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一个世纪的精神历程 张良 北大:中国敏感的神经 又一次来到了北大,又一次站在未名湖畔。 在有过几次匆匆的拜访之后,这一次我想在这方圣地好好追寻一点什么。北大, 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名字,它将在1998年5月4日迎来百年华诞。 北大历来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北大就被看作是中国当 代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象征,一个现代思想的策源地。它的辉煌的历史——最早 的国立综合性大学、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 想源泉、教授及杰出科技人才最多的学校等,与它相连的一长串闪亮的名字——梁 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马寅初、李四光、 王力、朱光潜、周培源等,以及没有进入“正史”,但被一代代北大人口碑相传、 津津乐道的种种逸事,如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却被聘为北大教授;陈汉章不当 教授当学生;“偷听生”昂首阔步出入教室,不求文凭但求学问;教授们对学生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大家风范;钱玄同对学生考试而不阅卷,依花名册顺序 打分;校长马寅初严寒之日酒酣耳热,敞开衣襟至钟亭大敲其钟,召集师生四处拱 手以“兄弟”相称等,都在诉说着它的非凡。 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一部百年校史,几乎浓缩了一个民 族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的振兴史,世所罕见。而种种奇闻逸事的存在,则更为北大添 上了一丝迷人的色彩。 鲁迅曾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的确,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北大人总能以他们的口号或举动让世人的精神为之 一振,他们一直是社会敏感的神经。北大的旗帜,往往带有某种微妙的动向意识。 我看到了一个平凡的北大 北大人从来就有与众不同的眼光和视角,这也是北大精神魅力的核心所在。但 是,当这种魅力只能在对历史的追忆中一次次提起;当物质生活的丰富正日益凸显 精神的贫乏、沉闷,而北大的精神之旗已很久不见飘扬时,我不禁感到,北大已越 来越像人们司空见惯的其他一些大学了。在其百年盛典到来之际,我看到的是一个 平凡的北大。 张中行先生在一篇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中写道:20年代,北大有两位教授—— 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两位在校内的住所恰好对门,自然朝夕相见,每次见 面后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 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两位都是著作颇丰,忠于自己所信,当仁不让。学 术与人情截然分开。 而同在哲学系的胡适与梁漱溟,则在同时同地的楼上楼下打起了哲学擂台,胡 适以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身份开设中国哲学史讲座,梁漱溟则着布鞋布袜,以土学者 身份高谈东方文化、西洋文明。其精湛学问让双方听众都深感佩服。 兼容氛围之中的学术论争在数十年后仍让北大学子为之神往。只是在今天的北 大,精神的魅力更多地被精神的冲突所取代。由于与利益密切相关,北大在学位授 予、职称评定、项目申报中,其拉帮结派、相互攻击、喊冤叫屈的“热闹”景象, 与其他学校并无二致,兼容并包、讲求民主、以学术为重的风气日渐淡薄。而对科 研成果急功近利的追求,则使科学精神往往在无形中消亡。 而学生的兴趣,对各专业心理等级的划分,也越来越符合全国“惯例”。经济、 法律毫无疑问是热门。1995年北大招收了全国各地的32名文理科状元,其中16名选 择了经济类院系,而仅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专业就迎来了10名状元。看到如此多的状 元济济一堂,不知国际经济专业的教授们是惊喜还是不安?1996年则有8名状元在法 律系汇聚一堂。一向被北大引为骄傲的中文系,其录取分数在1987年已从全校第一 降为第三,在90年代则进一步沦为文科冷门。 北大诗人曾有自己的盛会,即一年一届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会前半月即 已奔走相告,摩拳擦掌,掂量自己能拿几等奖。原先,朗诵会在大礼堂开,2000人 的座位坐得满满的,后来挪到可容四五百人的办公楼礼堂,再往后是200多人的大教 室,现在则是校外的一个小酒吧。在其他地方我们已见惯了文学、艺术随人文精神 一起溃退的景象,只是当这一幕在北大也原封不动地上演时,这仍会让许多人感到 失落。因为,这是北大。 北大所能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在于思想文化。而一种精神气质的丧失, 一种思想资源的枯竭,是其他具体的科技成就所难以弥补的。在一切讲究“实用” 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光辉。我们不愿意看到那个“理想主义北大”的 渐渐消失。 被“边缘化”的北大校友 几年前,北大95周年诞辰时,有3000名北大校友自费出了一本集子,名《北大 人》。在这本集子里,每人以百余字篇幅介绍履历、成就、人生及事业感受,以及 对母校的印象。每次捧读这本厚厚的书,我都会感觉到,这里面有无数颗心在跳动。 在那些毫无雕饰的叙述中,北大人对精神故乡的深深的眷恋让人尤为感动。 但在这本书中,同样打动我的,还有那些命途多舛的北大人的浓浓的惆怅。北 大,成了他们一生最大的光荣,将他们推向了人生的顶峰,而在离开校园后他们却 渐渐归入平凡。一位校友写道:“北大人改造社会的心最切,但在走出校园后却往 往不能适应社会,不成功者甚多。”对北大校友的粗略统计也表明,北大人以从事 文化、教育、研究者居多,在许多更需要“精英”的行业和阶层中,北大人的身影 异常稀疏。 北大毕业的诗人西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81年9月我进入北大,第一次开全 体新生大会,校团委书记就大声宣布:‘北大原有八千精英,现在有了一万精英— —欢迎新同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精英’这个词。我听出了这个词所含有的兴 奋和自豪,心想,哦,我还是个精英哪!只是一万精英,数目似乎大了些。” 让西川略略感到遗憾的是精英学子太多,而让北大感到遗憾的,也许就是社会 精英中北大人太少。一批批从素质到抱负都堪称精英的年轻学子,在北大经过了数 年的精英教育之后,却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被社会无形中“边缘化”了。对北大 人来说,或许是一种淡泊的天性及校园精神的熏陶使然。而对社会,却是一种巨大 的资源浪费。 在世纪末的北大,我看到的是平凡的思想、平凡的兴趣、平凡的气质、平凡的 景象以及平凡的“精英”。我不能不说,我看到了一个平凡的北大。 以平常心看北大 北大精神以及地位的失落几年前就让一些北大人焦虑不安。 1996年4月,《中国青年》杂志以十几个页码的篇幅登出了一篇长文:《魂兮归 来》。文章的开头即列出了位居“'95北大十大新闻”榜首的一则消息:“从国家科 委举行的全国科技论文统计信息发布会上获悉,北京大学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和被 国际上引用论文篇数均落后于南京大学。”作者在痛惜北大“新学之冠”旁落的同 时,还一一列举了北大的诸多问题和困惑,最后则发出了近乎悲愤的呼喊:“家国 荒兮,魂兮归来;天下笈矣,魂将归来。”他所呼唤的,不仅仅是一种地位,更有 “崇尚学术、讲求民主科学、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从1978年至今,中国已历经3次思想大解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突破口打破个人崇拜,以不要争论姓资姓社,“三个有利于”打破计划崇拜,以 混合所有制为标志打破所有制崇拜。在这3次思想大解放中,号称“厉股份”的北大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一直大声疾呼对所有权进行股份制改造,为第3次思想大 解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从北大也曾传出某种不和谐音。 在近年的一次次文化运动中,一些名字让我们渐渐熟悉:张承志、张炜、余秋 雨、韩少功、王小波、北岛、顾城、舒婷……他们扮演了文化的先锋,掀起了一次 次思想的波涛,以笔为旗,猎猎作响。但是,北大皆与这些先锋们无缘。在同期的 北大“文科科研成果”表上,只能见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大力倡导国学、中 文系整理了15册1000多万字的《全宋诗》、《文字学概要》等5部著作获国家图书奖…… 作为文化策源地的失落,这是北大的悲哀;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是社会进 步的表现。在时代正向知识经济、文化竞争转型的过程中,在社会、企业、个人正 有越来越强烈的文化需求时,实际上在中国已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单独或主要承担 起这一使命,文化以及文化人也有了日益广阔的生存空间。北大的某种失落正是一 种历史的必然。在需要建设新文化的今天,不吸收北大遗产是一种悲剧,简单地以 北大精神作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精神指引,也是一种悲剧。我们所要做的,是以平 常心看北大,包括它过去的辉煌和今后可能的失落。 “身世之谜”的背后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母校百年校庆中不甘落后,也想为盛典“添砖加瓦”。 捐不出大笔资产,于是在《读书》杂志上献上一组老北大的故事,算作“千里送鹅 毛”。这些故事倒并不像其他校友般“白头宫女话天宝”,在飘渺的逸事中用以自 娱,而是极认真地探讨了北大的“身世之谜”,其中之一便是校庆的改期。 北大校庆从沿用多年的12月17日改为5月4日,在何年,理由何在?原以为不过 距今40多年,小事而已。不料记载竟如北大景致——一塌(塔)糊(湖)涂(图)。 在许多北大人的记忆中,以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组成的美妙景致是他们一生的 梦萦。 陈平原认为,北大历来关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风气之先。校庆改期与毛 泽东本人的“引导”不无关系。新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有过三次交往。 对两次收到有关五四纪念活动的上书,均迅速答复;至于对出席“旧”校庆的邀请, 则不置可否。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新政权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突出渲 染,无疑有利于北大重新占据中心地位,并谋求进一步发展。“五四”实际成了当 时的北大寻求变革与发展的“护身符”。于是敏感的北大开始抓住机遇,大做文章, 将“旧”校庆的活动渐渐淡化,而将五四纪念活动渐渐强化,直至将校庆日过渡到 5月4日。陈平原最后评价道:50年代初北大校庆的改弦易辙,我以为乃出于深思熟 虑的“高招”。若做如是观,对先辈爱护北大的心清,当有更为深入的体贴;对其 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也会有较为通达的理解。尽管如此,我对于赋予校庆纪念日以 特殊意义,仍深感不安。真希望,百年大庆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 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 但百年校庆实际上仍被赋予了强烈的“特殊意义”。在5月4日,北大百年庆典 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与 北大万余名校友欢聚一堂。而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的举行,“北京大学建校100周 年”纪念邮票的发行,“北京大学星”的命名仪式等,莫不体现出北大的独特身份。 但地位从来都是实力的反映,在竞争的时代,从来就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也不可能 产生封赏的冠军。市场经济就是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当思想、人才、经费等资源 将以一种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式自由流动时,任何一所学校的兴衰都将是竞争 的自然结果,而与所谓“特殊意义”无关。当北大继续以其实力和风范成为中国高 等教育的楷模时,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为它欢呼。但如果北大有一天成为“第二学府”、 “第三学府”,我们,以及北大的师生、校友和管理机构能否以更加平静的心态看 待?毕竟,一校的兴衰与教育界的兴衰、国家的兴衰已没有了天然的联系。 北大人更需要平静 赴北大之前,已知道那里将是中国今年的舆论焦点之一。各大媒体已将北大百 年作为今年的重点报道。但是,当得知中央电视台已有一个摄制小组长驻北大,当 在北大党委宣传部的采访被不断进来的记者打断时,这种舆论升温仍让我十分吃惊。 为什么新闻界要如此关注北大?我们在关注它的什么呢?光荣历史还是教育科 技新成就?显然,人们并非要和北大人一起忆旧。北大的过去和现在自然会被隆重 地纪念,但人们更多地是关注北大的未来。新闻界这种热切的姿态体现了人们的一 种期待:北大能否发扬传统、重现辉煌?北大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 力?至于历史和成就,将在彻底地总结之后翻过去了。只是,我们对北大的期待是 否过多沿袭了过去的心理?北大,能否提供我们所期待的东西?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也许正在全国各地激发产生无数的思想 文化源泉。需求正在推动社会自身的进步,而精神需求的庞大和多元化,使得任何 一所学校都无法承受这重负。我们过多的期待是否会压垮力不从心的北大?我们过 多的热情是否会损害正需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北大? 让我们静静地站在一边,以平静的心态看待北大,看待它的百年校庆吧。因为, 北大人更需要以平常心面对未来。 以平常心看北大,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北大抱有更大的期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需要一些原动力,“一枝独秀”的历史一页已翻过去了,但北大仍然有理由有必要 承担更大的责任。 江泽民提出的“科教兴国”和“建设新文化”的战略构思,充分反映了社会对 文化科技的强烈需求。北大的历史使命远没有完结,所要做的,是如何再造自我以 回应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北大,毕竟是中国思想的“根”,是中国新学的先锋, 是精英荟萃之地。 新精神的代表 相对于思想文化的弱化,北大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的崛起显得异 常醒目。 北大方正集团、未名生物工程集团、青鸟有限责任公司、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北大资源集团号称北大高科技产业的“五虎上将”。仅方正集团,技工贸年收 入就突破60亿元,成为首家在香港股票上市的校办企业,并被确立为冲击世界500强 的6家候选企业之一。方正的诞生,是北大人传统的创新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的结合。 当王选拖着病弱之躯向汉字印刷现代化开战,终于让印刷告别了铅与火,使汉字文 明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中仍能放出灿烂的异彩,在这一刻,我们完全能感受到 北大人那不绝如缕的可贵精神。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那批归国博士们,以对 现实社会的关注、学术的严谨和成果的丰硕,也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北大特色。他们 的成功,是开放心态、竞争意识和除旧存新再造自我的成功。他们身上蕴育着北大 的新精神。 拆取心中的“南墙” 1992年,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推动下,北大也出现了改革热潮。让人始料不及的 是,北大校园南街“推倒南墙”的改造方案出台后,竟在校内及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人们争议的焦点是:北大需不需要推倒南墙?院墙的崩溃是否意味着北大将与世俗 同流合污?在“不争论”的大背景下,变革的力量终于占了上风,南墙被推掉了。 六年过后再回看这一幕,我们不禁要感慨,一种开放心态在以“创新”著称的学校 里建立也并非易事。而社会舆论的分化也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北大的矛盾心理:希望 为中国保留一块不受“侵蚀”的圣地。但圣地不是禁地,是封起来、关起门,还是 坦然面对,抑或积极投身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北大人面临选择。 1997年,是北大国际交流和合作最为频繁、收获颇丰的一年。这一年,北大接 待访华学者和在北大授课的外籍教师人数,都创下了全国大学之最。而北大出国人 员之多,也在这一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但这些交流多属于学术范畴,在走向社 会的道路上,许多人文学者仍然未能拆取心中的“南墙”。 为什么当人们到“文化之根”来解除精神的饥渴时,却发现思想的源泉已近枯 竭?当贫乏的精神需要来一场暴风雨的时候,在故纸堆和新名词里打转的学者却不 能在我们心中吹起一丝涟漪。文化,只有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复活,才有 生机,才能生生不息。就精神谈精神,就文化谈文化,不过是学人的一种个人雅好 而已。缺乏对社会和生命深切关怀的文化,也必将丧失其活力。面向社会的开放心 态,应是智慧复兴的必要前提。 走出“淡泊”的怪圈 北大某系曾在整理系友资料时,单列出一张副部级以上系友名录,共20多人。 在系方看,自是引以自豪,但师生听闻后皆不屑一顾,认为这称不上“光荣”。 而一位北大人在《闲话“北大特色”》一文中则披露了另两件很有意思的“小 事”: 1.我在从系里调到学校工作、担任一个什么长之后,一天,路遇系里工作的老 同学,寒暄之后他便直言:“你当了什么长!你什么不能于,偏要干这个?”惋惜 轻蔑之情溢于言表。 2.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校外学者聚谈:“北大不要钱,他们不来申报(科研项目)”, “××项目还是我给他们报上的,他们有力量,不参加不合适。”听了这些议论, 真是无地自容。北大科研经费桔据,正愁扩大收入无门,自己不争反受施舍!但确 有人工作极端出色,宁肯受穷死不申请经费:“为这点钱今天申请、明天汇报、后 天检查,花不起那工夫。”结果是系主任帮他申请到钱得以继续工作。同样,北大 科研处每年为报奖而发愁。为什么?申报者太少,或材料太简。为何不报,为何不 充实些?有的确无做人成果,有的追求更加卓越,但多数是嫌繁琐!宁不为人知, 不屑屈尊“自吹”。“士为知己者用”,既要用我,就该知我。知我者,你之责也。 活灵活现的描述让人读起来不禁一乐。在崇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心理 定势的背后,是竞争意识的弱化。许多北大人至今仍视“名利”为洪水猛兽,唯恐 一经接触即坏了“真身”,受害无穷。而回避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放弃竞争的 “淡泊”。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北大并未真正显示其实力?为什么当北大人按捺不住, “偶尔露峥嵘”时会让人们大吃一惊?只因在平时,北大人被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 “淡泊”法统所管辖了。 个性:北大人的双刃剑 有一项“传统”上不了北大正史的台面,但在所有校友口中,却一直被津津乐 道,那就是北大的自由散漫和标新立异。 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会上,季羡林先生讲到英国牛津大学实行自由式教学,师生 一起吸烟讲学,烟浓时连屋里人的上半身都看不清,可谓真正的“熏陶”。说完他 话锋一转,向身旁的校党委副书记建议,北大在教学改革时也可考虑这种自由对话 式的教学方式。顿时全场数百名学生一起大笑鼓掌,对季老先生之言备感亲切和赞 同。可见这种“传统”历史悠久,深入人心。 这种极其强调个性发展的教育思想,与清华大学正好相反。自30年代起,便不 断有人对两者加以比较。虽然北大人的评价是两者各有所长,但在内心里却无不欣 赏不拘小节的“学人风范”。但对独立与个性的过度张扬,对狂妄、怪诞的无声鼓 励,不免使北大人在合作和沟通上有所欠缺。 北大方正等所以能成为北大新精神的代表,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对传统的历史 使命、创新意识的继承,更在于方正人所体现的新的精神气质。方正创办人王选在 评价方正的成就时说:“这不但与北大浓厚的学术基础、浓厚的学术气氛有关,而 且还在于方正人有一种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在某些领 域有所突破;团队精神更重要,北大只有发挥团队精神,才有可能在学术中形成大 的学派,在高新科技中形成整体优势。” 凤凰只有投入到烈火,将一切烧成灰烬才能获得新生,才能重新展现其异彩, 获得百鸟朝凤的辉煌。北大,这只中国精神的金凤凰,在下一个百年以及千年到来 之际,也需要在过往百年的历史灰烬中才能新生。 (原载《南风窗》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