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谈判突破 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 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 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 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 生,组团互访。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 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 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 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 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 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 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和深圳特区等地。我 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 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 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 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 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 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 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 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 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 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 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 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 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 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 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 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 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 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 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 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 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 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 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1986年7 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 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 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 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 “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 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 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