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觉醒 夏天的亚利桑那变成了个烘烤炉,几个月连着坐波音飞机,人为的气温变化终 于使我病倒了。我宁静的居处突然热得无法忍受,我体温徘徊在四十度左右。 我还是每天早晨四点钟醒来,像我答应的那样接受采访,参与制作东海岸上下 班高峰时间的广播节目:迈阿密、亚特兰大、匹兹堡、底特律、波士顿。早晨的广 播节目很容易做——过去我在浴缸里、在晒台上晒日光浴时都接过电话,——随便 我那一刻在哪里,或为什么去那里。我喜欢实况广播节目采访的默默无闻,我可以 通过它们说实实在在的话,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被人断章取义,成为晚间新闻上辛 辣的评论。 “你们采访前十分钟打电话提醒我好吗?”我告诉巴尔的摩广播电台的节目计 划人。我肺部在发炎,体温停在体温计的顶端。由于感冒药的缘故,我头晕得很厉 害。我担心自己睡眠中听不到闹钟响,我知道我不会听不见电话铃声,所以我们约 定电台打电话叫醒我。我挂了电话,又睡着了。 睡梦中,一个访谈节目的节目主持人欢迎我来到凉爽的现场:“谢谢你参加我 们的节目。” 我把文字挤出喉咙,好像它们正在深水中慢慢游动。梦里,他问了我一个清新 而富有活力的有关音乐节目主持人风格的问题,我咕哝出长长的一串字,试图用长 度来弥补我语言模糊的不足。梦里荒唐的情节一个接一个。 节目主持人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自然流畅。我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像通过一个 潜水通气管讲话一样。“这像你从事的工作一样吸引人,博伊兰女士,请再给我们 讲一些。”这就好像是用实实在在的腿进行一场幻想中的比赛,我努力想说话,可 嘴唇就是没办法发出任何能听懂的语言。 九点三十分我终于醒来,因为药物的缘故。我还是头痛眼花,脚步蹒跚。小屋 很热,空气不流通。我把窗子推开,不碰已经像烙铁一样热的金属窗框。太阳高高 挂在空中,热得能让人起水疮。 咳,我意识到广播电台一直没有打电话来。多好的一件事。我心里感激夜里能 睡得这么长。 后来我给詹妮弗打电话核对一下。“你知道巴尔的摩广播电台约好了今天上午 采访我吗?他们一直没有打电话来。” “不,他们打过了,亲爱的,”她说,据我所知她说话时从来没有沉默、停顿 这么长时间过。“你,嗯,你给他们讲了整整十分钟。” 我用了所有的力气,声音嘶哑地尖叫道,“我做了十分钟的电视采访?在睡眠 中?你在开玩笑吧?我说了什么?” “你轰动了。显然,你让巴尔的摩高峰时间走在路上的人们忍不住大笑。他们 打电话过来要我查看一下,弄清你确实没事。但我想最好让你休息,你没事吧?” 自己要记住:永远永远不去巴尔的摩。 几天后,我的烧退下来了,我站在附近格林山谷尤豪尔卡车租赁柜台前。我该 走了。 “你去哪里?”那个女人钢笔停在租赁合同上问。 “嗅,你们必须有个目的地,是吗?”我笑着说,但开玩笑只是一个方面。我 脑子里想的是往北开,直到窗子外面的风景能比得上我在亚利桑那发现的那种幽静 的美丽。我打算缩小选择范围,每个停车标志停一下,每次道路分岔时往哪走完全 视情绪、直觉而定。 我想到玛丽亚·斯里弗对我“无牵无挂的”生活方式的反应,“你能就那样?” 是,我想,我可以享受别人渴望的自由的感觉。卡车租赁特许经营店却想让我的计 划更清楚一些。 亚利桑那一向待我很好。我到这里来体味自己的心灵;我逃离开生活的低谷, 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我失去的婚姻、我亲眼目睹的悲剧,寻求隐于其中的意义。我思 考、写作、阅读,日落时分在峡谷散步时听寄来的磁带上我老师的教诲。这些都帮 了我。但是,修女戴安娜的话在根本上使我重新觉醒。 芝加哥的苏卡萨是受虐待幸存者们的康复之家,修女戴安娜曾在这里避难康复。 这里有位修女叫帕特·墨菲,美国有限新闻网面向全世界报道了她的劫难,她对布 赖恩·巴杰说:“我们称它为复活。已经死了的她又活过来了。” 修女戴安娜让我知道了我一直思索的问题答案,知道了为什么这项事业对我的 生活有这么大影响,就是事实上这是项什么工作;要和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作斗争, 开辟出一条新路,毫无疑问。但是这只回答了什么内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 要和幸存者们——胜利者们一起努力才会明白这项事业为什么重要。和那些一步一 步走过这些痛苦旅程的人们比,我起的作用是小,但这些时刻足以让我最后明白, 我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看着人们从受害者变为胜利者,这个过程使我充满敬意。尽管我本能地知道, 一个受害者在不幸事件后摆脱痛苦很重要,但以前我从来不很清楚当他们最后摆脱 迫害者的影响,沉重的记忆轻轻从心里落下时,会有多么震撼人心的情感。 我开车回到土砖小屋,把拖车的钩子暂时解下来,把东西装上,把杰克放到车 上。杰克是我花一百美元买来的,放在乘客座上,我这样一个金发女子独自在一辆 白色的新车里旅行时,“他”可以保护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防止劫车事件。 这是杰克第一次上路旅行,尽管从联邦调查局探员告诉我亚利桑那公路上诺加利斯 和图森之间那一段路虽漂亮但也是美国毒品生意最多的地方后,“他”就和我一直 在一起。 杰克是我的陪衬,我有一次乘飞机时按一本杂志上的地址订的。“他”来时装 在一个一英尺见方的方方的包装盒里,盒子上写着:“安全卫士”。探员们给我提 了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但我打开盒子拉出“他”来时,“他”看起来像是《诺 兹复仇记》中的弃儿。任何人如想接近我,“他”看上去都会跳起来用袖珍防身工 具揍他们一顿。这样不行,我对“他”进行了点艺术上的改进。 我给“他”动了些小手术,在“他”左耳垂上插进了一个立体Z 型耳钉;在 “他”脸上做了一层四天没刮的粗糙的黑胡子;从“他”头上剪下一些夹色的头发 放在他嘴唇上面,成了特大号的鬓须;梳起了一个假的马尾辫;又给“他”戴上一 副太阳镜,镜片延伸至头部两边,盖住了“他”张大的眼睛;再给“他”穿上件旧 劳动布衬衫、一条褪色的利维牌的牛仔裤、一件皮茄克和一双旧牛仔靴。“他”本 来看起来像一个野外地质学家,现在变得像一辈子都在墨西哥黑手党里干的人。 “他”的相貌那么真实、有威慑力,我反而想给“他”取一个最简单的名字。我叫 “他”杰克。 杰克看着车,我往尤豪尔车上装东西,留下几英尺的空地方放垃圾,以便把它 们带过去扔到废渣填埋地。 我来到扔垃圾的地方,站在坑边的岩架上,扔下四包重重的搬家垃圾后,还感 到非常想继续扔东西。我对自己笑了笑,开始看卡车上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 要知道,我想,我从来不喜欢那盏台灯。我把它扔了出去。我转身开始往深处 翻。哦,是我和罗伯特在太阳谷买的那幅画。我伸手把画框拿在手里,接着忽然间 它就飞了出去。这是他喜欢我穿的茄克。去它的。看,这是我的钓鱼竿。盘子、咖 啡茶几上摆的书、椅子、床单、大角校形吊灯、装了相框的快照、旧马鞍——所有 让我想起罗伯特和他失信的东西,一个接一个飞向坑底。我身体每扭转一次,卡车 就变空了一些,我也就越高兴。最后,我不停地跳过后拦板拿东西,杰克眼睛直盯 着前方。 最后,我转过身看着几乎已空的车箱里重又打开的箱子。真有讽刺味,我想。 我有婚姻时,拥有那么多,但感觉那么少。现在我拥有的这么少,但却感觉我拥有 的那么多。 我的第一站是塞道纳。十个月过去了,十个月前,我曾坐在洛杉矾一家旅馆套 间里看着莉莎·达尔对玛丽亚·斯里弗谈贾斯廷死后她的生活。 “我为我儿子感到非常骄傲,他的行为说明了他做人的原则。贾斯廷的生活过 得很圆满。”莉莎擦去泪水,玛丽亚等了不小的一会儿。“现在我会一直督促自己, 要让他为我自豪,我想。这样我们彼此就能连接在一起。” 我们那次见面后。,莉莎结束了她鞋业推销的职业,和安德里亚变卖了自己的 财产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亚利桑那塞道纳的89A 高速公路上,我的卡车停在一块巨大的白色石头招牌 前:达尔和安德里亚意大利饭店。为纪念贾斯廷,窗上挂着富丽的织锦,上面的天 使以湿壁画的手法织成,飘逸在墙上和天花板上。 菜单中间的长方形饰板上写着:佛得山谷里公认的最好的欧洲饭店,周围的文 字介绍了大厨师安德里亚·迪卢卡的厨艺和莉莎·达尔各方面的出色安排——从艺 术装潢到周末的爵士乐队。 饭店的主要歌手:莉莎·达尔女士。贾斯廷·琼斯给他妈妈的最后礼物是她自 己的再次觉醒。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走过佩恩蒂德沙漠、霍皮和纳瓦霍保护地和纪念山谷,路 很宽敞,纬度每进一度,空气就凉一些,接下来穿越科罗拉多的落基山脉,杰克看 来更不会融化了。 很幸运的是,在斯内福尔斯山的山脚下,圣胡安山脉北部长年的阴影里,我找 到了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手工伐木做的小屋。特柳赖德和里奇韦是我的供应基地,周 围只有几头牛、两匹马和二百五十多头野驼鹿,野驼鹿常年生活在那里,每天黄昏 时分在这湖边吼叫。 我溜进我老家所在的城镇,经过一系列地方:我父母家、我原来读高中的学校 和詹·卡·佩尼百货商店所在的拐角,我曾坐在一辆灰狗汽车上转过这个拐角。几 乎没有什么变化。我转身走进尤豪尔卡车,很庆幸没人发现我,我开车前往我的山 边小屋,打算在那里独自过夏天。 近六月底时,我乘飞机到加利福尼亚去看马克·克莱斯。对理查德·艾伦·戴 维斯的审讯推迟了很长时间,马克终于可以知道他的命运了。我在马克的父母家住 了一夜,就睡在原来波莉睡的床上,然后和马克、维奥利特在圣何塞县政府大楼前 见面。我们吃力地穿过大群的摄影机,通过两重安全检查走进拥挤的法庭里,坐在 前排,我们紧张地握着彼此的手。戴维斯就在十英尺外的地方坐着。 陪审团出乎意料地休庭三天,时间长得令人痛苦,令人对审判结果毫无信心。 调查人员迈克尔·米斯胳膊伸过法庭的栏杆握住马克的手。埃迪·弗雷尔看了看我, 等了很久的判决终于要宣读了。 “我们认为被告在波莉·汉娜·克莱斯的死亡中犯了一级谋杀罪。” 1993年以来,理查德·艾伦·戴维斯一直回避摄像机。他第一次挑衅地面对广 播电视台的镜头,接着愤怒地在空中晃了晃两个中指。 “你看到了吗?”我们随人群走出法庭时,埃迪低声说。马克在我们前面的一 群记者中。判决宣读时,多数眼睛都注视着法庭的那个书记员,她正迅速地逐项陈 述指控。多数在场的人没看到戴维斯的动作。 “我听到你倒抽了一口气。”埃迪说。 “但是,埃迪,只有你我和陪审员看到了。”我说。 “但摄像机不会漏掉这一点。”他微笑着说。“今天晚上,这个动作会出现在 全国的电视上。对于这个魔鬼,唯一要决定的就是是否判他死刑。谢天谢地,单单 理查德·艾伦·戴维斯这个动作就能决定他的命运。” 我躲在一个僻静的小屋里,默默无闻,一直到秋天我自己终止了这种生活,我 粗心地在一个每小时限速四十五英里的地带以每小时五十五英里行车,开违章通知 单的那个官员对当地警察局的警长维克托·贝尔说“汤米·博伊兰的小妹妹”因为 开车超速被他拦住了。三天后,蒙特罗斯发生了县历史上最大的抢劫案,有一个目 击者。警长打电话叫我协助破这个案子。 我年龄很小还没有读小学时,维克托和我哥哥汤米是我妈妈的童子军中队里的 幼童军。维克托黑头发,长得圆圆胖胖,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个子很高,总是很饿, 有聚会时总在旁边晃晃悠悠,这样他肯定就会被邀请吃东酉。 现在四十七岁的贝尔警长走进警察局接待室,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黑发里已 经有斑斑点点的灰发。他在桌边坐下来。“见到你非常高兴,珍妮,面谈结束后, 比如说五点,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们一起拍个照好吗?” 我却不知道维克托·贝尔已经召集了蒙特罗斯版本的记者招待会:两个记者和 一台电视摄影机,用胶带捆起了麦克风线。我想,与我已经习惯了的场面相比,这 温和多了。但是,第二天,两家西南科罗拉多报纸,不是一家,都头版登载了蒙特 罗斯警长维克托·贝尔正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和我握手的照片。忽然间老朋友的电话 就塞满了我的语音信箱,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一个星期内,通往小屋的九英里土 路都会被雪封住。我该走了。 我离开前,把车开回到大街上,路过我上高中的母校。那里的大帐篷上写着: 校友返校节,今晚七点。我离开这个城镇前有机会会会老朋友了。我停下车,买了 张票,一边对那里我认识的每个人打着招呼,一边快速走在露天座位间,这时听到 扬声器里叫我的名字,请我去体育节目广播员的房间。 “请你为我们校友返校节的女王加冕好吗?”节目报幕员问。我的视线越过露 天座位看到几十个穿红白制服赛手和在边线上跳跃的啦啦队队长们,场地上编好队 的乐队正在行进,人群的掌声和着他们的鼓和大号的节奏。巨大的几排灯光在黑夜 里发出蓝色的荧光,照在厚厚的绿色草皮上。 中场休息时,我走到跑道上,握住那个十六岁男孩子的手,他正用一个丝垫子 托着女王的冕状头饰。我们一起走过后备军官训练队用交叉的剑形成的拱形通道, 走到橄榄球场地上。每个细节都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 “女士们,先生们,蒙特罗斯高中今晚有件特别让人高兴的事。”节目报幕员 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使我回到眼前来,“珍妮·博伊兰今晚将为我们的校友返校 节的女王加冕。珍妮是我们最有名的校友之一。” 这个说法让我不禁眉头一皱。接着他语速慢下来,他的话回响在冰冷的夜空中, “珍妮是我们二——十——五——年——前的校友返校节的女王……” 他的话音在露天座位间回荡着。 二十五年前?怎么可能呢? 我望着家乡的人群,看着我高中时的朋友坐在橄揽球看台上,他们许多人从没 离开过这个小城,许多人彼此相爱并喜结良缘,坐在二十五年前他们的父母坐过的 位置上,当时我正站在那块场地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现在是乐队成员、女王候选 人、橄榄球明星了。 我看着他们鼓掌,欢呼,思想奔腾。冲突着,这些声音模糊了。我感到脸发热, 甚至感到局促不安。 看看他们,我想。他们有孩子,他们为之辛勤努力的孩子、家庭和家,他们自 己开创的生意运营良好。和他们的成功相比,我到底取得了什么?他们是在为我欢 呼吗? 我站在泛光灯的灯光里,感觉到秋天凉爽的空气,耳边响着掌声,高中生活的 一幕幕迅速浮现出来。十七岁时,我雄心勃勃地站在这个地方,对自己发誓成的生 活要过得不同寻常,不可预测;我要去大胆追求激动、神秘、荣耀和奇迹;我要在 新闻界工作,周游世界,受到教育,甚至要到欧洲去生活。 当然,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在看台上看自己的孩子比赛,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确 有孩子,我爱的、并为之奋斗过的孩子们,我已经成为那些家庭的一部分。我的家 庭可能不是传统的那种,但我们已融人彼此的生活,我们间的纽带就像家庭成员之 间的一样强韧。 我周围铜管乐器的声音大起来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尽管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不 经意,尽管我存心、固执地要改变我的路,我的生活正像二十五年前,在这块场地 上、在这个地方我梦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