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日本 离开台湾到国外学习12年之后,在东京,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这次重逢使我 们激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高兴地看到他浪荡的长子经过这些年以后成了一 名令人尊敬的“记者”。 几天以后,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的一个重要的记者会议的镜头中发 现了我。因为我坐在会议的前排,我猜到可能会出现我的脸,所以让父亲注意电视 荧屏。他吃惊地看到我的侧面像大到占去了半个荧屏。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所需的登记手续都办妥了。外国记者在日本受到特别礼貌热 情的对待,日本政府官员对外国记者也很热情,但他们口风很紧,所以日本不是外 国记者轻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从事新闻业,同时还得装作不是生手。事实上,我还是 第一次看见那种带着噪音接收新闻稿的老式传真机,对于它如何工作,我连最模糊 的概念都没有,也听不懂关于它的解释。我很快离开了这台机器,告诉自己必须尽 快学会使用这个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儿。 因为我的日语很流利,所以同一组织的日本同事们不知该将我看成是外国人还 是日本人。资深的职员对我不太友善,他们很不屑地预言我在以后六个月中将一事 无成,因为我不会用英语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新闻稿。 我将证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赤坂的高级住宅区我找到了一套俭朴的公寓。从那时到现在,赤坂一直以酒 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而闻名。在东京,晚上有艺伎戴着传统的假发和穿着戏服坐 着古老的人力车上到不远处精巧的日本餐馆——料亭中表演,而赤坂是东京仅有的 两个这种地方之一。 选择赤坂是因为这里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它地方去搭出租车 到办公室,即使是当时所谓的“神风出租车”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铁则只需 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规定,选定住处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前提。私下里我很高兴发现了 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后来得知有很多是外国间谍,夜间则充满了漂亮 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于东京最大的夜总会——天皇夜总会的后面,天皇夜总会 里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出租车回家时就常说:“去天皇的后面。” 后来有到访的外国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着这些可爱的人步行去 上班,我的朋友无例外都会被这些美丽的日本女子所打动。 一名美国外交官评价我居住的地区:“我从不相信正常人会住在那里。” 我曾以为找到了一处面对小公园的安静住处,并且能脱离公众视线,但是我错 了。 位于街区一角,离我的住所仅三个门洞的建筑里住着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云 雀。住在这里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至少会有一部, 有时是两到三部电视站的广播采访车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变得对这些 记者们很敏感,直到习惯为止。对一名新的间谍而言,这不是能使神经放松的住所。 按理说,一名记者应该常常盯着新闻并且留意着爆炸新闻的发生。为了能跟踪 最新消息,他必须看许多电视新闻,听新闻广播,并且要读大量报刊杂志,以跟上 形势的发展。如果想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像许多从事 新闻工作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名“新闻瘾君子”。 我也不例外。从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追踪新闻,将它们进行比 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闻或报纸,我会浑身不 舒服人为尽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闻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办公室阅读5 种日文 报纸,浏览2 -3 种英文报纸,然后是3 -4 种下午版,这些还不包括日本数量庞 大的体育报道,因为那不是我注意的范围。我的双手常常沾满报纸上新鲜的油墨。 我还每天阅读1 种日本周刊杂志,每周6 、7 种,还有英文的时代杂志和新闻 周刊。这些费时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阅读并且浓缩,还需要好的记忆。我很快就获 取了需要的知识。 后来,曾经有个总部来的高级官员问我大约花多少时间来作新闻调查,我的回 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想过要超时津贴呢?) 那位官员惊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显然这种新闻工作时间表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 做间谍工作,即使新闻和间谍工作在某些领域是重复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会对我的日常工作感到惊讶,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谍报工作 而非新闻,如果两者在时间上冲突,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习惯所带来的自然好处是我变得非常了解日本。利用非凡记忆力,我能记 住许多事件、名称和细节,而且并不限于重要的事件,还包括琐事和花边新闻等。 这使我在任何场合都很健谈。 我在巴黎上学时,法国财政部长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 担任总统)两次作国家预算报告,没用任何稿,所有细节、数字都完美无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闻报道即使是反对党也站起来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有意识朝那个方向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所以在东京,我参加新闻会议以后几乎 能够不靠记录而作详细写作和口述。这可能是我另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因为情报 工作中有时做记录是一种奢求和一种禁忌。 听而不作记录——用录音机除外(即使后来的便携式录音机)——不会引起任 何怀疑和不安,这也能表明好的记忆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后,有一次我帮助谈判一份价值3 .5 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右手腕关节 炎发作而不能作记录,我只能记住讨论的内容和细节。长达6 个小时的会议之间, 甚至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对方的一个经理过来问我是否有照像机般的记忆力,很让 我高兴了一阵子。 间谍工作和新闻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打探消息,问刺探性的问题,听回 答,找寻真相,保守来源和机密,客观、准确。真实地书写报道结果。 许多国家利用自己的新闻媒体在海外刺探情报已不是什么秘密,常听说有新闻 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谋工作,两种工作性质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将这两种职业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没有用本国的新闻媒体作掩护从 事情报工作。当然,我不属于任何美国媒体,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员以美国 媒体作掩护。 对情报机构来说,与新闻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记者会有许多朋友 属于情报组织。情报官员对国内和国外媒体会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见这是对双方都 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会认为这样付出不多,同时却收获颇丰。 在我成为记者后的一年之内,部份因为他们的收人接近我“记者”收人的两倍, 也由于我被同事看成讲外语的竞争者,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其 它新闻媒体里工作的朋友多次劝我跳槽到他们那里。 这令人高兴,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借口回绝这种更舒适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诱 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 ] 在里面活动(其它美国的亲密盟国,如加拿大,也一样)。 约四年以后,我被介绍给美联社一位主管国际新闻的副总裁。他对我讲到日本 和中国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联社将训练12名年轻记者,6 名讲日语, 6 名讲中文国语。当听说我是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有经验的记者,他说我集三种 优势于一身,应该争取到美联社工作。 这一次我有些动心了,甚至报告了中情局里的上级。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 定留在中情局,上级对我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的理由并不十分光明正大,间谍工作仍然能吸引我,并且当时我于得很好。 如果到美联社去,因为有严重的饮酒习惯,我可能很难习惯新闻机构里有规律的作 息制度,我也不喜欢按时睡觉。 后来我为做出这次重大决定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后来中情局关于处理过度饮酒 的规定,我可能会使我的家庭过着糟糕的生活并且自己早就死于饮酒。 中情局雇员为保守秘密而自豪。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化。 一名情报官员首先应学会独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记者却可以将他最出色 的报道公之于众。极密情报官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只能独自或仅与配偶一起享受 成功的喜悦,而不能当众庆贺,即使是来自于中情局同俺的赞赏也是被禁止的。 这违背人类需要公众承认的天性,但他必须接受和习惯这种规定。过去破获的 间谍案表明一个外向的人是不适合从事间谍职业的。我后来注意到,中情局是极少 数会赞赏失败的机构之一,它会拍着你的后背充满同情地说:“干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务通常很艰巨,就像电影电视中所宣称的“不可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尽管很努力,一名间谍仍然常常会失败。我不知道成 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关键地区竭尽全力的行动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 执行的命令,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间不对,人为错误,或仅是不走运,这些都 可能使许多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在间谍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全心 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败不应看成是灾难而应是值得赞赏的工作。 与新闻办公室同事们的预言相反,在学习1 个月以后我开始写新闻报道,到第 2 个月结束时,我变得更自如了。6 个月以后,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能够充 满自信和驾轻就熟地采访国际会议、讨论会、新闻发布会。 大使馆和豪华饭店里举行的自助餐会,以及采访大人物和庆典。 但我必须承认不可能没有失礼之处。 在东京的早些时候,在墨西哥大使馆的宴会上我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 引了客人和记者的目光。我问新来的路透社东京记者站站长这张不熟悉的面孔(可 能以后会大幅登在画报上)是谁,这位新到者也不知道。 我神魂颠倒地盯着这位夫人。她年轻,迷人,穿着典型的墨西哥式服装,皮肤 晒得黝黑,眼角上翘。即使在巴黎的荒唐岁月里精于此道,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国籍。 我热烈的目光堪至可以说是在发送秋波)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先是低下头 好像在回忆,然后向我轻轻点头好像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你是谁。”我只 好收回更加粗鲁的目光。 两天以后,我吃惊地从新闻图片头条上知道这位夫人是裕仁天皇的幼女岛津贵 于夫人。她的丈夫就站在她后面几步的地方,很庆幸没有像以前在巴黎常做的那样 去与前公主“更熟悉”。 我还有另外一次与另一位前公主(如果嫁给平民他们将失去“公主”的头衔) 交谈,她是裕仁天皇弟弟三笠宫的女儿近卫宁于夫人。近卫夫人与岛津贵子夫人 (当然还有现任明仁天皇)是亲表姐妹。 遇见近卫夫人那次,我已经认出了这位有名的年轻漂亮的夫人,而且和她站在 一起的是她的丈夫近卫先生。 我过去和他们交谈。我很高兴和热情,不过我的举正、所讲的日语和英语都不 是最优雅的,但这对高贵的年轻夫妇很礼貌和专心地听我讲一些并不深奥的东西。 这次宴会上的情形在墨西哥大使馆再次发生,当时墨西哥外交部长正式访问日 本并为即将到来的墨西哥奥运会做宣传。外交部长带着他17岁的女儿一起来到日本。 另一名也是单身汉的美国记者和我企图从这名年轻可爱的墨西哥小姐那儿得到一些 小消息,诸如她可能希望呆在日本念书之类的,这样可能在墨西哥报纸上发表一条 “小小的”新闻。 当我用眼角瞧见我的美国伙伴独自将那位墨西哥小姐弄到一边,我匆匆地对近 卫先生和夫人夹杂着日本和英文讲:“实在抱歉,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会回来的!” 我记得近卫夫人会心一笑——一个少见的情景。 日本皇族成员在公共场合很少笑,即使笑他们也很端庄地笑不露齿。 我们两人建议墨西哥外长的年轻女儿到外面的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当我们朝 门口走去时,一件令我很惊奇的事发生了。我发现五六名穿着粉红色无尾礼服的传 者静静地向同一出口移动,这些家伙是日本政府保护显贵的特别警察。通常很刻板 的日本政府官员穿着这种样式的制服真是出人意料。 观察能力对一名情报官员很重要。俗话说熟能生巧,我发觉自己只要见过一眼 他们眼睛的转动、身体的移动等就能认出那些男女同行。专门对付扒手的日本警察 在车_上或店里能轻易认出潜在的罪犯。同样地,其它国家的警察常常能通过相同 的线索轻易分辨出罪犯和有前科的人。 反过来,就像我能认出情报人员或警察一样,他们常常也能够认出我来,所以 我必须小心。 走在大街上,我能认出这类迎面而来的人(日本当时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公 共安全厅担当类似于联邦调查局的角色,负责国家安全事务)。我会走大概30步左 右然后停下来回过头看看那人,他也会和我一样停下来回头疑惑地看着我。经过几 次以后,我不再理会这种“可疑人物”了。如果被监视,我必须得甩掉“尾巴”, 我知道怎么做。除非有这种必要,我想我不必太在意盯着我的目光。 早些时候,我总是对坐在对面盯着我的人感到紧张。一名老练的同事说得很对 :“那家伙面对着你,除了直着向前他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你希望他能怎么样? 你能希望他不这么做而是盯着天花板或看旁边吗?” 在我结婚以后,妻子常说我的眼睛,尤其是我脑中想着间谍工作时看上去“十 分冷酷和吓人”。奇怪的是当我仅仅作为记者工作时,这种“严厉的眼神”很少出 现。我尝试着用微笑加以纠正,但效果不明显。我猜可能焦虑和内心的紧张会不由 自主地在脸上显示出来。 我有一名亲近的同事,也是一名极密情报官,他有一次奇异的遭遇:在巨大的 新宿火车站,他看见一个感觉像日本安全人员的人。当我的朋友转身避开他时,瞧 了一眼那人带着的手提包。我朋友后来回忆道:“手提包在眨眼睛。” 这件关于“眨眼睛的手提包”的事被报告了总部,得到的答复是:“那可能是 我们提供给日本政府的带相机的手提包,它通过手提包上的小孔拍照。我们现在已 经有了更好的不闪光的设备。” 任何一名脚印被发现的间谍心情都是不平静的。 我听过许多关于为何日本没有限制间谍活动的法律的传闻,所以那是一个间谍 活动的天堂。 祝你好运。 即使没有法律限制“间谍活动”,如果日本官方决定对你不利,可能会有一千 零一条理由——从“背信弃义”到“不受欢迎的盟友”,到“公共道德败坏”,再 到“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可能会叹服他们的想象力。 一般来说,日本负责公共安全事务的官员有出色的工作能力。那些来自于共产 主义国家的间谍人员不会被公开审判,而会根据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礼貌的“低姿 态”政策得到赦免。 常常只有在发生“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时,“嫌疑人”会被平静地要求离开 日本,仅此而已。感谢上帝,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如果美国情报人员被逮住,最糟 糕的也就是会收到站长的命令,悄悄地收拾行李溜出日本。所有受到损害的可能是 情报人员的自信心,可能还有他的职业。 我刚到日本就收到警告:好好练习职业技能,不要被抓住! 不仅如此,有人来传达站长的话:“如果你们在走进秘密地点时被捕和暴露了, 我会活剥了你们。” 唉!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 苏联大使馆被日本安全人员从位于大使馆对面伪装成邮局的建筑内长期监视着。 这是公开的秘密。当一名可疑的苏联间谍,这意味几乎所有苏联人,从大使馆出来 时,一队日本监视人员会立即行动,坐车或走路,像一群猎犬一样跟在猎物(也称 兔子)后面。 苏联人知道这些,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日本安全人员更难办一些,10-12个苏 联人会同时走出大使馆分别向不同方向分散。聪明吧? 碰巧日本并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应付所有可能的意外。 10-12个监视小组,每组4 -5 人,坐车或步行从这座无特征的建筑中蜂拥而出, 每组都有指定的目标。真是饱和监视。 听到这个我忍俊不禁。那肯定是一个壮观的场面。那个时候无线对讲机还没取 得大的发展,蜂窝电话则是在20年后才出现。 对我讲这事的高级官员警告说:“脑子里要记住日本人力资源丰富。如果需要, 他们会派10个男人(和女人)跟在你后面。” 作为一名“紧张的完美主义者”,我必须特别小心地留意任何可能的跟踪。一 名持中国台湾护照的极密情报官有一定的弱点,如果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我相信日 本政府不会干涉,我也可以少点担心。但是作为在新闻机构中工作的台湾人,我有 理由担惊受怕。 像我们在劣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停下来弯腰系鞋带,同时偷偷看一眼背后的 方式是很业余的。这可能明白地告诉你的尾巴你在留意被跟踪,只能适得其反地招 致更紧密的、甚至使你透不过气来的跟踪。这些使你厌烦的厚脸皮跟踪者会阻止你 完成任何机密行动。 标准方法——用标准方式不会招致任何错误——是停在大商店橱窗前假装欣赏 里面的展品,实际上利用橱窗玻璃的反射观察是否有人跟在你的后面。一次重要的 跟踪一般使用2 -4 人组成的小组,认出他们中的1 -2 个并不困难。继续走到下 一个橱窗,你会进一步确认。 每一个情报人员都应该知道这个,高明与拙劣的区别就在于高明者知道自己的 路线,事先也知道橱窗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事先“踩过点”,知道该走哪条街, 该看哪个橱窗。 记住几条不同的路线并不难,而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这能挽救你的行动或你的自由。 不幸的是,这种简单的安全练习很少列人正常训练中。 反追踪技巧有很多,一种稳妥的方式就是集体行动。你会经过一个有同事在那 里观察的指定地点。走过两次以后,如果被跟踪,同事能够找出你后面的尾巴。 如果单独行动,你可以保持均匀的步伐,然后突然加大步子。于是跟在你后面 和街对面的人会发现他们与你的距离拉大了。多数时候,他们会小跑着跟上来,你 会认出谁在跑步。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突然钻进开有朝街窗户的小铺子里,你可以在里面闲适地 浏览或购物。那个站在外面观察、好像等着鸽于从天上落下粪来的人就是尾巴。同 样地,你必须事先知道这间铺子。 如果跟踪者跟得很紧,甩掉尾巴就很困难。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是 名真正的记者,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常被跟踪。他的跟踪者常常是一个人,很容易就 能认出来。这人通常是站在门边等他出来。在那里无需隐蔽,他常做的是靠近尾巴 并告诉他自己计划的路线、预计的停留地点和目的地,同时提醒他:“如果你跟丢 了我,直接去目的地,我会在那儿。” 我听说在另一个独裁国家,一天一名跟踪者接近我的同事低声说:“你能走慢 点吗?今天我的鞋子不合脚。” 摆脱这种尾巴的难易取决于所在的地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紧密的跟踪 不容易摆脱。因为如果强行甩掉尾巴,一会儿他会召来一群同伙。这样一来,甚至 上厕所也会有人簇拥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需要传递一些消息,经典方法是计划和设立一种快速接 触方式,即当你走到拥挤的大街或走廊的拐角处,离开跟踪小组视线大概1 秒钟时 间内将消息材料(微缩胶片、微型胶卷、小型磁带等)传递给与你擦肩而过的同事。 这种方式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间很好用。但如果情报员不熟练,在快 速传递前会感到紧张,不自觉地手指发僵或拳头紧握,这会明确提示一名警觉的跟 踪者有事要发生。 在中情局的22年间,我主要在大城市工作,即使被跟踪也没有多大问题。除了 了解地形以外,我还充分利用人群,我还有健康的双腿和舒适的鞋于。大城市也为 我提供了大量的出租车、地铁、公共汽车及商店。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大的百货商 店。 我常穿着一套传统的深色西服(或西装上衣)以及领带,没有足以引起别人注 意和给人留下印象的颜色和闪光点。同时,芽戴整齐进人高级场所不会招至白眼。 我的鞋子,眼镜和大钱包一起作为重要装备随时保持光亮。有一点值得记住: 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停下来载客之前会看看客人的鞋子。鞋子光亮常常 意味着一名好顾客。 大的百货商店是摆脱盯梢的理想地点。这里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出口和入口,你 可以转圈或浏览,然后停下来等电梯(不要环顾四周找寻跟踪者,否则商店的保安 会怀疑你〕。坐不坐电梯是你的权利,你可以突然改变主意而乘扶梯,或等另一班 电梯。但是如果有多名跟踪者,至少有一人会和你一起进人电梯看你在哪层落脚。 此时你可以在电梯里睁大眼睛仔细审视周围的人,即使胆大的尾巴常常也会被 吓住。如果是足够谨慎的盯梢,结合扶梯和楼梯多次使用这个方法以后,监视的人 会失去你的踪影,或者会放弃那一天的跟踪。 重要的是跟踪者会再次出现,所以摆脱跟踪应尽可能表现得自然。换句话说, 就是你应该让他相信,丢掉你是他的错而不是你故意甩掉他。 准备好大量的可随时掏出来的硬币和小额纸币是很有用的。在酒吧或咖啡厅里, 如果你认为只有一个人跟着你,你可以突然站起来出去。那时,你会希望手中有确 切数目的钱,和帐单一起放在收款台上,然后静静地走出去而不必跑出去。你的尾 巴不会马上反应,或者他没有正好那么多零钱,只好找零钱或在柜台边等着找钱。 一般来讲,你的尾巴跟不上你。 就像对所有情报人员规定的那样,从走出住处开始,或者是与一名情报员接头 完毕以后,我常常很谨慎。 我会改变路线快步走5 -15分钟,然后坐上出租车到一个地铁站搭地铁,直到 确信没被跟踪。我知道地铁会打断当时可以得到的步话机之间的通信。我会从地铁 车站迷宫般的出口之一走出去,自信没被跟踪。通常我会在一个咖啡馆停留片刻, 到达接头点之前会再走一小段以确信没被跟踪。 我采取这种路线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这可能很麻烦,也很花时间,但能保证 安全,使我心情平静。 不称职的同事可能会威胁你的安全。我知道一名不遵守所学职业技巧的情报官 从美国大使馆出来以后,不是搭两辆出租车迂回绕道而行,而是像颗炮弹一样径直 到接头地点。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行动方式。 在咖啡馆或酒吧里找一个能看见人口的坐位,甚至更好的是能通过窗户看见外 边街上的情况。如果是一队跟踪者并且没有一个人敢进来,他们会因为不知道你是 否仍坐在里面或者已经从后门溜掉了而变得焦虑不安。 于是,可以预见其中一张脸孔就像布谷鸟自鸣钟里的鸟儿一样会隔几分钟出现 一次,从店外往里看以确信你还在。同一张胜出现两次以后,你已经确认了你的尾 巴。即使有多名盯梢者,这也很容易做到。 以后的几年,我已经习惯了被盯梢。即使我猜大部分是外国政府的情报人员, 常常也不知道盯梢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忽略他们的存在。我是一 名合法地持有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除非我正在行动,除非我正处在行动的时刻,除 非我不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失败——一种不大可能的事情,否则他们不能对我怎样。 我曾经去过一个西欧国家城市里著名的红灯区,这座城市以毒品和色情闻名。 可能受莫泊桑、佐拉等人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在红灯区里行走。在妓 女中我发现了一些可怜但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讲述者,虽然她们的故事可能仅仅是 “故事”。我喜欢和她们聊天,偶尔给她们买点儿饮料。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种颓废的气氛反而更有吸引力了。在台湾,在美国的都市 里,在法国,在西班牙或在日本,也是这样。 和其它城市一样,这座欧洲城市的中国城也位于红灯区旁边。我在中国城吃过 饭以后到街上张大好奇的双眼闲逛。我发现一名衣着寒酸的男子跟着我。我从街的 一边换到另一边,但这人仍然跟着我。开始我认为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但他显得太 有耐性,而且不整洁。我开始放开步子快速前进,那人跟在我后边跑,确定无疑! 没有做更好的判断,我也跑开了。周围几乎没人,我不知道这人是吸过毒的暴 徒,是同性恋者,是劫匪,还是在这个肮脏地区工作的政府秘密毒品调查员。最终 我跑过了这人,安全回到了我所住的饭店。 我年轻、体力更好的时候,在“普通人”不敢去的贫民区或破烂的地方从来没 有遇到过麻烦。 然而,这一次我必须承认我害怕了。很自然,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时会 更加害怕。 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旅馆对外国人的登记使得第二天早晨警察知道什么样的 外国人呆在哪家旅馆里。这是在电脑还没有被使用的年代。 和往常一样,我孤身一人呆在这座城市里,打发去另一城市工作之前的三天时 光。一名极密情报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确定旅程和行动。中情局知道我的行程计 划。然而即使这样,也没人知道我所在的确切地点。对一名极密情报官来讲,这既 有利也不利。 第二天早晨,在饭店的咖啡厅喝咖啡时,我感觉到被人监视了。没有特殊的理 由,只是一种直觉。我环顾四周,只有一个人将报纸举到桌面上阅读,当此人放低 报纸看我时,我确信他就是监视我的人。 此人年轻、整洁、衣着讲究,带着军人的举止。我猜他可能是政府安全官员或 是反毒官员,不管怎样,这不关我事。(是的,我是一名情报官,而且那人可能也 看出来了。但在他的城市或国家里,我没有任务。)我想到了前一个晚上跟踪我的 人,但我并不在乎。 15分钟后,我发现那人消失了。即使没必要担心,我还是有些不安并环顾四周。 那人坐在隔我三张桌子远的正后方,我后悔不该四处张望,这会显出我心中的不安。 在另一个欧洲大城市的一间中国饭馆,我看见一个像东欧人(敌人!)的男子 和一名年轻的东方男子在一起吃饭和交谈。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名情报官和 一名特工在会面,那情报官可能正用英语低声地向他的特工传达指示,但我甚至不 能确定他们用的是哪种语言。 这座城市以间谍活动而闻名,但我的任务不是替美国政府或其它任何政府抓间 谍,于是我继续吃饭,看我的英文报纸。 很快,那名“情报官”注意到了我,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表示去楼下的卫生 间,将上衣留在了椅背上。开始,我并没在意。 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始终不见那“情报官”回来找上衣和他的 朋友,我开始留意了。 可能“情报官”也认出了我。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有重要的“生意”要做,所 以不能被识破身份或受到干扰。那人可能会去叫一群帮手来,我决定赶快离开。 由于可能已处于被监视之中,我采取了自己偏爱的路线:叫一辆出租车去这城 市里的红灯区。虽然我从没去过,但从地图上知道开车需要半小时以上。我催促司 机开快点儿(似乎每个朝红灯区去的人都很急),这样可以轻易摆脱任何可能跟踪 的车辆。况且,红灯区是甩掉尾巴的上佳地方,因为一个男人消失半个到一个小时 或在一个酒吧呆一会儿又换到另一间酒吧是“很正常的事”。 我四处游荡,在妓院、商店、酒吧里很快地进出,然后叫另一辆出租车回到那 中餐馆附近我出发的地方,因为我希望在那个地区寻找一间适于另一晚上行动的夜 间俱乐部。当我从一间夜间俱乐部走到另一间时,在一个拐角处和一个男人相遇, 几乎撞上他,正是那名可恶的“情报官”,世界真是太小了! 那人发出奇怪的尖叫,显然,他和我一样感到意外。我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 将近两个小时的行动白费劲了。 我有些生气,决定看看这人如何反应。显然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官员,所以我没 必要担心。我唯一考虑的是天已经晚了,出租车越来越少。我坐在一间小酒吧里, 从这里能看见街道,可以确信那人正从外面盯着我。像教科书里的情形一样,每隔 大约5 分钟,他就会把头伸进来找寻我,每次我都会瞪着他。就像我从一开始就正 确估计那样,他肯定是间谍一类的人物。 我认定这是一名不合格的“情报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起来,走到计 程车招呼站叫了一辆车,用同一策略第二次向同一个红灯区驶去。到我确信自己 “干净”,回到旅馆时已经疲倦不堪,为自己糟糕的运气而恶心。唯一的安慰是那 晚可能有一名敌对方的情报官在担惊受怕。 有一次在欧洲,我不得不搭乘火车去另一个大城市执行任务。乘短途火车来往 于许多欧洲主要城市间不会在护照上留下过境记录。(这是我乘火车的部分原因。) 当我下了火车坐在火车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时,我注意到一个带着诡异笑容看着我 的人,可能是便衣警察。我很厌恶那种笑容。我要去这城市的一个敏感区域,可能 会被盯梢、拍照,或者在行动时被“识破”身份。我的事已经够多了,不需要节外 生枝。即使有已经被认出来了的紧张感觉,我也不愿在开始困难的任务之前被“认 出来”。 任务完成得比预期的好。我已经被告知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当地政府监视。因 为拜访对象很热情地陪我进门又很热情地送我出来,所以会面时我不能隐藏我的形 象和伪装走路的姿势。因为我从那个敏感地区出来花去的时间比预计的多,所以可 能已经被清晰地录影和拍照了。但我并不在意,我告诉自己“没人知道我在这一城 市里”。任务成功以后,我更可以这么认为。 在这里逗留的三天时间里,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观光活动,与一名在日本餐馆 偶然结识的日本女孩约会。 不错,很不错。 在返回途中走进欧洲列车的车厢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不受欢迎的人带着令人不 安的笑容正站在我车厢的外面。 这次我有些担心了。我能想到那人甚至知道我住哪家旅馆。火车离站时,他仍 然没有离开的意思,这简直是“贴身监视”,我更加担心了。 我想找一种解决方式——除掉这人或有所行动。如果是在电影里,我会将他引 进洗手间,刺穿他的心脏,于净利落地将他扔出火车。虽然我自信是一名应变力强 的情报官员,但这不是电影。不过我也没有惊慌失措。 在那座城市里我将进行重要而机密的工作,不能让他跟着我,否则他甚至可能 知道我要于什么。那人一直跟着我通过边境,在火车上检查时他对我的护照不感兴 趣,这使我相信他已经了解我到一个程度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并没做什么违法 的事,在过境之前好像他不会逮捕我。 在车厢里我看见了一名年轻漂亮的欧洲女孩。开始我讲法语,当发现她也将英 语当成第二母语时,我混杂着两种语言与她交谈。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帮了我, 这种“爱情游戏”我很熟练。我猜想那个讨厌的男人也能说这两种语言。那时我已 经想到了策略,我不担心。 我买来啤酒、葡萄酒和零食和那女孩狂热地吃喝起来。“喝!再来厂我知道混 和酒的强烈效果,开始用听得见的声音和她调情,而她格格地娇笑着。那人则站在 走廊里听。 我大声地要女孩写下她的电话号码,但不让那男人知道是什么。我们许诺一到 目的地,放下行李后就聚在一起。 到达终点站时,女孩已经喝醉了,而我相信自己看上去也醉了。我看见那张令 人讨厌的面孔消失在车站的人群中。或许他认为我仅仅是一个错误目标,或者是无 价值的不合格情报员,抑或是其它类型的行动人员。不管怎样,我盯着那人过了一 段时间,确信我和那女孩已经摆脱了追踪者。 我怀疑那人会带着我的名字去当地政府寻求合作以对我进行彻底调查。我提醒 自己,间谍的通病就是偏执,毕竟这是另一个政府。火车上遭遇以后我再也没发现 自己被监视。 最终我把那女孩弄到了我住的饭店,谢天谢地,还不赖。 幸运的是,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尽管当时大部分日本的反对力量大声攻击 美国,我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生活和新闻工作。 母亲也来到东京和我重聚,她开心地看到我成为一名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外国 记者。 一大,母亲整理我的信件时,一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她问我是否要接受其中 的一个邀请,我看了一眼说:“不,妈妈,我不会出席的,我宁愿花时间和你在一 起。” 她说是来自首相办公室的邀请,我说不,可能有其它机会见到首相。母亲快哭 了,她肯定在想,这个曾经“没希望”的儿于真的成功了。 确实,我喜欢特殊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宴会上,一名美国记者邀请我一起与佐 藤荣作首相聊聊。佐藤首相很高兴地用日语和我交谈,因为他不讲英语。他招呼他 的阁僚——大藏相福田纠夫和外相三木武雄:“福田君,三木君,过来见见洪先生。” 他用比叫阁僚们更高一级的尊称称呼我,这是日本的普通礼节,但对一名33岁的年 青人是多么荣耀。 两位部长过来和我握手,福田先生和往常一样容光焕发地说很高兴见到我,还 友好地问了几个问题。三木外相告诉佐藤首相,通过新闻发布会他已经认识了我, 我感谢被认了出来。福田先生和三木先生后来都成为日本首相。 这里还有一段关于三木武雄先生的小插曲。一次,我用化名和“轻伪装”进行 活动(“轻伪装”就是用一些东西稍微改变外观而不完全改变面容),到所住饭店 的餐厅去吃早餐时,三木先生和他的秘书过来坐在前面离我很近的地方吃早餐。 三木先生立刻就认出了我。当时对应付这种窘境还不太熟练,我想我不能带着 这种奇怪的外表去迎接他,并且带的名片也是化名,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一大早 独自呆在这儿。三木先生的脸孔在日本政治家中是很熟悉的,三秒钟以后我就不能 装作刚刚看到他。我决定扮演预定的“外国人”角色,不理三木先生。同时,三木 先生歪着头皱眉思索,并且盯着我,好像在说:“我确实认识你,不是吗?”我不 得不忍受这顿匆忙的早餐,希望三木先生不要猜疑自己是否老了。 如前所述,在日本,如何拜访一个人是很重要的。1991年9 月,我在东京见到 了妻子的表弟,他正在给宫泽揆一先生打电话。宫泽揆一是前副首相,后来是首相 位置的竞争者。表弟没有用通常的称呼,对外人而言,这是一种轻蔑的表示或是一 种谦卑的举止,但我知道并非出于轻视。我问表弟他与宫泽先生的关系,他说宫泽 先生和他是同一祖父母的表亲。他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去年起一直让你去 拜访他。” 即使当时宫泽先生忙于竞选首相,他还是很亲切地接见了我。因为我已经公开 退休了,所以我奉上了自己用英文和日文写的小传。宫泽先生将两种版本都仔细看 过了,甚至很快注意到两者间一处轻微的差异。 能看到一名活生生的“前中情局情报官员”在他面前,而且还是远亲,宫泽先 生似乎很惊奇。带着好奇的眼神,宫泽先生问了我一些关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他 很谨慎地没有触及什么敏感或令人尴尬的问题。我们一直呆到秘书进来提醒他下一 个约见。 宫泽先生的确登上首相宝座,但不幸的是他留给人们的记忆:在他的领导下, 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在执政38年以后第一次被细川护熙首相领导的更开放的联合政府 所取代。 我作为外国记者的地位即使不是每周也是逐月在提高。我参加了许多在大使馆 和高级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逐渐对这些饭店了如指掌。 饭店是间谍活动最便利的舞台。在这里可以公开地或秘密地进行集会、会谈、 宴会、闲聊、喝酒、吃饭、交换材料等。这里有走廊、拱廊、餐厅、大厅和酒吧, 当然还有房间,对情报搜集者来讲,它们就像设备完好的游乐场。如果需要还可以 很方便地叫计程车迅速离开。 我开始用心去了解东京大部分豪华饭店,以及地点、路线、公厕、公用电话和 出口。 只有一个出口的饭店是不受情报人员欢迎的。这就像一个老鼠洞,房中的侦探 会随时警觉地盯着唯一的出入口。 我开始被邀请参加鸡尾酒会、自助餐会、重要人物的接待会或庆典等。 铺张的自助餐会在日本很普遍,鲜花点缀或冰雕装饰的大厅里摆着各种佳肴美 食,客人也很多,但我几乎不认识他们。我一般因惦记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聚 餐会上吃喝很少。但在这种场合很少有行动机会。如果餐会上很拥挤,我就不能随 意走动,那么我会试着呆在离食品台较近的地方,而且倾向于靠近我喜爱的食物, 如生鱼片。龙虾和小虾等,等待着或许有吸引力的谈话对象出现。 即使我是酒精中毒者——这个称呼当时仍然不普遍或不被了解——就像被东方 人称赞的那样,我很英雄般地喝酒。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在一个中国人的招待会上宾主间相互敬酒,我干了24小杯 强劲的茅台酒(另一名客人夸口他喝了25杯)。我几乎接受了一名侍者狡猾的挑战 而将整齐摆放在我面前的12杯满满的酒喝下去。也许我全喝下去也没什么恶反应, 但这样会使陪伴我的妻于——可怜的人——受到全场瞩目。 在东京的那些聚会中,我的记者身份很好地帮助我与外交官、记者同行、以及 可能是许多国家的情报人员接触,我过去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大量的阅读得到了极 好的回报。我可以很明智地讲话,用灵通的消息和趣闻使谈话变得更活泼。有几个 大使经常用非正式和甜蜜的口吻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日本严重依赖于美国情报的输人,与日本有关的事务由中情局东京站联 络处以紧密协作的方式掌握着。因为我与该处不发生联系,所以我与日本政府之间 的关系纯粹是从记者的角度出发的。 日本外务省让我感觉很愉快,我试着尽可能真诚地与那里面的官员相处。 一次,一名新来的外国记者无知地写了一篇刺激性文章,讲新近回归日本的小 笠原群岛上“可能进行核试验”。这篇文章完全不负责任,忽略了日本人对核问题 的过敏性,但是这条消息立刻上了那记者的祖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工作方面的老板 要求我写一篇相似的文章对其加以证实。 我认为这很荒谬,只有不了解日本人的傻瓜才会捏造这种毫无依据的故事。如 果我写了任何与之轻微相似的东西,外务省的朋友会瞧不起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应 该更了解实情。这是卑鄙新闻的典型事例,但我伤害了老板的感情,因为他不了解 情况。 不久,我与外务省的和睦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外务省每周发布一次外事 新闻简报,主持人通常用英语发言,录相和出版外务省新闻发布会记录也是用英语。 有时主持人,即情报文化局长官会打断报告会,私下用日语向我确证一些消息,使 我非常得意。外务省发言人是一名温文而雅的卓越的外交官,是第一个用英语主持 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的外务省首席发言人。后来,他升职去了伦敦当大使。 然而,我的极密情报官身份在东京站内仍然是机密。 一天,一次极密情报官的秘密会议分发了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在世界上的任何 地方,我们通常假设所有美国高级外交官的电话都受到了所在国的监听。在遭到逮 捕或遇到其它与所在国政府有关的紧急情况时,这个号码可被确认为是驻日美军基 地的一个号码。 我是唯一没有得到号码的极密情报官。我仍然记得当我询问时,联络官幽默的 回答。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它?我能得到吗?” “不,保罗,你不能。”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身份属于机密。” “喊!那么遇到紧急情况时我该怎样做?” “你只能在监狱里耐心地等待。” “什……什么?哦!别这样,你一定是开玩笑。” “不,我没有开玩笑,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号码,你只能在牢里耐心等待。” “哎……” 我采访除体育以外所有类别的新闻。然而出于个人爱好,我能得到了世界拳击 锦标赛靠台边位置的票。当时日本拥有几项较轻级别的桂冠。 我采访过许多访问日本的外国政府首脑,遇到过无数为某一理由访问东京的外 国政府部长。使人记忆深刻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还有他的淡色眼镜、雪茄和 小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印度甘地总理是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我是一名快手。采访国际会议时,在听的同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句子。回到办公 室面对打字机时我已经想好了第一段。我在法国受到的写作训练对于概念的产生和 文章结构的组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不少同事会以他们的开头段落 向我征求意见,这令人喜悦和满足。 我采访过两名国际选美赛的参赛者,享受被邀参加的几个场合的每一分钟。我 发现近看不是每个参赛者都漂亮。 在一个为参赛者举办的庆祝会上,我和一名参赛者聊天,预测她会进人前三名。 她谦虚地认为自己没那么漂亮,并许诺如果我的预言成真,她将和我约会。 最后她获得了亚军,并实践了诺言。日本赞助商精心地为每一位获胜者安排了 一名长期陪伴,以避免传出任何绊闻。她用小小的诡计甩掉了跟随。 我带她去了酒吧和我知道的一个摇滚俱乐部。当时在东京很少见到美丽的白种 人,至少不会像她那么漂亮。日本男人们震惊了!他们用忌妒和羡慕的眼神瞧着我 们,从中我获得了极大的尊重。我也很尊重这个充满魁力的女人,她是参赛者中唯 一的研究生。 我开始理解“无冕之王”的力量。有一次,一帮人占据了我紧邻的公寓,通宵 达旦地喧闹。尽管我还没将那种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确实成功地驱逐了这帮暴徒。 一个晚上,通过我用链条锁住的铁门开口处,我大声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并排 站在开口处,想看看这个胆大的外国人是谁。我咆哮着责骂那些面孔,宣称如果他 们不立刻安静下来,我会打电话给东京警视总监。两天以后这帮人搬了出去,房东 为此十分感激我。 这次并非是虚张声势,我完全可能打电话给警视总监。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对 总监本人讲,但我可以同他的助手讲,他的助手会向外交部查证。在核实我的地位 和身份以后,警视厅会及时赶来处理这件事。 日本对外国记者永远是最热情的。 当我的记者生涯步步上升时,我的间谍职业却从来没有上升过。唐·布朗耐心 地引导我向这个或那个目标前进,但我作为一名间谍仍很不成熟。我能够愉快地单 独采访诸如巴西总统夫人科斯塔·达席尔瓦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写出她第一次经历 地震的故事。但我在采访那些可能提供情报的真正目标时,却感到很困难。 第一次采访一名很有价值的对象时,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和采访其他人 没有什么区别。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很紧张,以致能看见我的双手和记事本在桌上颤抖,我 不得不将记事本放到膝盖上加以掩饰,结果记事本又从抖动的膝盖上掉了下来,近 乎一场灾难。幸好没有更糟的事发生。 根据日本对签证的要求,我不得不每半年离开日本一次去更换我的签证。我可 以选择去南韩、台湾、关岛或香港,旅费由中情局提供。 我第一次旅行去了南韩。旅行中我还必须做一些烦人的间谍工作,因为我缺乏 经验,结果变得无关紧要。 当时正是南北朝鲜关系紧张时期,实行严格的宵禁,任何违反者都可能没有争 辩的机会而被枪毙。 我连一个韩国字都不会说,也不想对韩国人讲日语,因为我认为这样会触怒韩 国人,使他们回想起悲惨的过去。 到达汉城的头一晚,我放下行李就准备到饭店外面来一个夜晚“冒险”(这是 我到一个新地方的恶习)。 将钥匙放到饭店的柜台时,我听到服务生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不能理解,所 以没有太在意。 朝着饭店的前门走了几步,我似有所觉,回去问那服务生刚才说什么。经过多 番努力才听懂他带有口音的英语,他刚才是提醒我午夜的“宵禁”,而当时是晚上 11:53。 第一次去汉城旅行,唯一值得夸耀的是我为一个俱乐部赌场的保险箱作了慷慨 的奉献。我被骗买了只假的“质地很好带着特殊绿色釉彩的李朝油罐”,而且还从 一名“值得尊敬的博物馆长”(即出售者自己)处得到了“真品”的证明。 多年以后,我向我的日本耶酥会导师展示这个“稀有的古代罐子”,他对多个 地域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这位神父看见罐子后马上就笑了。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期望 的红色没有显现出来而代之以绿色,确实是“稀有”。 我有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专门从事古董交易,来往于世界各地进行“有价值的 收购”。我曾经试图以“50万美元的特殊打折价”将那只“稀有的罐子”卖给她。 我们常常以那只愚蠢的罐子开玩笑取乐。 我仍拥有那罐于,准备以5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出去,或者不行的话,只要超 过200 美元就行。 在开始的一年半间,唐·布朗是我所在的东京站站长。按照唐的说法,我在一 份报告中提供了“一句话” ,但他仍然和蔼地赞扬我。后来我觉得这糟透了。 情报报告(IRS )是指由站里负责报告的官员将所在区域搜集到的情报分类整 理而得的报告,它将被反馈到中情局总部,然后,如果被认为有价值或有用,它们 将被重抄并散发到我们称之为“顾客”或“消费者”的适当渠道,例如白宫。国务 院。国防部等。 在我加人中情局的很久以前,一名天才已经在东京建立了一种计算方法:按照 年度发往总部的情报报告数进行东京站全年费用的分配。我得知情报报告的价值是 每份10000 美元之巨。 我曾经碰到一名怪异的情报官,他宣称自己在较短的时期里已经从东京发了2000 份报告。是否属实非常值得怀疑。当他听我讲到关于报告的价值时,试着口算但不 能进行乘法运算,只好找来纸笔算出他的“2000份报告”已经创造了多少价值,然 后他大声惊呼:“2000万美元!我写出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报告!!” 我想他可能会用心脏病来奖赏自己。很遗憾,就像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某些 中情局官员并不是那么聪明。 60年代后期,在相对保守的日本,性解放思潮还没传到。但在那里,我曾经有 一段花花公子似的快乐时光,在酒吧里与女人邂逅或相会。据我所知,只有其它国 家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巴黎,有时男人们很自由地相互“转让”一名随便的女人。圈子里的每个人, 包括女人,都会获得愉快的享受。 我一定程度地进人了一个由24-28岁的日本职业女性组成的“性圈子”。按照 当时日本人的标准,她们是少数已过结婚年龄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办公室女性, 有固定收人,外表和品味高于一般人,已经有过一两个爱人,并且厌倦了单身生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有一套转交男人的制度。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也不 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我很高兴从中受益。 我从圈子里的第四和第五个女人之间退出了。因为误解了约定的时间,她们为 我而争吵。我从来不喜欢与女人之间有凌乱的关系,而且在国外进行秘密的间谍工 作,我也不想闹绊闻。但是当它进行时,确实很好。 一次,我和其中的一个女人在一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将我承诺的一顿晚 餐搞成一回大事。当时在日本,女人很少戴时装帽子,而她戴了一顶无边女帽—— 令人费解的装扮。但这并没有使我烦恼,因为我已经穿上通常的深色西装。 去吃饭之前,我不得不中途下车去一家主要的报社道歉不能应邀参加鸡尾酒会。 我不知为何当晚会举行这个招待会。 招待会的接待工作由年青人管理完全是个错误。我看了一下准备好的客人标签, 可能总共只有100 张。在我道歉之前,我们被不容分辩地引进大厅。这些没经验但 过份热情的男人和女人欢迎和我一起来的女士,并告诉我她不需要正式邀请。我看 见许多年长和尊贵的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在轻声地交谈。当发现我年轻的女友是招 待会上唯一的女性时,我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 在我能警告之前,我的女友走到了大厅中央,远离我所能及的地方。在这里, 主宾——一名很著名的美国人将要讲话。我后退到墙边,发现自己站在美国大使旁 边,他可能是在场的第二重要人物。当然大使不知道我的真实背景。我们低声交谈 了几句。酒会开始时,我的女友很高兴,而我却希望墙上有道缝能让我钻进去。 第二天,我惊骇地在那家报纸英文版第一次印刷的头版发现了一张照片。报纸 中央,我的女友戴着无边帽站在鸡尾酒桌边上,没有标题解释,而美国大使和我在 背景里清晰可见。但我知道,当时的皇太子妃(现在的皇后)常喜欢戴一顶无边帽, 因为这点轻微相似性,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误认为她是皇太子妃了。可能不能确定, 所以标题没有指明身份。 在我能够从头晕中恢复过来、打电话更正之前,第二次印刷的报纸又来了。谢 天谢地,照片没有了。 我还将那张照片附上简短的解释寄给了在台湾的父母。 我并非随时都在拈花惹草,职业生涯里最恐怖的经历发生在这段时间里。 在我的上司唐·布朗的指引下,我“帮助”了一群危险的敌人。他们说想请我 吃饭以表达对我的谢意,我愉快地接受了。 我被接上了一辆计程车,兜圈子直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然后被从后门领进了一 家饭馆。我不知身在何处,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那晚我和谁在一起和做什么。 在一间隐密的无亩小房间里,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人进来说他将做东。我的食物, 啤酒和葡萄酒拿了进来,但没有主人的食物。 主人保持着礼貌的恣态,但没有笑容,几乎是阴沉着脸,看上去像一名愠怒的 脑外科医生将要进行一次困难的开刀手术——针对我的脑袋。 对我惴惴不安的提问,他回答说他不饿,他也不喝酒。谢谢你的关心。 主人简短地请我享用食物。很好,非常感谢!我饿得几乎可以吃下任何东西! (不管里面有什么。) 在紧闭的房间里,他礼貌地问我一些经过考虑的试探性问题,同时仔细观察我 的反应。 因为经历过更艰苦的生活(我曾经考虑过要加人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我已 经学会很快做出决定。尽管我平时很固执,在那个时候我放弃了自我,准备面对某 些事情,可能是死亡。 总之,死亡从来没有像那样吓着过我。这儿最坏的可能就是死亡,我想最有可 能的是下毒,这将是可惜可叹的事。如果当时有其它的希望和机会的话,可能会是 一架飞机从天而降,正砸在这间可恶的饭馆顶上。 我能够保持面部毫无表情,但我能装得比毫无表情更好更有效。这在我更年轻 时得到了很好的考验并且多次被证明有用。 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假装很高兴地尽可能喝酒,好像如果食物或酒中有毒,我 希望能快点儿死。 如果食物真有毒就糟糕了,但我想如果那位高深莫测的主人觉得我太笨、太傻 或不值得信任,对他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或许有救。 最后,当我明显醉了,我说:“非常感谢你的美食,我已经喝得太多了,请叫 辆计程车送我回去。” 他真的叫了辆计程车,我安全地回到了公寓。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个难忘的教训,使我甚至是从中情局退出以后,一直考虑以 后可能会用上的对策。 当我还是单身汉,没有人可以告之我可能去了何处的时候,我会记下约会地点、 时间、我将要会见的对象,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原因。然后我会将那张纸封在 信封里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如果我死了或消失了太长一段时间,东京站的人,可能 还有日本警察最终会到我的寓所找我。如果我真的死了,他们会为我报仇。虽然这 不是令人愉快的想法,但必须这么做。 婚后因为不想吓坏已担惊受怕的妻子,我把将要进行会面的细节写下来,装在 信封里藏在我们的一个秘密地方。我告诉妻子,如果我没有回来或是在固定的时间 里(例如早晨的3 点或6 点)没有联系,就走出住所找一部公用电话如此如此打电 话,然后去找一个她认识的人将信封给他。这样有望使搜寻工作运转起来。 同时,这也能发动报仇行动。我不会让人杀了我之后逃之夭夭。 这可能不是很符合天主教徒的行为方式,但这是一条求生之道,而且我当时还 不是大主教徒。如果有人杀了我,杀了那王八蛋为我报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 这是自卫的基本准则。如果将之公诸于众或向敌人宣布,也被称作“威慑”, 这将是强有力的有效安全措施。如果不公开宣称报复意图,“威慑”将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致力于创造相对较小的法国核武器系统 “La Force de Fppe”。尽管它被嘲笑为“死后的”报复,因为法国可能已经被消 灭了,所以意义不大。但是它确实起到了显著的威慑作用。 我相信一名情报官员必须具备勇气、力量、决断力。执着、狡诈,如果需要, 还有冷酷,这是从马基雅维里处学来的。 我在法国就读的学校有一句座右铭借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狮子的力 量,狐狸的计谋。” 在美国,一名“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冷酷、邪恶和遭人厌恶的,但法国人更 实际,更诚实,而不是仅仅是从片面地批判马基雅维里。 我们学校从不忌讳走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并且产生了大量法国外交官和政治家。 想想美国的总统,他们中所有的人,包括伟大的林肯都有一点儿马基雅维里似 的性格,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总统。 后来我造了一副刻有这句箴言的手镯。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到佛罗伦萨旅行时, 我去参拜了马基雅维里亲王的墓,以表达我的敬意。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那人为什么要请我吃这顿“难忘”的饭。经过思考, 我猜这些人在考验我,考虑怎么用我,如果计划失败就可能杀了我或让我“消失”。 后来在有了新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我想到了更可信的理由。毫无疑问他们 在考验我,但他们的目的是想招募我,如果失败则可能采取绑架的手段。我醉酒的 表现可能使他们失望,从而使我从险境中解脱出来。 这次经历为前文所述在欧洲有人跟踪我到火车上提供了教材。我发现有时装傻 是很有用的,它可能会伤及自尊心,但它可能会救自己的命。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