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张疯子的脸 “博伊兰小姐?” 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打断了我的思绪。 “什么事?” “联邦调查局。高航爆炸案我们有个见证人,需要你跟我们来一下。” 我的心在胸膛里沉了下来,压挤着肺部,我变得呼吸急促,不均匀地猛吸了几 口气。高航爆炸案件?但他们怎么找到我的呢?一个拖了很长时间的案件刚结束, 我很累,在这里只是要换飞机回家。我甚至根本没注意到这个人,他穿着深蓝色衣 服,外形轮廓鲜明。我在飞机票上找油笔写的登机口号码时,肯定正好走过他面前。 他会带我到哪里去?为什么是现在?我的脑子飞速转着,想找些解释、找些合 理的理由来拒绝。 “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有行李!” “我们已经拿好了你的行李。” 通常我在机场都是匆匆忙忙的,1994年7 月在旧金山换飞机时我难得有个喘息 的空。终于可以把最近一个案子的压力抛在脑后:素描做好了,新闻界正在赶出通 缉布告以大规模发布。终于,我再过四个小时十分钟就到家了。 我在拥挤的乘客里找着空隙穿过机场过道,思绪飘到我在俄勒冈州班德乡村的 家。我想到我们黄色的拉布拉多小狗迪伦从木屋的前门里跑出来,沿着弧形的车道 飞跑着来迎接我,然后顺着惯性滑到沙砾车道的边上。 我几乎可以闻到热而干燥的空气里诱人的香味,虽然是高地沙漠的夏天,杜松 和松树的混合味道里仍然带着炉子里烧松木的淡淡味道。每次飞机上的服务员一打 开门,树脂的味道就弥漫进飞机舱,好像是让我确信我是真的到家了。班德附近的 居民说,这种粗糙的香味你呼吸的时间长了,就会认为是自然的了。我不知道。我 因为工作的缘故离开得太多。 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琢磨受害人和犯罪见证人的心理,捕捉他们的记忆、 祛除他们的恐惧、画出他们记起的犯罪人的面部细节,以便罪犯再次犯罪之前就逮 捕他们。 我在书上曾看到,有人为了找到命里注定的爱人仔细搜索人群中的脸。我曾经 取笑这样的做法,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开始搜寻犯罪人的脸之后就不这样了。 他们的脸经常出现在我面前:每一点细微的不同,每一个角度。每一个阴影, 每一根线条。在任何我去的地方,我悄悄地琢磨着这些脸的形状、颜色和质地。我 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眼睛是湿润的还是冰冷的,它们是在拒绝还是隐瞒,伤疤是新的 还是已经恢复平滑,皮肤是擦过油的还是受过虐待。 我去调查案件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嫌疑犯逍遥法外,有可能很快再作恶。 我被召来画出绑架者、轰炸人、杀人犯或是强奸者的清楚的相貌。 我家所在的俄勒冈班德小镇卧在喀斯喀特山东部三姐妹山脉的阴影中。如果不 是因为联邦调查人员的出现而改变了行程,我到家时夕阳的余辉刚好滤过高大的黄 松和高地沙漠上长长的草叶。 我穿过旧金山机场去转机门时,新出炉的匹萨饼的香味让我感到一阵饥饿—— 这对于像我这样闹饥荒的外出旅行者真是恶劣,我们通常是在高档宾馆的小型吧里 吃大块的肉豆蔻饼干,喝半温不热的饮料。要吃到热而可口的东西简直是做梦。但 是一排排的报纸上面的第一版面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忘记了饥肠辘辘。 当地报纸标题的首行里赫然“谋杀”两字,一刹那间我几乎忘记了我是在哪个 城市。报上的事情使我想起阿尔布开克和弗拉格斯塔夫,这两个西南部的城市在一 段旧高速公路的两端,十六岁的乔纳森·弗兰西亚在这里的一起汽车抢劫案中被残 酷杀害。为了认出这个杀人犯,我前五天都在访问别人,绘制画像。这么短的时间 内这个案子不可能有新的进展,但是我走向大厅里的安全检查处时想,说不定会有 点早期突破。联邦调查局人员突然在我肩上一拍打断了我的思路。 开始我以为我去了什么东西,可能是收据。“谢谢”两字正要出口,但我转身 看到这个叫我的人的眼睛时,马上知道了不是这么回事。我认得这张脸:按规定修 理的头发、统一的暗色西装——唯一缺少的就是通常那种修剪到唇角和唇线以上的 胡子。他一定是个警察。 一个皮证件盒在我面前打开。“联邦调查局,”他说,然后又抱歉地说,“我 是马科斯·诺埃尔,夫人。”机场上的人群继续在我们周围流动,毫无察觉,好像 他只不过在问我当时的时间。 他的出现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我的计划将再一次被打乱,我得回到拥有我的工 作中去。 我做出一个“职业”的微笑,跟着他走过大厅,离开在机场另一边的我回家的 班机。 我们在旧金山机场走过玻璃罩住的古玩展览,诺埃尔探员手臂下夹着重重的三 环活页夹很吃力。那些活页夹里塞满了案情报告和有关证明的复印件,包括从嫌疑 犯的致命的包裹上取下的已盖销的邮票的复印件。他毫不浪费时间,开始给我很快 地介绍了一下高航爆炸案,同时强调了国家安全。 我听着,但是我的思绪时而飘出他的话语之外。有些我不想听。事实上,我一 直在想我不得不打的电话。诺埃尔探员在谈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案件,我 则越来越担心我丈夫会说什么。他会认为这是职业难以避免的偶然性还是我又一次 不守信用?我把这想法推到一边,强迫我自己集中注意力。 为了截然分开我的两个世界,我有时间在家的时候总是尽量避免知道新闻,所 以当诺埃尔探员啪地打开他的证件盒时,我还不知道“高航爆炸凶手”是全美通缉 的最重要的杀人犯,也不知道他已经连续十五年疯狂地杀人,或者说自从他1978年 第一次把目标对准芝加哥附近西北大学科技学院的一个教授起,他安置了一连串用 废弃的东西做的炸弹。这个联邦警察局的探员一边给我介绍案件的背景情况,一边 陪我来到靠近我们的登机口的一个座位。 1979年,这个幽灵一样的爆炸凶手要炸毁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但他做的 某个东西发生故障起火,导致飞机紧急着陆,十二个人受伤。如果炸弹像他计划中 的那样在航行中爆炸,伤亡将不可估计。 后来他选中了联合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然后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系。1985年,他给西雅图附近波音公司的构造部邮寄了 一个炸弹,但是在大爆炸还没发生时思维敏捷的保安人员就看出了它。 其他的被害目标就没这么幸运了。到1994年为止,“高航爆炸”造成了二十二 个严重受伤者,一个萨克拉门托人被一个伪装成普通包裹的炸弹劈成两半致死。 联邦调查局、美国邮局和烟酒枪支管理局得出结论,这些是同一个犯罪人或团 伙的罪行。联邦调查局组织了一个任务组,主要分为旧金山和芝加哥两个办公室。 他们把这个案件叫作“高航爆炸”——“高”代表“高校”,“航”代表“航空公 司”,这是凶手早期计划毁灭的目标:“爆炸”是“爆炸凶手”的简称。 诺埃尔探员对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这案子对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说并不 容易。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嫌疑犯,没有人索要钱,爆炸都没有留下可追寻的 线索。爆炸凶手自己制造了炸药并小心去掉了自己作案的痕迹:没有一个指纹,没 有一缕头发,没有一丝织物的纤维。但是几乎像嘲笑一样,他用他独特的自制的部 件在每一个炸弹上都“签了名”,这种部件用商店里买的简单材料也能代替。 他的炸弹结构精细,在组装之前先把各零件编号,进行分析之后再反复改造组 装。他在每一个炸弹里装上一个不可毁灭的部分,上面刻上两个起首字母“FC”— —好像是说:“我在这里,我有能力。”然后在把炸弹发出去执行它的毁灭任务前, 他会在其中留下一两个线索,经常是和木头有关——木头是他制造炸弹的基础材料 和他神秘注解的主要部分。 在八十年代中期,他改变了战术,不再邮寄而是亲自去放炸弹。直到1993年, 他没有在媒体出现。同一年,他重新露面,先是往一个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在加利 福尼亚的家里寄了一个书信炸弹,两天后又给耶鲁大学一个计算机科学教授寄了一 个炸弹。 然后,好像是要让每个人知道他就在周围活动,他给《纽约时报》的副主编寄 了封信,声称他是一个叫FC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那时,珍妮特·里诺是司法 部长,以她严肃、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资助联邦调查局调查此事,加紧了原本紧 锣密鼓的调查,于是便有了我1994年在旧金山机场被拦住的事。 诺埃尔探员给我讲完了我的任务:我要去见已知的高航爆炸案的唯一见证人。 她的身份已经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为了避免被媒体知道,过去七年以来她和她的家 人已换了三个住处。 我仔细看了一眼这个老练的探员,他近六十岁,穿着深色西装。在其他的情况 下,我会觉得他善良的脸和温和的态度很亲切,或许甚至是有魁力的。他已经完成 了他的工作期限,可以拿他的工作证去换一笔舒服的退职金和一个高尔夫俱乐部的 会员证,但是他为了抓住这个狡猾的罪犯,放弃了向往了十多年的东西。 我们排队登机时,当一个调查后备人员给我带来的沮丧感开始消除了。我心里 在感叹,等到我见到见证人时,按书本上教授的内容进行的画像过程通常很容易破 坏对犯罪嫌疑人面部的印象,这种印象本来就是容易受到破坏的。 简单地说,我通常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努力在脑海中重现一度完整的罪犯 形象,这个形象恰恰在试图画出这张脸的过程中被无意破坏。 “这个案子让我发疯,”我告诉诺埃尔探员,“我是说刚脱手的案子,乔纳森 ·弗兰西亚汽车抢劫/凶杀案有六个月了。你能相信吗?电视节目《未解开的疑团 》打电话请我帮忙。他们计划围绕这个案子拍《事情发生六个月以后》。见证人的 记忆已受到损坏,别人给他们看过很多张脸,以至于他们记不起他们事实上见到了 什么。警察做的错误的素描已经发布了好几个月了,警察和联邦调查局在公众的眼 里已没有任何可信度。”我摇了摇头。公众开始的浓烈兴趣对于我们要破的案非常 重要,这一点却因为错误的信息被浪费了。根本没有任何线索可寻,家庭给毁了。 又是一个烂摊子——六个月长的烂摊子。 能够说出来真的感觉不错。一个像诺埃尔探员那样有才干的侦探——他习惯了 大案要案——能够理解这种沮丧心清: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情却那样没有必要地犯 错误。 他听着,眉撩起来,肩膀几乎耸到耳朵那里,浓浓的眉毛下眼睛抬起来,一副 “不要现在杀我”的样子,他一边慢慢地嗫嚅出这些话:“我,哦,是不是提过, 嗯,我要带你去见的这个高航爆炸案的见证人……十年半以前见过那个人?” 我吃惊得嘴巴闭不起来,脚不肯再往前移动。我嘴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一 定是在开玩笑。 他拿出1987年高航爆炸案的案卷,里面有一个尖下巴、脸颊红润、红头发、蓝 眼睛、有胡须、穿带兜帽的长袖棉毛衫的人。“这是我们想让你更正的形象,是我 们唯一可依据的东西,从我们发布它的第一天起,见证人就不满意。她坚持说这张 脸不对。我们需要你再去见她,看看哪里错了。” 诺埃尔可以看出来我眼睛里的表情。他再跟我说更多的时候,我眼睛往一边看 着。1987年2 月20日,盐湖城一个停车处有一个炸弹爆炸。三天以后,联邦调查局 的一个画家第一次匆匆忙忙画出嫌疑人画像。但这张画像机械死板,见证人说不对。 第二个画家因为和一个中尉警察有关系被介绍进这个案子,这个中尉警察参加过与 此有潜在关系的1985年那个案件的调查。这个艺术家花了两个星期摆弄他的作品, 非常努力地想让见证人满意,结果只是把这个画像弄得更不像了。 但无奈之下,尽管见证人反对,这幅画像还是于1987年3 月10日发布了。更为 麻烦的是,由于见证人的抱怨,这个艺术家又花了一个星期来搞它。作品更加精致 了,但是人物形象变得和见证人实际所看到的甚至更不相干。最为糟糕的是,这个 拖了十五年的案子中,唯一的见证人的记忆因为这漫长的过程一直被扭曲着。 七年里,案件调查的方向不对,付出的代价昂贵;不仅仅是办案部门根据错误 肖像追查线索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就对公众的威胁方面来说,恐怖分子继续策划他 的阴谋,并不担心有人把他与通缉布告中的画像联系起来。 我很感激联邦调查局对我能力的信任,但也同样因为工作中的障碍而苦恼。应 该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证据。然而即使是在联邦调查局,侦探们似乎仍然不明白见 证人的记忆是证据。在这个要案中,主要证据不止一次被弄脏、损坏。 道理很简单。如果谋杀现场的手枪、刀子或者或许在一块玻璃上有指纹,侦探 们会小心地用工具将它拿起来放到工具袋里,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并以生命保护 那个证据。他们绝不会把它弄脏,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样,那些指纹可能再也不能 复原了。其实,一个见证人记忆里的“印迹”一样地易损,事实上甚至比凶器上的 指纹更加容易损坏,但人们很少同样仔细地对待它。 事实上,警署人员在做综合画像时,总是弄污、歪曲和损害见证人在犯罪过程 中形成的脆弱的记忆。 一般警察局约见见证人时,总要给他看很多面部快照和面部照片分类册,让他 们指出来哪些照片有点像他们曾见过的人——就像是在标满了把手、布料、弹簧锁 和其它锁的航班行李图上挑出自己丢失的行李。如果人类的心理有这么惊人的简单 就好了,可惜没这么简单。 令人震惊的是,人们从未仔细想过调查过程中的综合画像,侦探们只要手上能 拿到一张画像,却很少去问一幅画像是怎么产生的。 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好,里面包含的信息肯定是同等的准确。但是 这种错误认识很危险。一幅艺术作品的出色和它传达的信息的准确性之间没有任何 联系。打开人的记忆之库,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艺术能力,而在于他是否能理解人 脑里起关键作用的运行规律一一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感情力量。 飞机在跑道滑行,我开始考虑不利于成功的因素。诺埃尔正在跟我讲述国家历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恐怖阶段:很多人死亡,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以及能想象得 出政府的最高度重视。他正在送我去见七年前的唯一的见证人,他让我做——什么 呢? “现在给我讲一下你的工作过程,”诺埃尔探员一边松领带一边跟我说。然后 他提出了真正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可能成功吗?” 尽管有很多不利情况,我确实相信我们至少可以试一下。利用两个小时的飞行 时间,我试着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 “通常情况下,记起七年半以前的事情可能非常困难,”我开始说,“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案例。有几个有利的因素。第一是见证人所经历 的强烈的情绪起伏。一件事情刺激人的情绪、特别是威胁人的安全感时,人脑能够 非常清楚和牢固地把细节储存进入的记忆。”我知道如果我用他自己经历的事做例 子,他会更清楚这个概念。 “记得听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时候吗?或者是宇宙飞船爆炸的时候?这都是 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多数人都能准确地回忆起来,甚至可以说出那一刻他们生活 中的细节,直至那时的气温,收音机里的歌曲,她走进教室听到这个消息时老师衣 服的颜色。这些都还历历在目。但如果让一个人来描述这之前或之后那一天的情况, 记忆里面早就没有了所有那些不重要的细节。”他点头表示理解。 “见证人目击犯罪,受到刺激,或者受害者经历不幸,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 好事,但有个关键问题,”我解释道。 “由于受害者亲身经历了痛苦的事情,人脑出于生存的本能,会坚决避免想起 造成那些痛苦的形象,以保护受害者不再回忆过去。情感会阻止残酷的现实到人脑 中来。大脑会尽一切可能改变记忆,把这个犯罪形象变得在情绪上较为容易接受。” “一个罪行受害者会有一系列的‘如果’。如果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如果我遵 循了我的直觉,如果……为了把握情绪,人脑也会作出努力来按‘如果’考虑发生 的事情。大脑会努力争取和不幸的事件有一段距离,以便受害者能够往前行进到一 个安全地带,进而恢复正常。约见深度创伤事件的见证人和受害人时会遇到不利因 素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非常容易受影响和暗示。你知道,他们在有意识地回忆起那 些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恐怖的形象,但潜意识中,他们的大脑却在压制同样的信息。 他们的大脑会抓住出现的任何信息,语言上,视觉上都是如此。”诺埃尔听得很仔 细。 “对侦探来说好的一方面——对这个案子也是——是大脑中潜意识领域通常存 有完整、真实的细节,尽管一般是安全地埋在大脑的意识领域能接受的新‘事实’ 之下。”诺埃尔点头表示理解,身子前倾靠得更近一点。 “这情况含有讽刺意味。尽管出于无意,每次侦探或警察给受害者看一张非嫌 疑犯本人的照片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在帮他埋葬真实的肖像。因为认为辨认比回忆 容易,他们希望受害者简单地指着眼前的东西说‘鼻子就像那样的’,或者‘下巴 像那样的’。这种‘指出’的辨认方法有时有用,但多是在无创伤事件的情况下— —比如说描述一个拿有问题的支票到银行去兑钱的人。这种目击过程里没有创伤体 验,人脑也就不需要保护自己不受记忆的伤害。但是到今天为止,不管是什么案件, 警方都用这方法绘制画像。‘我继续说着,乘务员给我们递过来饮料。 “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当牵涉到情感时,记忆的每一个功能作用都会发生改变。 善意的警察或警署的画家在让见证人从面部照片中选择看起来像的肖像时——正好 在一个人最易受影响和暗示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让他们有效地丢弃、歪曲、或进 一步埋葬造成灾难的真实的肖像。事实上,他们不是在取得证据,而是无意中在帮 助销毁证据。学术界理解这一点,但是警察系统还没有跟上来。他们仍然认为这是 纯艺术的问题。” 他的眼睛亮起来了。“这非常有意义!这么简单,但是……” 他开始意识到已经犯的错误多么严重,我帮他说完他的话:“想想这一点,你 不停地按照相机快门,里面的胶卷却不动,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每次曝光会对 胶卷里原来的图像产生什么影响呢?很简单,你说得对;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当逮捕到嫌疑犯时,那些全心全意想帮忙的人却使见证人丧失认出嫌疑犯的能 力。” “我们可能还有希望,”我告诉他。“你知道,如果我们能帮着把大脑有意识 的那部分移到一边,有时候我们还是能找到原来那张没有被损坏的肖像——如果有 足够的原因让它留在记忆里的话。个人所受的创伤程度越深,大脑就会越加努力丢 弃或埋没那个肖像,但是同时它留在记忆里的可能性也越大,虽然它存储在较深层 次的记忆里。”诺埃尔一边听一边叹气。 “为了把这件事情说得更加清楚具体,”我解释道,“可以这样想一想:搜寻 见证人大脑里记录着的肖像就像是要找回扔在水里八英尺深处的五十分的硬币。这 五十分的硬币躺在池塘底部,就像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它的图像被八尺深的水扭曲 了——或者,被创伤后的情绪扭曲了。池里的水被搅浑,起了涟漪,使得水中的图 像更难看清楚,就像警署的画家和侦探让见证人看一连串的照片一样,使嫌疑犯的 形象模糊起来,这是在视觉上破坏证据。 “我要做的就是穿过起了波纹的、浑浊的水把硬币拿到水的表面——或者说, 实际上是,让原来的那幅肖像按最初的样子回到见证人的意识领域。 “在高航爆炸案中,见证人所受的巨大刺激或许足以让她将嫌疑犯的形象存进 她的短期记忆——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转人她的长期记忆中。但重要的问题是, 硬币现在是在多少英尺深的混水底部? “有讽刺意味的是,值得乐观的一点倒是见证人对上一幅画像的强烈不满。这 种沮丧感可能会帮助她在潜意识领域记牢最初脑中的形象,无论它受到什么样的破 坏。” 飞机开始下降时,椅背升高了。 “在这个案子上,我们甚至还没意识到就把它毁了,是吧?”诺埃尔探员问道, “这些年,所有错误的线索……” “也许没有,”我回答道,“这全取决于见证人的感情卷人。我们只有试一下 才知道。尽管有不利因素,试一试总是值得的。” 我们的飞机着陆时,盐湖城夏天的太阳正在西沉。沃萨奇山脉事实上让我想起 家乡俄勒冈的喀斯喀特山脉——只是它们在城镇的不同方向上。 我叹了口气,这把我带回现实。我来到了另一个州,这个事情还没有跟我丈夫 说。只此一次,我心里感激我丈夫没有到机场接送我的浪漫习惯。 大街上车辆稀少,我们开车从盐湖城国际机场到市里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去, 跟当地探员要见证人的地址。 1987年2 月,这个至关重要的见证人只是一个秘书,在盐湖城一个独立经营的 小型计算机公司工作,毫不知情地坐在桌前整理着文件。她不经意间从眼角处看到 一个人走在她办公室前的银行的窗子外。她看到这个人从一扇窗玻璃走到另一扇窗 玻璃的形象,接着突然意识到他没有经过第三扇。她想着他可能是摔倒了,便站起 来看了看。 她看到这个人在她的汽车前部司机座位旁弯下腰去,把一个像是木制的东西放 在轮子下。她大声喊老板的母亲来看一眼时,g 肿陌生人转过头来,在距她仅仅二 十多英尺的地方,在肩膀上方,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太阳镜遮住了他的眼睛。他马 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包裹,然后站起来漫不经心地走了,那个包裹塞在她的汽车前 轮底下。 这时候,两个女人都站在窗前,她们只能看到他的背部,在阳光明媚的盐湖城 的冬日,他穿的灰色长袖棉线衫的兜帽完完全全遮住了他的脸。 奇怪,她想。我下班后就把那东西拿开,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两个女人对他的 奇怪行为笑了一通,他走开的时候她们还评论他“漂亮的屁股”。电话声吸引了她 们的注意力,她们回头工作去了。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被塞在一个帆布包里,看起来像是二英寸宽四英寸长的 两块木头由铁钉钉在一起,铁钉穿过顶部露出来,出现在犹他州干爽的空气里。 不到一小时,公司主人盖里·莱特开进车来停在指定的几个空位远一些的地方。 当他走过他员工的车时——他认得她按自己的要求改制过的汽车牌照,注意到车胎 旁塞着一个包。、担心她的车会轧在上面,就弯腰把它拿开。这东西却在他手里爆 炸了。盖里·莱特的妈妈透过办公室的窗子看着她儿子的身体被炸伤。 他那一刻自发的英勇行为致使他的胳膊、腿、喉咙、脸和左手严重受伤。他的 身体要好几年才能痊愈,精神上的恢复还要慢得多。这个疯狂的爆炸凶手又毁了一 个生命,又一个被害者无法再无忧无虑地生活。但是他本人也有损失:再也不是没 有人知道他了。他的脸已经在他第一个、后来证明也是唯—一个见证人面前暴露了, 尽管只是一秒钟。 这时,深入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已经在爆炸后的残存物中辨认出了很多能说 明问题的碎片。对他们来说,炸弹为什么放在这个女人的车下比谁放了炸弹重要。 写着她名字的牌照说明他的选择可能不是随意的。如果他们能知道高航爆炸者是怎 么选择他的目标的,他们也许就能避免下一场灾难了。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监控她的私生活。几年以 来,探员们监控她所有的活动:社会关系、朋友。亲戚、熟人、她的信件甚至是她 的电话。为了知道为什么选择她,他们开始在她的房子周围布置了岗哨。她生活中 没有任何部分与爆炸凶手表面上反科技的计划有关。但是,爆炸后留下的碎片说明 这毫无疑问是高航爆炸凶手干的。 1994年7 月诺埃尔探员和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打开门就走开了,我们站在门口 时她对我们咕哝了句:“进来,这里有咖啡。” 我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自己非探员的身份,作为一个几乎是“反警察” 的角色出现。她恼火这个制度不听她讲话。因为她和警署,尤其是和诺埃尔关系友 好,在她眼里我必须得和他们不同,使她确信自己不会重复过去的经历。 “见鬼!我是谁?不过是一个证人,”她静静地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自问自答。 “不要在意我认为我看到了什么,他们会告诉我我看到了什么,如果我告诉他们那 和事实不符,他们只会再给我说一遍。那个画像一直都不对。我尽力跟他们讲过。” 说完这些话,她害羞地微笑着,她的沮丧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她的期望不高。 诺埃尔探员很清楚她在说什么。好几年了,他听到她大声而清楚地讲这些话, 但是他没钱也没有得到上级许可来重新绘制嫌疑犯的画像。司法部长珍妮特·里诺 拨出人力物力千方百计要侦破此案时,这个局面才得到改变。 我们喝了两杯咖啡,她三岁的孩子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诺埃尔探员的腿上,完全 不知道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意义多么重大。 我的视线扫过她的房间,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引人话题,引起她积极的情绪反 映:架子上的照片、书名——我想让她沉浸在对她来说话题熟悉的谈话里,这样她 会有一种能把握、控制谈话的感觉。如果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觉得安全的话题上, 她或许会足够放松,或许能够进入她记忆中更加潜意识的领域。我需要让她的注意 力一直远离我们都知道的摆在眼前的任务。她越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描述出这张不 祥的脸上,也就越容易出现真实的细节。 相反,如果我直接问她这件事或者甚至直接问她这个嫌疑犯,就会激起她对爆 炸事件的情绪,这种激动可能会让她大脑中认知的或有意识的一部分——这里有她 认为她所看到的东西——占主导地位。认知领域的回忆是人记忆中最容易受影响和 变化的部分,所以她现在认为她曾经看到了什么最有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她认为她 看到了什么没有兴趣。我们需要知道她事实上看到了什么。在后来这个阶段,上述 两项必然是分开的。 在她的餐桌前,我们谈论电影、旅行的激动、工作的愉快、如何抚养一个三岁 的孩子,以及任何能够让她的注意力离开沉重回忆的事。尤为重要的是,我想避免 直接提到爆炸案。如果我们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可以想 象,其结果就是她回忆起那些不准确的细节,而这样的一张肖像现在已经牢牢地。 灾难性地覆盖在她脑中的原始印象之上。 对付眼前这个局面的唯一办法是每隔十五或二十分钟插入一个简短的问题,总 是用现在时问。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能否做出一个长度比宽度大的形状或是长宽 一样的形状?”谈话始终用现在时可以把她的情绪稳定在现在这一刻的安全感中, 远离关于那件事的记忆和情绪。 只有她状态比较放松时我才问问题。为了保证她一直处在放松的状态中,我决 不提到嫌疑犯和他的犯罪行为。相反,我只在无生命物体——比如像黏土这样的可 塑物质——的相关环境中谈到形状和质地,以及她怎样把黏土做成人脸的形状。 提到嫌疑犯会使她脑中出现让她害怕、甚至极端恐惧的那人的形象,我把它换 成一个简单的、无害的物体——这个物体存在于现在这一刻,她对它有控制感,这 实际上正是嫌疑犯从她那里夺走的。 这个物体没有生命,只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简单形状,没有个性,没有眼睛、 手臂,没有炸弹,因此,也就构不成任何威胁。 问每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调整音调,使任何一个词都不比其他词严肃沉重。问 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应自始至终保持眼神的接触或完全避免眼神的接触。片刻的眼神 接触如果被理解为情绪上的共鸣,就会把她引向眼神接触时所问问题的那一点。我 们若想找到这个狡猾的杀人犯没有受影响的最初的形象,每一点细微的东西都很重 要。 1987年的爆炸案几乎要了盖里·莱特的命。他不仅是她的雇主,还是她的朋友。 他去拿那个包的动机是想帮助她。不管事情过去了多少年,见证人感情上始终激烈 地挣扎着。理解并尊重她心理上的负重是谈话中最关键的一步,但这正是传统的警 察公事公办的过程中缺少的。 诺埃尔探员在房间另一端听着。问题都很细琐、间接,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之间 快活的聊天中有些片刻的中断。但是,每次她的反应都干脆而准确。我们交谈中老 扯不相关的话题,这让她没有时间考虑或进一步推测。“进一步推测”其实是从记 忆的潜意识领域到认知领域,或者形象地说,是从心到脑子。 正如在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一样,心总是对的。 我没给她看任何东西——没有警察采用的标准的面部特征表,没有例行的面部 照片,没有提示性的直观工具。我没说任何诱导性的话来提示她回答。相反,我只 是纯粹依靠她实际上的记忆和她的主观意愿来绘制画像。埋在记忆深处的形象慢慢 越过她有意识的记忆中较新的形象,开始呈现在眼前。 和现有的嫌疑犯画像相反,根本没有红润的肤色,没有红头发、蓝眼睛,那天 她根本没见过这些——尽管联邦调查局也不明白,这些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案 发几年后第一位画家未经证人同意的画像上。同样肯定的是,罪犯也没有窄窄的下 颌轮廓。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一点是,罪犯嘴上没有胡须。 答案在谈话中渐渐浮现出来,她说我听,安静而愉快。我朝诺埃尔探员望去, 看他的反应。他眉毛扬起来往回看,像是在说:“进入正题吧,这是什么,他妈的 奥普拉·温弗里节目?” 对这种东拉西扯的谈话方式不熟悉的人,很可能觉得这看起来像是女孩子们夜 晚的闲聊,但我问每个问题都仔细地安排过时间、措辞,调整过语调,确保对她的 回答没有任何诱导性。我只想要1987年2 月里那重要的一天留在她头脑里的记忆。 我们正在进入正题,我们正在往回走。 不幸的是,那条直接通过去的路上布满了渣滓。 见证人终于满意了。 诺埃尔探员和我登记进入我们的旅馆,又在大厅里会面去找吃饭的地方。我们 开车去帕科城去找个合适的地方庆祝。太阳已经落下去了,犹他州夜晚的山风纯净 而清冷。 我们开进当地一个啤酒厂,拉过两个松木凳子,开始点东西。诺埃尔探员正好 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他充满活力,瞬间就会让人喜欢,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个叔叔、 哥哥或者是公公。他说起对妻子的爱,说他打算这个周末租个小木屋给她一个惊喜, 说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叙说他们长久而牢固的关系时,我看到他的眼睛在闪光。 “那么你是怎么找到这些的呢,马科斯?”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着,眼光低下去。紧接着,他呼出一口气微笑了。“我想 我就是很幸运。”听他说话让我想起来我要打的电话。 我们道别之前,我把完成的画像草稿从手提袋里拿出来递给他看,我们突然意 识到我们刚刚完成了什么,我们定住了眼睛。 尽管有那些不利因素,我们手里第一次有了一张真实的画像……一个疯子的脸。 “喂!亲爱的,你好吗?……不,我不在机场……不,我也不在阿尔布开克, 那是昨天。瞧,我被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警员叫住了,改变了路线。我在盐湖城。没 有办法。是个很重要的案子。但是,我明天会到家,不会晚,我保证。” 罗伯特的声音刺耳,“该死的,不管是什么,珍妮。当然,那都是些很重要的 案子,有什么新东西吗?”我把听筒从耳旁拿开,他的语速和音量在加快加大。我 对这个语气太熟悉了。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愤怒的脸。白天成功的喜悦在我肚子里 变成了一个疙瘩。 “看,”他说,“我今天晚上不得不自己对付这饭。你的在这儿都冷了,你说, 珍妮——真该死——你在测试我的忍耐限度!告诉我一件事,好不好?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就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