特务 组织和特务人员身份的秘密。军统局规定: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必须绝对秘密,不 准出头露出。因为组织一经公开,身份被人发觉,那么目标显露,进行活动必然受 到严重影响,有百害而无一利。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 第二条还是“秘密”,悬为严禁。军统局历来在各地方的特务组织以及特务人员的 确实身份,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就是军统下级特务人员也不完全明了军统局的组织 和特务人员彼此之间的正式身份,原因在此。 我于1935年10月在西安负责创建军统局西北区,担任该区区长兼“西北剿总” 第三科科长,其后又两次担任西北区长,前后达3 年之久。关于军统局自1935年冬 到1939年间在西北的重大阴谋破坏,凡我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均如实记录于下。 军统局在西北的主要特务布置 军统局从1932年起,就在陕甘两省开始了特务活动。起初派遣个别的特务通讯 员,然后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陆续建立了特务小组。1934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站, 派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其活动范围为陕西全省,在绥德、洛川、汉中、安 康、潼关等地次第布置了特务小组。同时在兰州也设立了甘肃省站,派共产党叛徒 史铭担任站长,以策划甘肃境内的特务活动。1935年1O月,军统局西北区成立后, 就其组织规模的庞大,活动范围的广阔,都是军统局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陆续成 立了五个省站一级的组织,其中包括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 单就陕甘两省围绕陕甘宁边区而建立起来的固定的特务组织,就经常保持在20个单 位以上。此外,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及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 组,以及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 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无线电设备方面, 军统局从1935年起在西安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李秀夫为支台长。为了加速传递情 报,指挥特务活动,配属各地特务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的无线电分台,经常保持在20 ——30座。至于其他不限于编制、非固定性质的种种布置,如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 派遣和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以及由军统局直接指挥的所谓“策反破坏”的特侦站, 这里尚略而未达。 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军统局西北区和它的主要特务组织都垮台了。1937年蒋 介石设立了军委会西安行营,军统局也随之恢复了西北区的建制,并在行营办公厅 之下设立第四科以为掩护。 1938年冬西安行营撤销,成立天水行营,程潜力主任,于是军统局西北区又在 天水行营秘书处设立第三科做掩护。1941年后,军统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在西北地区 的布置,把原西北区改为晋陕区,指挥陕西、山西两省的特务活动。同时在兰州另 行设立西北区,就近指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特务活动,与晋陕区紧密衔接, 以钳形包围形式,全力对付陕甘宁边区。1944年日本侵略军渡河南犯,军统局在河 南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了。军统局把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名义上指 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筹划恢复的打算,唯一 的矛头是配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一步紧一步地继续进行阴谋破坏。 而为了适应胡宗南军事方面的要求,及时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 报,自从天水行营撤销之后,军统局晋陕区、北方区先后均以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 长官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名义作掩护,室主任一职,由晋陕区或北方区区长 兼任。从1935—1940年,历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的有张毅夫(即张严佛)、江雄风、 王天本、赵世瑞、李果湛、李人士等人,而以张毅夫在西安为最久。其后军统局晋 陕区、北方区的负责人则有王鸿骏、胡国振、文强、徐远举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 后,军统局地区一级的组织撤销,仍旧恢复了在一个省区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 挥机关,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隐人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 和任何名义作掩护了。这是军统局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活动经验,权衡利弊得失,经 过郑重考虑所采取的关键措施。任何地方都如此,西北各省也不例外。 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设两个股。第一股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 报,及时转报军统局和西安行营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特种会 报等有关方面,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第二股主办特 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西北区初成立 时,所有侦捕、暗杀任务,交给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长许忠五执行。侦缉队是一个藏 垢纳污的大杂烩,特务、流氓、地痞、恶霸、骗子、小偷,什么人都有,不容易确 保秘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 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 侦缉队分队长流氓特务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从此, 马志超在西安成为众矢之的,大为杨虎城及其左右所不满。1937年军统局西北区恢 复之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监视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及杨虎城旧部 等等重要任务,不再交侦缉队去执行,另设立一个专搞行动捕杀的秘密组织——特 务队,派西安站长兼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担任队长。迄1938年,李翰廷因为 兼职太多,辞去西安站长职务,在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的掩护下,专负侦捕、暗杀 的责任。同时,“特务队”这个名字刺耳朵,引人注意,为了遮掩秘密,我与西北 区股长丁敏之、李翰廷计议把特务队改名为直属组,仍由李翰廷担任组长,并加派 共产党叛徒、军统局有名的刽子手张春记任副组长,该组共有组员十几个人。直属 组设在西安莲湖公园附近,附设一个秘密禁闭室。直属组专搞逮捕、看守和暗杀, 不做情报。所在地不挂招牌,除组员之外,包括组员的家属和任何其他特务人员一 律不准到直属组去,完全与外界隔离,电话只许打出来,不准外边的人打电话进去。 1938年,八路军派驻西安负责人宣侠父从被监视到被暗杀,就是李翰廷指挥直属组 一手干的。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在西安后宰门七贤 庄1 号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伍云甫为处长,并派高一级负责人宣侠父常驻 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以及各方面联络。张毅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转报军 统局,得到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为了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 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 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 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延到后宰门围绕八 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口加强警察岗哨, 保护居民,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200 公尺的地方,由 警察第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 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后宰门一带正是李翰廷负责的第一警察分局管辖 地区。当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警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 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 看着军统局的颜色行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在后宰门 加设警察派出所原则确定后,立即得到杭毅批准,于是派出所就正式设立了。然后, 我与李翰廷决定派军统特务、警察第一分局巡官充当派出所长,其任务是对八路军 办事处固定监视,不作流动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中共西安最高负责 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的军用品、 武器等等一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色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 军统局西北区对派出所规定了一种日报表。关于来往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服装、进 出和在办事处逗留的时间,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的品名、数量、时间以及其他 一切现象,必须按照日报表所规定的项目填具,每日交由李翰廷转报西北区。如发 现有突出的现象,立即用电话报告。 从1937年门月起,派出所陆续报告西北区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赵寿山驻西安办 事处长杨晓初、杜斌丞常到办事处去。有一次日报表注明,杜斌丞坐黄包车来到办 事处门口,进入办事处一小时后才出来,伍云甫、宣侠父两人送到大门外,在杜斌 丞上了车之后才进去。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住在办事处, 杜斌丞三天内到办事处去了两次。西安青年学生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进入办 事处。1938年春,张毅夫接到派出所长电话称:从办事处里面抬出步枪十几捆,大 木箱十几口,很沉重,像是子弹和无线电材料,正在门口装上汽车准备开往陕北。 张毅夫用电话通知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宪兵团长胡毓英,要他们在西 安城门口、咸阳、三原几个地方的检查哨,对八路军汽车进行检查。关于这个问题, 1938年起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往陕北的汽车,在办事处装 车启运之前,由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负责监视,通知西安警备部队 十六军会同宪兵团在西安、咸阳、三原等地执行检查。汽车上装运的武器、军用品, 凡没有携带西安行营护照,或与护照所写数目不相符合,一律扣留。1938年内,八 路军西安办事处开赴延安边区政府的军用汽车至少有两次遭受检查,其所装运的军 用品、武器,都被借口与护照填载数目不符而被扣留。 军统局西北区不仅从外面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妄想在办事处里面勾引 共产党叛徒,建立所谓“特务内线”,以达到搜集情报、进行阴谋破坏的目的。1938 年起,张毅夫指示西安站长许先登,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八路军办事处里建 立内线。到1939年,许先登派遣了一个特务,运用某种关系与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取 得了联系,并且提供了关于办事处方面的一些情报。这个“内线”,1939年7 月, 许先登还介绍他到西安玄枫桥12号张毅夫住宅和张见了面。但由于八路军办事处组 织严密,对特务警惕性高,所以许先登在西安搞了两年,费尽心机,他所建立的 “内线”并没有真正打人办事处里面,遭到了失败。 运用警察机构掩护特务活动 “运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是军统特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戴笠一开 始就把警察局、侦缉队作为掩护特务活动最主要的公开机关。从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以至司法、外事、侦缉队、警察训练所、巡官等各级机构的主管和重要爪牙,军统 局都一手抓到底,尽量派遣军统特务去充当。军统局认为警察局和侦缉队是深人下 层、统治人民最牢靠的组织,历来对其他公开机关有时可以放弃,而对于警察机关 则不肯轻易放弃。军统局于1934年在西安建立了陕西省站,派马志超任站长,就是 以西安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出现的。他以全副精神和力量,运用各方面人事社会关 系,吸收特务细胞,指挥布置全省范围的特务活动,使西安警察局完全为军统局陕 西站服务。为了安全与秘密,马志超在西安好几年的时间里,陕西站站本部和配属 该站的无线电台,一直设在西安警察局里面。军统局兰州站长史铭也兼任兰州警察 局长,以为展布特务活动的依托。从1934年起,西安、兰州以及陕甘两省较重要的 城市宝鸡、汉中、平凉、天水等地的警察局,都一直为军统局所控制。1935年,军 统局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区。在“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这个原则下,西北区实际 就是军统局在西北方面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西安、兰州各地警察局,都在西北区 统一指挥下,配合特务秘密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秘密组织 配合公开机关”的作用。 马志超是军统特务最早的头目之一,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2年在蒋介石嫡系 部队八十师任团长,曾参加江西、福建“围剿”红军,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 闹意见,1934年转而投靠军统局。戴笠不过是军校六期被开除的学生,一般的“黄 埔老大哥”最初都不肯为他所用,马志超居然俯首帖耳地自动投靠。此时,正当军 统局急于要把特务魔爪加强延伸到西北去,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因此立即 被派到西安去。从19341936年他担任军统局陕西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凭借乡土关 系,加上军校一期“黄马褂”的招牌,招摇撞骗,广收滥用黄埔失业军人、流氓地 痞、恶霸、无赖之徒,加入了军统组织。军统局早期在西北方面的特务,多半是马 志超发展的。“ 西安警察局从1931—1949年解放前夕,一直是军统特务在西安镇压共产党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本营。单就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长时期的两个血腥案子就足以说明 这一点。 第一,1935年12月,我初到西安和马志超谋划,把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特 务力量统驭起来,对共产党来一个下马威,在短期内给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严重打击, 以加强西安市的控制。因此,我向“西北剿总”建议设立西安军各督察处,得到了 同意,指派“剿总”中将参议谢珂负责筹办,并派谢珂为军警督察处处长,马志超 为副处长,我以军统局西北区长身份担任督察长负实际责任。1936年1 月底我离开 了西安,督察长一职由我的后任西北区长江雄风接替。马志超当时担任军统局西安 站长,实际上他是军统局西北区和军警督察处的耳目。根据马志超的情报,1936年 2 月,在谢珂、江雄风指挥下,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共产 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的有20多人。 第二,1936年11月蒋介石进驻西北,住在离西安50华里的华清池,调兵遣将, 重新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已经内定撤换张学良,派他的嫡系蒋鼎文接替“西北剿 总”代总司令的职务。军统局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严令西北区加强对共产党、进步 势力。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镇压,把这个“维护领袖安全”的重担子,直接打电 报交给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负责。马志超一面派遣特务李翰廷等组织了一个便衣警 卫组,驻在华清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同时在西安市和通往临潼县华清池道路上, 加强了岗警与便衣特务的巡逻,采取了进一步盘查、侦防、镇压等非常措施。1936 年12月9 日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群情激昂,一 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标语,在西安市游行示威, 并准备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只知道保护蒋介石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不顾一切,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警察、宪兵、特务对游行请愿学生实行 武力镇压,勒令学生解散队伍、停止游行,把学生队伍冲散,并把西安通往华清池 的中山门城门紧闭,派警察、宪兵实弹上刺刀守住城门口,阻止学生队伍到华清池 向蒋介石请愿。同时,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装实弹的宪警,对游行队伍如临 大敌,学生不服制止起而反抗,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马志超、杨镇亚下令军警 开枪当场打伤学生。马志超电告南京军统局报功,立即得到了戴笠回电嘉奖。 由于他作贼心虚,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连夜混乱中逃 出了西安。1937年军统特务卷土重来,又到了西安。原来在西安警察局的特务舒翔、 李翰廷、许忠五等,仍旧盘踞这个血腥机关。李翰廷还以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 作幌子,掩护他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和以后西北区的直属组长。舒翔、许忠五仍然 充当西安警察局督察长和侦缉队长。但军统局顾虑马志超回到西安去,会引起西安 人民的反感,于军统局和马志超本人都不利。因此,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在军统幕 后操纵下,让非军统分子杭毅、孙谋过渡了两三年。不知道内幕的,以为军统局放 弃了西安警察局,其实这是军统特务运用公开机关和外围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不得 已而为之的狡猾手段。接着,从1940年起,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又由军统特务控制 迄于1949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 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 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 “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 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 种会报成员;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 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 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 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 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 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 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 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 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 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 而始作涌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 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 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1940——1945年劳动营总从长为余翼群。 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 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 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 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 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献、宝鸡组长李铺村,以及渭 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协同 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1942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 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 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 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 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 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50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参观了所谓学生(其 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 条粗劣的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 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户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 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 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 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1938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 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 人身搜查。1938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某些情 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 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 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 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 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 1943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由西安前来访问。 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 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 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企圈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想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 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屡遭失败而死心。 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破坏的阴谋,更是如此。1937年5 月,蒋介石派军委会 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 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1937年我到西安后,也 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1938年3 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 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 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 好话,对我特别要好。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 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 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 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 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 “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 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5 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 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 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 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 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 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 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 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1939年 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 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 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 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恰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 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 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 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 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 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 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3 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 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 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 败了,牺牲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李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 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 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 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 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 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 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 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 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 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 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失败。 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戴笠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是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分不开 的。 1935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1937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 开,但1938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胡宗南茶毒西北10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 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 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曾经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 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 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 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1940年5 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 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 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 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 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湖宗南先生在西北,重 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12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 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 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 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在西安几年,军统局西北区的公开掩护机关并不隶属于 胡宗南,但我与他却比较接近。胡宗南曾对我夸耀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 笠)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的确, 胡好像是较为冷静的。但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 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 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 号胡宗南住 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 一样去向他请示。并非胡宗南和谁有什么特殊,而是完全基于军统局与胡宗南集团 之间互相勾结的需要,军统局历来派在西安的负责人也莫不如此。军统局西北区关 于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郭子明赴延安搜集的情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切动态, 在西安侦察共产党员车耀先、进步人士车向忱等的情报,以及杨虎城旧部孙蔚如、 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孔从周等的情报,都随时向胡宗南作了汇报。就是关于 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军风纪等等情报,也从来不报军统局转报蒋介石,而是就 近报告胡宗南,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任何地方、对任何部队从所未有的。根据这一 点,可以说,军统特务组织是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为了包庇胡宗南而做了胡宗南的 耳目。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特务,胡宗南都叫他们和军统局西北区联系,交换情报。 胡宗南有时候也把某些案件交给军统特务替他调查。 在人事方面,军统局与胡宗南更是互相调用,彼此不分。1938年胡宗南重返西 北后,军统局陆续派江雄风。梁干乔、俞墉等到胡宗南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江雄风 曾任西安第七军分校总队长,梁干乔历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 主任,以及在拘邑、耀县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民运组训总负责人。而梁干乔、俞 塘都在军统局担任过书记长,江雄风则担任过军统局西北区长,他们三个都是共产 党叛徒,派他们到西北去配合胡宗南工作,决不是偶然的。从1944年起,军统局还 介派了戴笠的座上客、军统第一个阴谋家赵龙文,出任甘肃省府民政厅长和胡宗南 的第一战区长官部秘书长,以全面策划防共剿共。戴笠为了胡宗南的安全,1937年 派军统局杭州特务训练班最得意的学生唐西园,担任胡宗南的警卫组长,以与军统 局西北特务组织紧密联系,保护胡宗南。同时,由胡宗南部队高级军官调到军统局 任职的,那就更多。其中有胡宗南部军长吉章简调任军统局交通警察总局长;军统 局经理处副处长林尧民,中美合作所总务组长郭斌,兰州警察局长史铭等,都是由 胡宗南集团调去的。1941年9 月,军统局一次从胡宗南集团现职军官中调去团营长 以上军官20人,派充军统局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大队长等职务,从而充 实了在江南进犯新四军的特务武力。1944年春,胡宗南部队十几万人开往新疆,宋 希濂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军统局立即在新疆警备总部设立调查室,派余万选充当 主任。同时成立了新疆省站和新疆省警务处,派胡国振充任新疆省站站长兼警务处 长,另派刘汉东为警务处副处长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警察局长。此外,还设立 了新疆邮电检查所、航空检查所等等特务机关,这些都是军统特务与胡宗南集团互 相勾结共同反共的实例。 其次,军统与蒋鼎文的勾结。由于西北区配属于蒋鼎文负责的西安行营时间较 久,与之共同策划的阴谋活动更多。除杀害宣侠父、倡导特种会报制度外,当时西 北区借以掩护的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实际就是蒋鼎文的反共参谋处。蒋鼎文在 西安时期,关于共产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杨虎城旧部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 等动态情报,西北区都及时用书面或口头向蒋鼎文汇报并与之商量对策。比较重要 的事实有: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由杨虎城旧部向来以稳健厚重见称的孙蔚如出 任陕西省府主席,这是适合陕西人民愿望的,但南京方面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 为之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孙蔚如一直不放心。1937年我到西安后,不断向军统局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孙蔚如在西安、在陕西境内,大批起用杨虎城旧部,企图死灰 复燃,所谓陕人治陕的大西北主义空气极为浓厚;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和长安县长韩 兆鹗思想左倾,与陕北南汉寰有勾结,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宣侠父来往密切,在 孙蔚如掩护下酝酿反中央活动,杜斌丞、韩兆鹗并在西安“公开诽谤委员长”等语。 同时,蒋鼎文原就觊觎省主席的位置,但不得机会,我看穿了他的心理,不时和他 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1937年底,孙蔚如省主席职务终于被挤掉,蒋鼎文攫 取陕西省政权的目的如愿以偿,这是我和他有了进一步勾结,甚至把我当成他的亲 信的一个重大关键。 1938年春,军统局西北区绥德组长诸大光报告称:绥德附近吴堡黄河渡口,为 八路军从延安与晋西北、华北前线的主要交通线。我接到这个电报,立即向蒋鼎文 建议封锁黄河渡口,破坏延安与抗日前线的交通补给。蒋鼎文采纳了这个建议,指 示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指挥保安团队执行。1938年秋,我建议军统局将榆林组扩建 为榆林站,派诸大光为站长、唐伯先为副站长,以监视和胁迫手段,逼使蒙古沙王、 邓宝珊等接受中央命令,加强特务控制,防止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站长诸大 光报告称,榆林远在塞北,比较可靠的力量,只有白海峰一个师,防守单薄。因此 我又建议蒋鼎文加派何文鼎一个师开往榆林,以充实防共力量。随后,我更进一步 指使诸大光挟持沙王充当了沙王的参谋长,以完全控制沙王。总之,从榆林站的建 立,以至加派何文鼎充实榆林防务,遮断了共产党、八路军北进发展的通道,当时 蒋鼎文认为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军统局也对西北区去电表示满意。 军统局对杨虎城及其旧部的侦防和迫害 杨虎城是蒋介石集团中的杂牌,一贯被歧视,受压迫。在西北方面,军统特务 所注意的对象,除了共产党,就是杨虎城。1935年,我到了西安,军统局西安站长 兼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向我汇报时说:“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 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 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 他包庇引用了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叫马志超要特别注意杨 虎城及其左右的动态。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虎城,由他的秘书周梵伯介绍我到西安 新城大楼和他见过一次面。12月,据马志超报告称:“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 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所亲信”等语,经转报军统局并指示马志超暗中监视宋绮 云,从此宋绮云就成了军统特务的主要对象。 1935年冬,当我还在西安的时候,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的东北人涌人 西安,并不为杨虎城所欢迎,所以“酉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比较合适的办公 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南院门一个大杂院勉强将就,作为“剿总”所在地。12月, 防守西安的东北军刘多筌一零五师特务营士兵与西安绥署的宪兵营宪兵,因为在戏 院里争坐位打起来,一零五师特务营一个兵被打伤,更引起了两方面的不快和不安。 我为了加深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以便运用矛盾,加强对张、杨的控制,指 示马志超以陕西乡土关系向杨虎城及其左右烧火。我自己则向刘多筌说:“杨虎城 自己搞起来的宪兵是私货,西安市的城防与治安之责,应该由一零五师统一起来, 指挥宪兵第一团共同维持才对。”我拿话煽动刘多筌,指望挑拨张、杨的不和。由 于张学良、杨虎城认清了形势,在团结抗日、停止内战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杨虎城对东北军不满之感,自然就烟消云散了。特务的挑拨离间,终不得逞。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在西安失去自由,南京方面都指望杨虎城有 非常举动,把蒋介石救出来。后来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又盛传杨虎城反对释 放蒋介石,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张学良避开了杨虎城,才把蒋介石送走的。西安事 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被军统局非法禁铜,军统局对杨虎城非常虐待。 军统局对杨虎城旧部,集中注意在杜斌丞和赵寿山两人身上,认为杜斌丞是政 治方面反中央的中心人物,而赵寿山则为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在杨将军被迫 出国以至被非法禁铜的长时期内,杜斌丞、赵寿山以及和他们有连带关系的人,都 为军统特务注意的对象。由于杜斌丞经常住在西安,其接触面较广,更为军统特务 所仇视。杜斌丞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当过陕北师范学校校长,是西北文 化教育界前驱。1935年起,军统特务就把他看做眼中钉,指他思想左倾,与南汉奂 有勾结,参与了西安事变,主张扣留蒋介石并且反对释放,他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宣侠父来往勾结,号召杨虎城旧部和西北方面的左倾人物“反抗中央”,公开诽谤 “委员长”等等情报,在军统局档案中起码有一尺高。因此,1937年冬中央根据军 统局情报和建议,免去了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务。杜斌丞在西安有时爱和省府 财政厅长续式甫、民政厅长彭昭贤等聊天、打麻将牌。我也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 于是假装闲散,以师大同学关系找杜斌丞拉扯接近,老着脸皮在一起混,或者干脆 在一旁看打牌,有时候甚至歪着头躲在靠椅上,闭着眼睛装睡觉,实际都是为了侦 察杜斌丞的。杜斌丞在西安成了特务最大的目标,呆不下去,有一个时候离开西安 跑到昆明去避风。但他一回到西安之后,又被特务盯住,1947年被特务横加诬陷, 以所谓贩卖毒品的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 抗战初期,赵寿山担任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十七师师长,经常在前线指挥对日作 战,有时回到西安来。军统局队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物、实力派,对他不 肯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 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期, 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 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杨虎城旧部军官孔 从周等都和他接近,受他的影响。十七师经理处长杨晓初夫妇都是共产党。杨晓初 等驻西安,代表赵寿山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勾结联络”等等。这些情况,军统局西 北区历任负责人,均随时向西安行营蒋鼎文以及胡宗南等汇报。 此外,1938—1939年我在西安还与杨虎城旧部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韩光倚、经 理处长王维之拉拢勾结。当时韩光琦、王维之常到西安东大街夏声戏院隔壁阎雨村 开设的书店后面去聚赌吃喝、抽大烟或者看戏玩乐。我和彭昭贤、周伯敏以及陕西 省府建设厅长雷宝华等也常到那儿去,或者到韩光琦、王维之的住家去吃喝、上大 烟炕扯谈。韩光倚、王维之的目的,自然是希图和特务拉拢以进一步投靠中央,追 求高官厚禄,而我与彭昭贤的目的,则在于刺探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同时对杨 虎城旧部进一步分化、破坏。 1939年孙蔚如部三十八军独立第三旅长孔从周驻在晋南,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 杨虎城旧部中坚人物,军统局也不肯放过,从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介派军统特务吴博 夫充当孔旅的政治部主任以侦伺孔从周。吴博夫的工作就近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 1939年9 月吴博夫向军统局报告称:“孔从周思想左倾,与八路军有勾结,认为被 中央歧视,待遇不如中央军,对士兵讲话,公开骂委员长”等语。吴博夫在独三旅 进行特务活动,为孔从周发觉,被驱逐离开了独三旅。 其后,孙蔚如调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接替三十八军军长,与日本侵略 军在河南广武及陕豫一带作战。由于军统特务配合蒋鼎文、胡宗南等一贯侦监、压 迫,1947年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胡宗南用明升暗调的手段,派他为空 头总司令,所能指挥的只有一个卫士和一个勤务兵。赵将军向蒋介石要求出国不许, 经孙蔚如代他请求也不许,最后起义投奔了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