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中英合作生变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封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 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 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 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 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 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 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 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 梅杰举止比较谦和。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 是一名“新兵”。 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 款。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 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 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 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 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我表示,政制改革 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一场旷日 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1989年底,随着我国局势稳定下来,经济持续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松动制裁中 国的立场。 美国先派了特使秘密访华,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英国自然不甘落于人后,也 采取了主动。 撒切尔首相决定派其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于当年12月4 日秘密访华, 转交她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正式信函,并与中方探讨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 这是中英双方一次重要的接触,为今后几年双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交锋拉开 了序幕。 柯利达曾任驻华大使,是一位“中国通”,还直接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 谈判。 他对中国事务很熟悉,同时也深知如何捍卫英国的根本利益。 在香港问题上,他与保守党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职后,一直对英国 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评态度,坚持主张维护与中国的合作,不与中方对抗。 但是,此次他作为密使来访,是为了忠实地履行撒切尔首相的方针。 撒切尔首相致江总书记的信相当长。她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扭转两国关系恶 化的趋势,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了英方的立场:信守联合声明,特别保证 “无意让香港被用做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 然后,撒切尔笔锋一转,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 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 安排保持协调。 柯利达抵京后,与周南副外长会谈了一整天,全面地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 港问题。 柯利达提出了增加两国贸易、恢复官方高层接触等改善双边关系的具体设想, 也提出了英方准备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 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