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华南勾结汉奸伪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始末 何崇校 策反委员会的成立 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蒋介石曾对他的一部分亲信讲过一段重要的话,说什么 :日本侵略我国,我国受到屈辱,这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不能由我们完全负责。 今天国际关系复杂微妙,列强角逐正剧,日本不可能吞并我国;纵使日本占据我国 一部领土,甚至全部占据我国,我们尚有恢复、复兴之日。但如果我们的国家为共 产党所颠覆,亡于共产党,我们就会万劫不复。 1939年,广州已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在韶关碰到一位黄埔前期同学,谈到抗 战形势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现在抗战,不过徒为共党制造机会而已。”我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说:“抗战失利,我们节节后退,日军占据了点和线; 而广大的面,日军无力控制,我们也无法去控制。这些广大的沦陷区,就成为共产 党活动的广阔天地。将来即使抗战胜利,那些已被共党控制的地区,不知要费多大 的劲,才能争得回来。抗战无论胜败,对共产党都有利,所以我说徒然为他们制造 机会。” 这些,也正是蒋介石集团至感苦恼的。为此,他们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其 中包括组织“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混城队”、“挺进队”等特务武装, 在交界地区袭击人民武装,制造摩擦。但这些特务武装没有深入敌后,为了在日军 失败时,抢时间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便决心勾结沦陷区的汉奸、伪军,供其驱使, 实行蒋伪合流。这也是一种敌后工作,蒋介石将这项任务交给军统局负责去搞。 1943年,军统内部刊物(家风)上刊有戴笠一篇论沦陷区工作的文章,大意说, 我国的主要大城市都在敌后,我们不能控制,设若一旦胜利反攻,难免为异党捷足 先得。在文章里他引用古语“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来表示他忧心忡仲。那时候, 军统在敌占区除了在交接地带派有一些武装特务之外,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只布置有 潜伏的站或组,主要是搜集情报和间或干些暗杀破坏勾当。认真去从事勾结汉奸伪 军,实自1943年开始,且美其名日策反。 军统搞策反,先从华南开始,然后推广到广东,以后再推广到华中、华北。1943 年,军统先成立一个“粤海站”(后改称光粤站),专门负责勾结在华南的汉奸伪 军将领。随后在军统局本部成立一个“策反委员会”,统筹指导这项工作。当年我 是粤海站的负责人,在广州亲自去与伪军将领招桂章、许延杰、黄克明等勾结,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时,又将伪军改编为先遣军,窃踞广州。这部分汉奸部队直到国民 党军受降部队开到,才开往郊外,而后甄别遣散。 潜入澳门进行秘密活动 1943年,我在桂林任军统广西站副站长。是年4 月,黄埔六期同学姚虎臣来找 我,说他是局本部派赴澳门去和一个汉奸伪军将领联系的,现已有眉目,回重庆复 命。他还说局本部将在澳门另设一个站,专门和伪军将领联络,这个站一定会由他 负责,他因未干过站的工作,希望我去帮助他。我因当时广西生活清苦,早想调离, 苦无机会,当即表示愿去帮助他。约十天后,姚从重庆返回,过桂林时对我讲: “局本部已特设一个粤海站,我们两人分任正副站长。你的调职令不日可发下,希 望你早日离开桂林,我在三埠(开平)等你。”隔了三四天,局本部来电,调我充 任粤海站副站长。等待工作交接完毕,7 月下旬我才得离开广西站,这时姚虎臣已 先赴澳门。我根据姚的安排先到三埠找到熟人谭培根(军统分子,时任广东缉私处 台山查缉所所长),谭告诉我:“从三埠到澳门,要经过日军几道关卡,危险很大, 最好还是循走私者的小路,从海道去,比较方便。姚虎臣上次到澳门,结识一个大 私枭梁秉銮。梁是金城公司(专干走私勾当的黑帮,其后台是日本海军驻澳门的特 务机关)的台柱,拥有几艘武装走私电扒。姚走时就是搭梁的电扒走的,你去澳门, 我可以安排你也搭他们的电扒走。但这种电执不是定期经常来,你需在此耐心等候。” 9 月上旬,我搭上同日军有关的走私船,作了一次沿海航行,日军和葡萄牙的 巡逻艇虽望见我们电扒,均不予置理,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偷渡。到了澳门, 找到姚虎臣的寓所,我们作了一次长谈。 姚告诉我:1942年10月间,一个军统外围人员李夏荣从澳门到重庆,带有一封 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写给蒋委员长的信。当年蒋介石在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 任参谋长时,招桂章是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他们是老同事。招在信中说他不该落 水做了汉奸,表示忏悔,请求许他自新,表示愿意接受蒋的任何驱策。蒋批示: “如招某确系接受驱策,许以将功赎罪。着军统局派员妥与联系具报。”局本部就 派姚虎臣跟李夏荣赴澳门与招接头。姚不知招桂章是否真心诚意反正,不便贸然上 广州,邀招到澳门见面。招怕自己到澳门会引起日本人注意猜疑,派其参谋长陈眉 介到澳与姚接头,表示愿绝对接受蒋委员长命令指挥。姚返重庆复命后,局本部特 设一个粤海站,任务就是专与招桂章联络。 姚又说:我在三埠等你很久,不见你来,只好先来澳门。到此后得知招桂章已 被汪伪政府调往南京,改任海军部次长,遗缺由何瀚澜继任。招的参谋长陈眉介又 已病逝。这些意外使我们的任务受到挫折。幸好去冬我结识了私枭梁秉銮,梁说他 有办法将香港物资运进内地,只须内地许以等价土产出口作为交换。上次我回重庆 时绕道韶关见了李崇诗(广东缉私处长兼货运处长),李表示此事可行,他可以通 知台山查缉所长谭培根给予方便,并派冯德恭为驻三埠专员,收购梁运人的物资。 我回局本部报告,局本部同意李崇诗的意见,并命我粤海站在澳门就近监督梁的货 运,这也成为我站的任务之一。 姚又说:粤海站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招桂章,局本部指示,要我们确实掌握招桂 章,平时叫他提供有关敌伪情报;到将来反攻时,叫他联系其他伪军将领反正,尽 力配合盟军登陆和策应我军反攻。尤其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务必尽一切方法, 阻止共产党武装进入广州等大城市,等候我中央部队到来,务必不让共产党得到任 何抗战胜利品。现在招桂章走了,我们失去了主要工作对象,真是尴尬事。我对秘 密工作是外行,几个月来一点都未开展,就是等你来。 我想了一下,对姚说:“中央意图很清楚,就是在将来日军溃败时,不让沿海 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现在距反攻时期还相当远,还有足够时间给我们准备。招 虽调到南京去了,我们仍可伺机再与他接上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之后,一些 汉奸也想脚踩两条船,来和重庆勾结,所以利用汉奸伪军,其他高级伪军将领的工 作也可做。我想请示局本部一定会批准的。另外,我们也应多做些情报工作。姚听 后频频点头说:”决定这样办,以后一切听你。“ 除了粤海站之外,军统在澳门尚设有一个澳门站,但两站之间没有横的关系。 1943年11月,粤海站建立了香港组,12月又建立了广州组,到1944年11月,我将站 部由澳门迁至广州。 在广州与招桂章初次晤谈 1944年4 月上旬某日,广州组组长苏德深派人来澳门向我报告,说招桂章事假 回到广州,将有一周逗留。我获悉后,立即去见郑卓(郑是招的老朋友,招给蒋介 石的信是经郑转托李夏荣带往重庆的),要他同我同往广州会见招桂章。次日下午 来到广州,经郑前往联系,招约我晚8 时到他住宅会面。 经过郑的介绍,寒暄一番后我就说:“我从重庆到达澳门已好几个月,此来是 想会见招先生的,因招先生已去南京,无缘得见。今得到见面机会,深感有幸。” 我接着说:“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想招先生尚会记得,当年你和委员长在大本营 和粤军总部共事的情况,委员长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嘱咐我在见到招先生时代他问 候。”我这些话当然是杜撰的,但招桂章听我这样讲,似乎有些感触,他敛容郑重 地对我说:“桂章堕落为汉奸,蒋委员长不以桂章为耻,竟派人远道冒险来看我, 桂章能不感激。委员长对桂章如有驱策,桂章一定绝对服从。”我就说:“现在日 军败势已显,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军再予几次打击之后,我们就可以反攻,美军也会 在我国沿海登陆作战,到时我们希望在沦陷区的伪军将领,和我们配合行动。我们 也知道伪军力量有限,只盼望他们能设法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我们最希望的 是,到时不能让共产党的武装占据沿海大城市。招先生现在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实 力,但平时可联系一些人,我们也会自己去多策反一些伪军将领,到时交给招先生 指挥。”招说,如果这样,他一定尽力去做。我说:“现在距反攻的时间还相当远, 在未到那天之前,我们希望招先生利用你的身份,尽量搜集敌伪情报供给我们。” 招说,这一点他完全可以做到。此外,还商妥我们派一人携带电台在招的身边充当 联络员,人由招负责带到南京,电台由我们自己运送。 我回到澳门,立即发电向局本部详细汇报了会见经过和谈话内容,局本部复电 对我嘉奖,还说俟选定适当人选,当派到澳门随招赴南京。局本部还电令我在华南 尽力相机策反其他伪军高级将领。 敌伪渴望的“和平运动” 1944年6 月,军统局电令我接任粤海站站长。1944年8 月上旬,因何瀚澜为军 统广州行动组分子所刺杀,敌伪政权又调招桂章复任广州要港司令。军统局本部决 定姚虎臣任光粤站站长,站部设在广州,专司与招桂章联络。以后因为招桂章对姚 的印象不好,说姚性情过于浮躁轻率,担任与他暗中联系不甚相宜,要求改由我与 他联系。局本部知悉后命我上广州接替光粤站站长和对招的联络任务,取消粤海站 名称,调姚回重庆。 我在广州住在一个经营轮渡等商业的商人陈晴峰家里,因电台尚在澳门,每隔 一周左右回澳门一次。事先总通知广州组长苏德琛。12月下旬某日,我从澳门归来, 先到苏德琛处,开门的是一个未见过面的老妇人,说屋主都已回乡去了。我感到惊 奇,转身去找黄达明(我们的人都是分散居住的),黄一见我就说:“姚虎臣夫妇 在肇庆被日本宪兵逮捕,已解回广州,苏德琛闻讯怕姚供出住址,已经躲避。苏昨 天派人赶往澳门通知你暂勿来穗,大概走的不是一条路线、未能碰见。”我心里一 惊,就去找招桂章的亲信叶维揪。叶一见我就说:“老姚给日本人抓去了。”我说 :“我想知道姚被捕有无牵连招先生,招先生对此事有什么表示?”叶说:“姚被 捕时即直供是重庆派来进行和平运动的,自承是国民党方少将,所以日本宪兵并不 难为他,解回广州由日军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审问他。富田问他到广州曾联 系过什么人?姚说曾联系过招桂章,招同意和平运动,要重庆方面提出条件和办法, 所以他要回重庆复命和请示。”其时汉奸中的所谓和平运动,亦即是蒋伪合流,和 对日方单独媾和。这是日方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人对姚优礼有加。富田邀招桂章 到日军司令部,问招认识姚虎臣否?招是很机警的人,知道姚出了事,就说:“见 过此人,姚自称是重庆的代表,来问我这方面的人对和平的意见。我答以我们是渴 望和平的,但要先看看条件怎样。”富田到此反而鼓励招说:“你们不妨试探进行, 日方是不反对和平运动的。”富田还叫招将姚虎臣夫妇保释出去,并说日军司令部 可以发给通行护照给姚,让姚平安通过日军防区,回到中国后方去。我听了之后, 心中一块石头才放下。 姚被捕事虽给我一场虚惊,但也使我更摸清了日方的底子,因战事不利,日方 急于和重庆单独媾和。我将这些告诉了苏德琛,苏也告诉了我姚虎臣被捕的原因。 姚前年在肇庆做情报搜集所所长时,与当地走私商人合资做生意,他认为同伙欠了 他的钱,这次去讨债,对方密告日军姚是重庆方面的人,因而被捕。 反共是真抗战是假 我为了控制招桂章,每隔两三天必去见他一次。白天招要去办公,我一般在晚 上先到叶维揪家看有什么情况,然后相偕去招宅,三人躺在烟床上无所不谈。我不 想在谈话中打破招还存有的中日议和的幻梦,但提醒他应有两种准备。我对他说: “中日战事能和平解决固然很好,但怕不易做到,所以也应作打到底的准备。”并 说:“中央知道伪军力量有限,不会要求伪军对日军硬拼,只希望相机做一点牵制 作用。而最主要的目的和要求,是在日军一旦溃退,中央军尚未赶到之时,如何确 保大城市不落在共军之手,在华南特别是在广州要坚决做到这一点,不知招先生有 何好办法?”招说:“我是惟蒋委员长之命是从,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不过到时只有我的海军十多条小兵船,几百名陆战队,恐怕力量不够,必须拉些陆 军共同来做。此间陆军将领我虽认识,但无深交,我尚不便去策动他们,这方面最 好请何先生去做功夫。”我说:“策动此间陆军,可以由我们负责。关于到时确保 广州,我们已研究过,认为并不困难。广州附近的共军,只有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 这两支部队,东江纵队力量稍大些,但它的活动地区离广州稍远,我方十二集团军 一八七师张光琼部驻在河源,一五四师郭永镰部亦在附近,不仅为了防御日军,更 主要是为了监视东江纵队的。如果到时东纵向广州移动,张师等就蹑击于后,我想 东纵不是那么容易向广州推进的。至于珠江纵队,在粤南既有李辅的伪四十三师和 伪护沙总队xxx 部牵制它,也不那么容易向广州推进。在中山的珠纵区动大队,有 我袁带的挺进队,特别是在大涌的肖仇支队盯住它,也不容易来的。何况我们还可 策动广九线和东宝、中顺一带的伪军一致行动,我看不让共军窜进广州有把握可以 做到。广州要港司令部的船舰用来海战是不行,但用来封锁河道,不让共军前来广 州,我想是绰绰有余的。你的陆战队就配合广州警察局严密维持秩序,我想是可以 控制得住的。我们只要顶住四五天,主力部队也就开到广州了。”招听后笑着说: “我的舰艇用来封锁河道,那是满有把握的。” 事隔不久,局本部来电询问具体办法,我将与招商订的方案报上去,并说此间 伪军将领招桂章资望最高,将来用他在此间统一指挥可以胜任。为了不致到时匆遽 忙乱,请先委发招一个适当名义。1945年2 月中旬,局本部回电批准我报的方案; 并称奉委员长侍从室侍XX号委令开,兹委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希即转饬知照 云云。国民党正式委任汉奸将领以名义,招桂章是第一人。其余伪军将领受委,都 在日本宣告投降之后或投降前夕。 我接到电令后心想,将来我要叫招指挥广州及其附近的一切伪军,光是一个先 遣军司令名义尚不够,在将委今抄转给招桂章时,有意在司令之前添了一个“总” 字。 方案定了,我就急于去抓其他伪军将领,选定的对象是广东伪绥署参谋长许廷 杰。因当时伪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是由省长诸民谊兼任,诸是文人,所以绥署事务和 广东境内伪军的指挥调动,都由参谋长许廷杰负责。我的居停主人陈晴峰与许认识, 且很熟,我让他找机会对许延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总要失败,应该及早 找条措重庆的路线。过了两天,陈告诉我他已找机会对许廷杰讲了,当时许沉吟一 阵,才说现在不能谈此事,请七叔以后不要再提。我说许已意动了,不过他怕日本 人,现在还不敢和我们接头。我们不急,可以慢慢来。陈晴峰又问,他和伪三十师 一个团长林建新感情很好,可否策动林反正?我说可以。通过见面,我派广州组的 黄国球到林的驻地做联络员。 此外,光粤站广州组运用员张伯荫,是广州伪组织主办的《中山日报)社社长, 我们准备到时将该报改为《光粤报》,利用原有物力人力为我们作宣传。再是根据 招的要求,我报告局本部,请求释放因准备投敌而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的郑星搓, 并派他回广州襄助招桂章工作。 至此,我感到担任的任务已布置差不多了,于是静候形势变化了。 日本投降及先遣军总部之成立 1945年8 月15日午后,叶维揪打电话邀我去招宅,告诉我已听到新德里电台播 出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并说招先生已通知海军联谊社的厨师送一桌酒席来, 今晚我们要痛饮几杯庆贺。 饭后,我们三人横躺在烟榻上商谈。招说:“现在日本既已无条件投降,我看 广州先遣军总部已无成立之必要了。”我说:不,广州先遣军总部一定要成立。现 在日军虽说投降,但我们的中央军尚未到来。中央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在这段时 期内控制广州。为此,我们要赶快成立先遣军总部。“招说:”我们成立先遣军总 部,会有不少困难。“我说:”招先生大概是担心日本人不答应,担心伪组织伪军 不听从,担心经费无着,这三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现在日本已投降,招先生是蒋 委员长委任的,又与日本无利害冲突,他们绝不会不答应;伪组织伪军的官吏,一 听日本投降,正在对他们的命运恐惧,只要我们安顿他们一下,他们绝不会抗命; 关于经费,只要我们掌握了权力,银行金库都在我们手中,不须担心经费问题。 “招说:”何先生这样说,我就放胆去做。“于是商定次日由招通知日本南支派遣 军司令部,由我找伪绥署参谋长许延杰,请他们予以协助,17日上午再邀几个伪厅 长到招宅座谈。 8 月16日一早,我请陈晴峰约许廷杰来我寓所会面,之后,就到招宅。中午, 招告诉我,他到日军司令部,见到了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富田少将,富田对他被中央 委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表示祝贺,并表示尽力支持,还表示愿意将几年来积存的作 为参谋长活动费的棉纱相赠(因那时伪币不值钱,日军高级军官的活动费都以在香 港掠夺得来的棉纱支付)。我说:“我早就估计日方对你不会阻难。下一步,今天 就要发出请柬,请四位厅长和郭卫民及有关的人,明天上午来此大家商量。”招答 应下午把请柬发出。 我回到寓所,陈晴峰告诉我,许延杰下午4 时一定来见我。届时,许带了四名 卫士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见我就说:“何先生,我真不对,现在才来见你。”我说 :“现在我们见面并不迟,我对许先生表示欢迎。”随即告诉他,中央已于2 月委 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命其在日军败退或投降时,维持广州秩序,勿让“暴 徒”扰乱。今天上午,招已会见日本南支军参谋长富田,说明此事。富田说日军一 定对招支持。招的司令部日内即将成立,请他来担任参谋长一职。许表示:“我一 定接受命令。我与招公也是很熟的,我愿意协助他。” 我与许延杰会晤后,即发电局本部报告定于8 月19日成立广州先遣军司令部, 参谋长拟由许廷杰担任。翌日局本部回电批准。 8 月17日,日本人才让投降消息在广州公布。是日上午,在招宅邀请伪民政厅 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xx、建设厅长兼广东储备银行行长李荫南、教育厅长陈良炯、 广州市警察局长郭卫民等人座谈。我在会上说:“中央军约在10——15天之间可开 到广州,蒋委员长已委招先生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并令立即成立司令部,维持治 安,并负责保护国家财产公物、机关档案,以待中央派人来接收。为此需要各位协 作,共同进行。先遣军总部即日成立,原来各厅暂改为处,隶属于先遣军总部,仍 由各位负责,看各位有何意见。”几个伪厅长听后都表示要得到诸省长同意才好办 理。我听得不耐烦,就发作说:“难道今天你们还要听诸民谊的话,而不听蒋委员 长的命令吗?这是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不愿协作,可以听便。”我还恐吓 说:“现在我可以拘留任何一个人,今天日本人已不能保护你们了。”几个伪厅长 面面相觑,才表示接受任务。散会后,我让招打电话与许廷杰联系,要他通知广州 区各伪军今后要听从先遣军总部的命令。 接着,国民党军委又将伪二十师、三十师、四十五师师长陈孝强、黄克敏、彭 济华等人分别委为原驻防地区的先遣军司令,我立即派人分送委任电令。8 月19日, 招身穿海军中将服装,赴总部去举行就职典礼。我这幕后导演者算是完成了任务。 鲜魔乱舞乘机掠夺 广州先遣军总部成立的第二天,在花县、从化粤北一带活动的“中美合作所” 别动军蔡春元支队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先遣军总部发给军服800 套,为他们准备驻 地47处,并声言日内即开入广州市区。招问我如何处理,我说蒋委员长有令,除指 定之受降部队外,任何部队不得进城,给点军服还可以。翌日,蔡春元的别动军伙 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不顾先遣军阻拦,强行间人市区。他们一人市区,第一步就 劫走了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省籍商人, 劫夺台籍商店的物资。他们的部属,特别是谢大傻部,三三两两闯人商店,强取强 拿,店伙向他们要钱,就拔出短枪,怒目相向。风声传开,许多商店都关了门,人 心惶惶。 这种强盗行为,不止是蔡春元和谢大傻部如此,其实我和陈劲凡(军统广州站 站长)的部下也是如此。陈劲凡一闯到广州,立即私刻了一颗“军事委员会广州军 事特派员”的关防,我不知他利用这颗伪关防做了多少坏事。有一天,陈的手下运 了一卡车瓷器古董回来,说是去抄了伪南海县县长李道纯家得来的。他们指着那些 东西请我任意要。我知道他们为了堵我的嘴,遂笑着点了两件,他们立即替我送回 寓所。 在日本未宣告投降之前几天,我的书记吴德辉带一别动军爆破行动组长李祖澄 来见我,说他们是军统训练班的同学。8 月18日,吴又向我说苏德琛组的组员李元 贞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台湾籍商人,苏德琛想和李祖澄合作绑架这商人勒索一笔钱。 吴还说:“我们跟二哥(指我)工作都很苦,大家又很穷,我们想借此得一笔钱, 大家分来使用,也算二哥一份,请二哥不要阻止我01. ”我说:“事情如搞到局本 部知道,你们要受严厉处分的,你们考虑过吗?”吴说:“我们瞒外不瞒二哥,如 事情泄露,我们自己承当,决不牵累二哥。”我想在那个情况下,也无法真能禁阻 他们,遂点头默许,只是说:“你们得手也不必送一份给我。”此外,苏德琛还将 已逃跑的台湾籍商人的酒家,改作广州组的组部。他家客厅里放着五六辆崭新自行 车,我想一定是非法得来的。我们还从警察局警探处长手里得到一张印有“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光粤站工作执行证”字样署上我名字的“工作证”。据说是从一商 人处得来,这商人说:在日本宣告投降后四五天,有三四人拿出工作证来搜查他的 店铺,‘强行拿走一些货物。他们离开时,遗下这个工作证。我和吴德辉研究,认 为苏德琛干这事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苏已弃职潜逃,我已无从追究。 8 月ZI日,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何世礼率领属员自江西赶到广州,交一大笔 关金券给招桂章,委托先遣军总部替他在四乡收购大批军米。当晚,我和招桂章、 叶维揪仍在烟床上倾谈,叶表示希望能去接收储备银行,以便大家从中得点“好处”。 我说:“储备银行是接收重点之一,银行账目是不易临时伪造的,到头来会弄得一 身麻烦,这是一件‘长虱子的棉袄’,还是不穿为好。”招桂章说:“今天何世礼 委托我们代购大批军米,这对我们是一个好机会。现在四乡还在使用储备券,我可 向储备银行提借一笔储备券去买米,将何交的关金券去套购黄金外币,待军米买齐 后,再将黄金外币沽出,买回储备券归还银行。我们利用储备券天天跌价,一转手 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这也不算犯法。”我和叶都赞成,交叶去办。为期不过十多天, 我从中分得港币5 万元。 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一些人员,显著的和隐蔽的,大的和小的,都利用机会 来抢劫掠夺,上面仅举我直接接触的几件,可见一斑。 中央军进入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8 月22日何应钦在湖南芷江召集各方面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开会,分配受降任务。广东方面分归张发奎和余汉谋受降。张发奎派中将高参张励 率领前进指挥所人员200 余人,于9 月6 日空运到广州。张等下机后径到越华路先 遣军总部,令招桂章、许廷杰将先遣军总部立即迁出,改为前进指挥所驻地,招的 先遣军总部便迁往南堤原伪要港司令部内。9 月9 日,十三军军长石觉率部开到广 州,一到广州即进驻南堤先遣军总部,再次将先遣军总部赶走。 新一军孙立人所部及十三军石觉的部队一到广州,就像别动军进入广州时一样, 也是连收带劫。仅举两件小事:石觉的十三军霸占了先遣军总部在南堤的办公处所 后,许延杰来见我,说:“总部被占是不能收回的,但一些公文档案应发还给我们。 司令部的地下仓库内尚存有要港司令部的军饷和烟土,也应让我们取回。”我便与 许等同到南堤石觉的司令部,但门卫不许我们进去,求见军长,传达说:“军长不 在,在也不见客。”这时原要港司令部一名伙夫从里面出来,告诉我们地下仓库昨 晚已被撬开,现款和烟土都被搬走了。 再是我寓所附近有一私人医院,叶医生是台湾名医,这所医院医疗仪器器械非 常完备。9 月9 日午夜,我见新一军驶来五六部大卡车,将医院所有物品抢搬一空。 这两件小事,只是中央军进入广州千万件行为中之一二而已。 9 月14日,张发奎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少将飞抵广州。9 月历日,举行受降仪式。 广州地区的日军于9 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和日侨分批遣送回国。此时,我的任务 已完,遂电请军统转报上级准予将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并请示对伪军官兵的处置 问题。10月1 日,军统回电给我,准即将先遣军结束,伪军官兵统移交第二方面军 司令长官张发奎处理。我即转饬招桂章依照办理。先遣军总部于10月5 日结束,伪 军官兵移交后,据我所知,除精壮伪兵编入国民党部队外,伪军官和老弱兵都被遣 散了。我因勾结伪军卓有成效,被奖给有战功才颁给的云麾勋章。 先遣军结束了,招桂章、许延杰等尚住广州。人民不服,张发奎也想将招惩办, 但碍于蒋介石发过正式委任令。1945年12月中旬,何应钦到广州巡视,张发奎说人 民要求法办汉奸,得到何应钦同意,便将招、许等人逮捕。并判招徒刑10年,许廷 杰徒刑5 年。我得知招被捕后即电军统局进行营救,但未发生作用。直到1949年五 六月,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招、许始被亲友保释出来,两人出狱后,立即逃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