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看着他们的眼睛 月底,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福克斯电视台,在《美国最大通缉犯》的节 目制作室为即将播放的一段节目录制旁白。詹妮弗几乎每小时都打电话提醒我,1 月30日有一个名为美国商界女性和职业女性的机构主办的七项大奖颁奖会。她负责 安排我的所有事务,连我妈妈从科罗拉多来看我,用频飞英里数换一等舱机票也是 她换的。 下午,我妈妈在《美国最大通缉犯》的拍摄地等着,可能是在看录制节目,我 则在楼上一个录音室忙碌着。我忙完事情时,她已经和节目主持人约翰·沃尔什说 了我童年的大多数秘密。趁她还没完全说完,我慌忙带她离开那里,回到旅馆,好 为晚上的活动做准备。 “妈妈,你得一个人先下楼。”我低声对她说,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该赶到宴会 了。“给我留个座位,好吗?”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正对我进行一次电话采访,并对 此实况转播。我参加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典礼要迟到了。 我对那个晚上所有的了解就是我们将坐在高额赞助区。由于有些人的赞助高达 五千美元,活动主办人买了桌子,安排一名要人坐在高额赞助人的客人中。我妈妈 非常着急地想知道我们桌子上的要人会是谁。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们的房间和我和戴安娜谈话绘制画像的房间在同一个 宾馆、同一个楼层。我站在那里着急地等着电梯来,记起很多次我和她就在这里拥 别。 门开了,我挤入人群。我感到有些窘迫,冲入舞厅,坐到我妈妈身边。我们桌 上只有一把椅子空着。 房间里低垂的枝形吊灯下,满是衣着华贵的人们,围坐在亚麻布盖着的圆桌旁, 每张桌子上都有满满的一瓶白色的百合花。每个座位上有一张活动安排表。我看了 一眼那些人名,但一个都不认得。 在妈妈好奇心的影响下,我朝左边的妇女探过身去,兴奋地问道,“你觉得我 们的要人是谁?” 她手伸到我这里来,打开我的活动安排表,她的阅读放大镜悬在她长长的仿佛 雕刻出的鼻子上,她透过它看着,为我把活动安排表翻到第一页,指道,“亲爱的, 是你。” 我慌忙翻了一遍活动安排表。我发现我是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七个人之一,在 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会获得此奖。 穿着一身红套装的有线新闻电视网无可挑剔的广播员朱迪·伍德罗夫正在结束 她完美无瑕的获奖发言。 我抓住我妈妈的胳膊乱摇着,“我必须得发言,妈妈!我怎么办?” 她只是眼珠动了动,笑道,“像你一贯那样,亲爱的。站起来,说实话。” 我看到前任参议员沃伦·鲁德曼走向讲台,去给下一个受奖人、令人尊敬的缅 因州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授奖,麦克斯·克利兰德参议员坐到他的位置上。 我这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这项奖的分量,我的心狂跳着。美国司法部妇女反暴力 办公室主任邦妮·坎贝尔站起来介绍我时,我恐慌到了极点。她讲话时,主办单位 的主席示意我走向前。 “哦,妈妈,来了,”我在耳边低声说,“你就会看到你女儿怎么应付这事了,” 我站起来,抱了抱她的肩膀。 “人们一度认为是纯‘艺术’的一个领域由她变成了一个行业的理论性的学科。” 坎贝尔女士说,“今晚的主题是‘未来属于那些相信美梦的人’。我们的下一个受 奖人敢于去改变、改善我们国家警察体系非常过时的做事方法。她启发、激励着我 们所有的人。我很荣幸地向珍妮·博伊兰授奖。” 我走到麦克风后,邦妮递给了我做得非常精致的灌铅水晶雕塑。 “非常谢谢。”我说,望着富丽的房间。 为争取点时间,我手指摸着木头讲台,闻了闻清香的百合花,接着深吸一口气, 开始讲了。 “你们是否曾经置身于一个你们从没想要那样的情形中?你们过着自己正常的 生活,就像平常的任何一天,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希望秩序井然。你们是否能想象 仅仅由于当时一个罪犯突然产生的一个念头使你的整个世界被搅乱?” 我给了听众一点时间来考虑问题的答案。 “我碰到的人们亲身经历过这种感觉。他们受到伤害、甚至毁灭性的打击,还 常被怀疑。很少有人觉得有关部门在用心听他们的遭遇。但他们脑中存有制造恐怖 事件的罪犯的肖像,这种不牢的记忆是逮捕罪犯的关键线索。 “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罪行受害者和见证人的记忆,这样才能捕捉 住他们脑中的形象,除去他们的恐怖,画出犯罪人的面部细节,以便在他们再次行 凶前逮捕他们。 “但是有两张脸还没有找到。听我说,在我二十一岁时,在密苏里的乡村一次 夜大学上课结束后,我从一条乡间小道上走向自己的汽车时,被两个陌生人绑架。 我无法忘记黑夜里那长长的两个小时。 “我活下来了。那天夜里,在一个警察分管区,我坐在谈话桌的另一边,周围 陌生得可怕。那天晚上的经历永远改变了我。它让我知道了绝望地需要有人听你讲 自己的遭遇是什么感受,真正听你讲,不是判断你,不是怀疑你,不是被迫说套话 来整整齐齐地填写一个事先设计好的通用的记录表格。事情的真相不是以这种形式 弄清楚的。 “那天夜里我知道了同情的重要,因为当时我没有得到这一点;我知道了耐心 的价值,因为那时没人对我这样;这些也有助于我后来理解:为了使生活往前过得 容易一些,人的情感和理智会把某段记忆深埋起来。 “我的案子一直没有破,但我从来没停止过搜寻。在机场,在人群中,事实上, 在任何我去的地方。他们的脸都折磨着我,每一个细微的地方、每一个棱角、每一 小块阴暗区、每一条皱纹。我没有尝到结案的轻松愉快。相反,我创伤的愈合来自 这项意外的、我从没想到会从事的工作。 ‘办案人员说我是个叛逆者,或者说我的工作方法不正统;新闻界总是问我为 什么我的作品如此地与众不同。答案很简单:我注意听了。一因为那天夜里,我想 说自己的遭遇时,没人愿意听我说。“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寂静的大厅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我拿起沉甸甸的水晶 奖,默默地决定要做一件事,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他人做、却从未为自己做过 的一件事。 我走下讲台,第一次意识到我要画下那两个强奸者的脸,把他们的形象从我脑 中去掉,这样我的心就终于能够摆脱一直搜寻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