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中英合作生变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封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
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
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

    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
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
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 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
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

    梅杰举止比较谦和。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
是一名“新兵”。

    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
款。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
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

    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
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
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我表示，政制改革
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一场旷日
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1989年底，随着我国局势稳定下来，经济持续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松动制裁中
国的立场。

    美国先派了特使秘密访华，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英国自然不甘落于人后，也
采取了主动。

    撒切尔首相决定派其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于当年12月4 日秘密访华，
转交她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正式信函，并与中方探讨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

    这是中英双方一次重要的接触，为今后几年双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交锋拉开
了序幕。

    柯利达曾任驻华大使，是一位“中国通”，还直接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
谈判。

    他对中国事务很熟悉，同时也深知如何捍卫英国的根本利益。

    在香港问题上，他与保守党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职后，一直对英国
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评态度，坚持主张维护与中国的合作，不与中方对抗。

    但是，此次他作为密使来访，是为了忠实地履行撒切尔首相的方针。

    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
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
“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

    然后，撒切尔笔锋一转，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
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
安排保持协调。

    柯利达抵京后，与周南副外长会谈了一整天，全面地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
港问题。

    柯利达提出了增加两国贸易、恢复官方高层接触等改善双边关系的具体设想，
也提出了英方准备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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