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之十:“黑色”备忘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把红、黄、黑三色作了这样的联系:红——权力; 黄——金钱;黑——学问,并按所从事的工作,把人分为三个系统,称之为“三维 社会系统”,即:把官员、军人。警察等称为以红色为帜的权力系统;把商人、企 业家等称作“黄色系统”;把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及学子归为“黑色的 智者系统”,并把培养“智者”的教师称为最有资格的“黑色阶层”。 同其他“系统”一样,“黑色系统”也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孔仲尼这位“黑色 系统”的鼻祖对本“系统”的行为准则早有说道,他主张“黑”、“红”相通,坚 决反对“黑”、“黄”相染——所谓“学而优则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圣人的理论像一座黑色的金字塔耸立在君子们心间。在两千多年漫长的“黑 道”上,他们或牢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诲,默默地做着学问;或怀 着“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脐身仕途,人朝事君,“谋道不谋食, 优道不忧贫”。在金钱面前不越雷池一步者,确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不少人心中的金字塔开始倾斜了。一些孔门弟子 再也顾不得“君子不言利”的古训,一夜之间,在学校这座圣洁的殿堂里办起了商 场,摆出了茶叶蛋。有的把饼干、饭菜和知识搭配在一起销售给弟子,把文凭拍卖 兑换成金钱;有的弃“黑”投“红”,另谋他就;有的汇入“黄潮”,经商赚钱。 “黑色系统”里的个别“红色阶层”与“红色系统”里的见利忘义之徒,伸出贪婪 的黑手在校园趁火打劫…… 黑色本是颜色之王。但在生活的调色板上,却出现了黑黄相染的情况。 一阴影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而今,贫困却像阳光底下摆不脱的 阴影,紧紧缠着教师,缠着教育。 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 /5 多,但教育经费仅占1 /30; 1985年,在151 个国家中,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我国占149 位。解放近四十年 来,我国教师队伍增加35倍,但教育投资仅比1952年增加7.8 倍;我国中小学教师 的待遇只相当于香港中小学教师的1 %,甚至还达不到抗日战争前中小学教师的1 /10. 三十年代,一个小学教员月薪45元,警察8 元,政府的科长还比不上小学教 师。 1986年,小学、中学教师在全国主要行业的工资排列中,列倒数一、二名。后 来,虽明里增加了百分之十,但由于物价上涨,加上其他行业暗中增加工资奖金, 教师的实际生活更加窘迫。 1992年10月30日《联合日报》载:京城一对夫妇——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中 学教师轮流服侍一位住院的老人。当有人问他们何以如此时,回答竟是:“想为孩 子上学赚点钱!”他们的回答,除反映而今读书费用高,两个知识分子的正常收人 难以栽培一个孩子外,无疑也是告诉人们:教师和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 太低,以致连一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也不堪负担! 处在这样窘困的位置,“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教育还神圣吗?“太阳 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还崇高吗? 1992年教师节前,笔者在攀枝花办案,认识了有10年教龄的刘力。一年前刘停 薪留职外出“跑单帮”当了个体户。 一天下午,我俩在金沙江边散步。小伙子天南海北滔滔不绝,说话时神采飞扬。 后来,攀钢的大喇叭响了,在播某领导教师节前深人学校慰问教师,某县又有17名 教师搬进新居之类的新闻。我感慨道:“教师的地位还是很高嘛……” 他眸子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一丝幽怨悲苦的阴云浮现在脸上。 “每年的教师节都要宣传一番,热闹一番……”我继续说。 他望着远处的灰云,目光聚成了一口深不可测的潭,“潭”面飘忽着一个悠远 沉重的叹息。 “教书一定很有意思吧?”为打破难堪的沉默,我没话找话。 “想知道我为什么停薪留职吗?”他颤抖的声音向我传达出了他微妙的心态。 “我们学校去年应拨14万元工资,11月前,乡财政才拨给1 万多元。学校多次找乡 长批款,他总摊说没有,可他们每月工资、奖金、菜篮子补贴一样不少。更可气的 是:乡长的侄儿经常到我们学校摆摊卖豆皮串,给乡长讲过多次,他理也不理。一 天,他侄儿的摊子挡住了校门,我去干预,乡长的侄儿一拳打得我鼻血直流,并大 骂教书匠又翘尾巴了。有关部门叫他赔医药费,乡长的侄儿道:”赔就赔嘛!这么 多个月没给他们发工资了,就算我可怜他吧!“我气得指着他的鼻子发誓:”我也 要赚钱,我会比你这个卖三串豆皮就算不清账的家伙赚得更多……“讲完往事,刘 力仍气呼呼的。 一种不平在我心中升起:教师为了社会,为了“树人”,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然而他们的奉献并不为人理解,还要遭这样的凌辱。 这是教师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刘力平静了下来,他将一个汽水瓶像扔烦恼似的扔了出去。“好在我发的誓已 实现。”不等我答话,他冲我一笑,问道:“你猜我每月能赚多少?”我颇有兴趣 地问:“多少?”他笑着伸出五根指头。“五百?”我感到有点吃惊。不料他却摆 摆手说:“不,是五千元。每月贩运三趟钢渣,我就能稳拿这个数。” 趁他高兴,我问:“还打算回去教书吗?”他使劲地摇头,像要摇掉那不痛快 的往事:“我正准备辞职,就是讨口也不教书了!” 我愣了愣神,继而道:“教师的社会地位总比讨口的强吧。”没料到却捅响了 他的连珠炮:“人们能为长城、大熊猫捐款,可你听说过有谁给教师捐款吗?奥运 会上运动员得金牌后,国家奖,单位奖,企业奖,奖钱、奖车、奖房子,一个人可 获奖百万元,可参加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比赛金牌得主的教师,有谁 给他们发过奖金?!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竟一掷千金,争着去锦上添花,却不肯 拔一毛,给穷困的教育雪中送炭!” 我不敢正视他,默默地把目光移向远处那片灰云。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任 何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 二“孔雀东南飞” 他就要去“闯关东”了,我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年前,我在这送走过一个从学校“跳槽”的朋友去深圳,而上次送走的人正 是这位“闯关东”者的牵线人。 一家人都前来为他送别。他妻子和一对“双生儿”搀扶着他七旬老母走在前边, 我提着他惟一的行李——一个小小的挎包,同他并肩默默地走着。 买好票,开始排队进站,站台上,那只大喇叭里正在播送女歌星张强演唱的《 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不要留下孤独的我……”凄婉、哀伤的歌 声回荡在站台这个人间悲欢离合的舞台上,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的内心在战栗。 离别在即,一家人都黯然神伤。两个小儿蔫巴巴地依偎在妈妈身旁服泪汪汪地 望着爸爸。他妻子正忙着给气喘吁吁的公婆捶背,脸上布满了愁云。 我打量着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庭,真想再问他:老母风烛残年,幼子嗷嗷待哺, 何必硬要别妻离子,踏上这漫漫天涯孤旅?别忘了,父母在,不远行呀! 可他已对我说过,此去正是为了妻儿老母。他还说,他也不想走:“同学数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当初我是如何向往、热爱教育事业……” 对这,我记忆犹新。学生时代,他人生的路标就是指向教育事业。 拨转他人生路标的是一首小诗。高三那年的一堂作文课上,语文老师为了让我 们写好一篇《老师,请听我说》的散文,特意给大家印发了一首《教师之歌》:… …虽然/我没穿上军装/可我一样保卫边防/虽然/我没站在炼钢炉旁/可我一样 给长江大桥输送钢梁/医生,作家,演员,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他们都曾是我的 学生/我的岗位永不调换/我的足迹踏遍四方/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 那首小诗,使全班同学激动不已。当天他亢奋地对我说:“今后,我们都去考 师院,当教师。”我问他:“你的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考上其他重点大学,读师 院,不后悔?” “后悔?”他一笑,“我愿以毕生的心血/种得人类繁花似锦/我愿以满头白 发/换得祖国栋梁成林成荫……” 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1978年,他同那些扎根农村的知青和满手老 茧的青工们一道挤上了自“文革”以来第一次驶向高校的列车。1982年从南充师院 毕业后,他登上了川东北某县中学的讲台。 开初几年似乎还顺利。从教第二年,他同邻县一位中学教师结了婚,一年后, 送子娘娘一下就给他送来了一对胖小子。同妻儿虽过着牛郎织女般地生活,但有自 己热爱的事业,有温馨的家,他满足了。 很快,他发觉生活变脸了。1988年评聘职称时,他名落孙山。虽然教学成绩在 全县名列前茅,但“僧多粥少”,他这个工龄、教龄、年龄都远不如人者,还是被 挤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职称是对一个人能力、 价值的认定,也是教学的合格证;没职称,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就像工厂出 的产品没有签发合格证。 当初,他看中的其实还只是职称代表的实际水平。但在当今这个很讲职称的时 代,职称带来的物质利益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与职称紧紧挂钩的,有住房,有 工资,有子女户口、家属调动,甚至还要牵涉到书报费、医药费等等。 由于没有职称,他的生活自然产生了不幸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工资少出一大截, 不管他怎么戒烟戒酒,节吃省穿,可节约的钱还不够给两个孩子买奶粉。每年,夫 妻探亲缴到交通部门的那笔车费,对他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每逢学校有几天假, 他都渴望同妻儿团聚,但一想到二十多元车费,他心中就发怵。为了不给家庭经济 带来更大的困难,他把对妻儿的一腔思念,把心中那份孤独忧伤全倾吐在不断寄出 的“两地书”中。但那薄薄的纸又怎能载得下夫妻恩爱和父子情深?又怎能代替得 了男子汉在家庭中的支撑作用? 他感到惭愧的是:作为一家之主,没能给家庭带来幸福,让妻子一人一边拉扯 两个孩子,一边教学。他很想替妻子分担一部分生活的重担,他不停地跑可能接收 妻子的单位,跑人事部门。可人事局的人总是为难地说:小伙子,有高级教师职称 的都没能解决呢!他听出了潜台词:你连“中级”都不是,资格还差得远。 后来,不知是“贵人”相助还是借款送情的效力,1991年夏,妻子终于调动到 他身边。可一阵高兴后,问题又来了。妻儿来了,老母也来了,那间14平方米的宿 舍一下挤进四口人——两架大床和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人在其 中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孩子吵闹起来,他俩无法备课改作业;他俩办公时,孩子 和老母又无法休息。找了几次领导,领导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买来几米花布库 一根铁丝将14平方米一分为二,外侧作老人和孩子的寝室兼厨房、餐厅,里边成了 他俩的卧室和办公室。每晚,他俩就在那张惟一的办公桌上“各霸一方”。 他竭力说服自己苦熬这清贫的日子。然而,生活的拳头却不时砸向他做人的尊 严:几个学生打群架,他对其进行教育,一领导干部的儿子竟蔑视地说:你算老几, 初级教师,还想教训我们? 上街买菜,他讲价,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菜贩子挖苦道:吃不起就别买! 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他布置学生每人交两元班费,一个家长冲进教室,把一 张10无纸币一巴掌拍在桌上:“剩下的赏你买包烟!” 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伤了他的心,生活的石臼将他的理想捣得粉碎。他愤怒,他 悲哀,他仿惶:自己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职称和金钱竟变得如此一文不值!既然知识 贬值,自己受到歧视,何苦还要为她付出“毕生心血”和“满头白发”呢! 他将辞职报告甩给了苦苦挽留的校长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 请不要责备他的不甘清苦和他的不够“高尚”。人都有七情六欲,况且,越是 高尚的人,越是看重人格和尊严。 其实,像他那样因收人低微和社会地位不高而英雄气短、纷纷跳槽的教师,并 不罕见。据1992年6 月3 日《四川日报》报道:某地文教部门抽样调查,愿当教师 的只占其总数的1 /3.1991年,某省有45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另谋出路,其中大部分 是30至40岁的中年教学骨干。1988年5 月,福建广德地区850 名中学教师集体弃教, 致使148 所学校相继被迫关门。安徽桐城县11所初中,有8 所的校长要求辞职…… 《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则忧虑地说:某省从1983年至1989年共有9000多名师 范毕业生,分到学校的仅4000余人。倘若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恐怕中小学教 师大部分都会作鸟兽散。 能责怪他们不守“君子固穷”之道吗?谁愿用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去换一个黑沉 沉的前程?谁又肯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去换一副“穷酸”相? 我同情他的出走。同时,我也深深地忧虑:教师都像他这样远走高飞,谁来传 道授业解惑!望着站台上来去匆匆的人流,一阵失落和茫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三“黄色”的诱惑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从教之路黑沉沉,从政之路红彤彤,从商 之路金灿灿。 小学生赚大钱,大学生挣小钱。 拿手术刀不如操剃头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有人把经商说得更诱人:摆个小摊,顶个县官;办个小厂,超过省长。 朗朗上口的歌谣道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万般皆下品,惟有赚钱高”的 新价值观宣告了知识贬值,教育那神圣的面庞正被金钱的魔力扭曲。 师道无光,斯文扫地,“夫子”中一些人不愿再熬成蜡炬成灰,油尽灯灭。于 是,一些人开始为五斗米折腰了。 他们中,有的就地搭棚摆摊,扯起“校园酒家”的幡旗;有的当起“倒爷” “倒婆”,弄来“歪货”兜售给弟子;有的干脆走出校门,涌上“黄道”,汇人 “十亿人口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的经商热潮之中。 青年教师刘国华就是前几年随着经商大流“下海”的。他是重庆市中区人,当 知青到了大巴山。“扎根”山区十多年,他那大都市人的精明脑袋仍十分灵光。初 “下海”时,他停薪留职与校方签合同联办了一个服装厂。说是联办,资金和场地 他样样没有,学校仅“联合”了他这么一个光人,而赚的钱却要分给他四成。尽管 如此,学校并不觉得吃亏,第一年决算时,他给学校赚了二万多元。正当校长喜滋 滋地准备同他再签合同时,他却把一份辞职报告呈了上去——已有近万元资本的他 要单干了。 此后,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经营战略,先把大巴山的木耳、银耳、香菇、 药材等土特产运进重庆、武汉高价出售,再从重庆、武汉等地廉价倒来服装、香烟 卖给山区的小商贩。三年不到,他就盈利十“方”。现在,他已是拥有六部“康福 来”、三部“的士”的车行老板了。他逢人便说:“就是用省长的官儿来换,我也 不得干。” 刘国华发了,可苦了他原先从教那个学校的校长。不少教师见刘赚了钱,纷纷 缠着校长要经商,有的甚至不等校方同意,申请一交,便扬长而去。“发”了的 “黄鹤一去不复返”,有钱人潜移默化地影响无钱人。留下的教师无心思教书,不 少人一门心思办商店、当倒爷,教学质量呈一落千丈之势。 但下海的教师也并不都是那么幸运。 同刘国华相比,林冰先生在生意场上就太逊色了。他“全家做生意”,可折腾 了五六年,生活水平也没能“胜过县官”。每当同事们问他:“林冰,又赚了多少 银子?”他总是按着空空的口袋凄苦地一笑:“多乎哉?不多矣!” 此君文弱儒雅,令他的弟子们五体投地。数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的教学研究 文章和中教一级的职称更显示了他在学校的骨干作用。 八十年代,经商风刮到林冰从教的那个边远山区,他匆忙赶回家中激动地告诉 妻子:“你准备一下,我们也要做点生意厂”做生意?“大字不识几筐的妻子茫然 地瞪大了眼。林冰不管妻子是否能听懂,只一个劲儿地讲做生意的重大意义:”这 是为了我们一家人能赶上现代生活的节奏,在社会上,在亲友间能有头有脸……否 则,我们的日子太寒酸了!“ 是啊,一个上有老父,有病妻,下有小儿的四口之家就靠他每月那张“老人头” 和两张“大团结”,怎能不寒酸呢。 他有板有眼地介绍自己“考察论证”的项目和资金来源:“周围几个乡场上的 鸡蛋一角七左右一个,区场上每个鸡蛋可卖二角三左右一个,除了车费每个蛋可赚 五六分。我120 元的工资全部用于投资可买蛋七百多个,这样算来,赶一个场,就 可赚近40元,一个月按五个场算,一年就能赚……”他兴致勃勃地计算着,可他那 操持油盐柴米的妻子提出:“把工资都买了蛋,家里吃什么?” “家里暂时克服一下。我背点米到学校自己煮,再带点泡菜、豆瓣就行了。” “这蛋怎么买、卖,我可算不来账……” “算不来可买个计算器。” 林冰的“倒蛋”计划就这样开始实施了。不久,他又增加了贩鸡的项目。 开初,因为羞于买卖,或者是为了顾及影响,林冰还只是幕后指挥。后来,见 妻子经营无方,并多次算错账找错钱,他急了,干脆赤膊上阵。不管是节假日,还 是上班时间,他都携妻带子,背着特制的大兜,倒蛋不止,贩鸡不息,上课反倒像 搞副业。最初,他还能勉强备课改作业。后来,有时连上课也找不到他。为此,学 校曾扣过他的奖金,可他付之一笑:“小事一桩,不过多贩几斤鸡,几斤蛋!” 然而,林冰任教的学生的成绩越来越差,校长急得直跺脚:“上好一堂课,功 夫在课外。”他倒好,课内课外的功夫都用在倒蛋贩鸡上,根本没时间去钻研吃透 教材和充实新知识,没心思去构思课堂教学结构。遇上这样的教师,真是学生的不 幸,学校的不幸!“ 四“风”蚀校园 学校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智如泉源,行可以为 表仪”。然而,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校园里也起“风”了。一些“教书 匠”在向弟子们高谈阔论“理想”“主义”“奉献”时地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商品 经济简化成金钱第一,把价值观变成了利益得失观,有的甚至把职业当资本,把义 务当权力,用“资本”和“权力”去兑换金钱,获取好处。 很快,家长们惊呼:“何止‘三乱’!学校刮的是‘五乱’风厂‘的确,除社 会上的”三乱“风外,一些学校还多了”乱发文凭“风和”乱发资料“风。某些为 人师表的”灵魂工程师“一改”谦谦君子“的风度,像债主一样逼弟子们交纳名目 繁多的费用,像一些城管人员一样想方设法地对学生罚款,像商人一样费尽心机地 盘算学生的钱包……师生关系罩上了一层浓厚的金钱色彩。 1991年秋季开学时,一纸“补习生缴费通知”高高地贴在某校大门口。一群家 长和学生仰头用有些发颤的声音轻轻读着:“外籍学生费300 元,复读费250 元, 超编费150 元,附读费40元,管理费100 元,早晚自习费60元,茶水费10元,公物 押金50元,油印费23元……” 一毛算,有人报出了数字:“乖乖!27个项目,3 100 多元!”人群中立即传 出一阵“喷喷”声:“天啊!嘟个这么贵!”有人连连惊呼:“读不起,读不起!” 一机关干部模样的人愤愤地挤出人群,冲着垂头丧气的儿子就是一顿臭骂: “你个瘟丧子,当了两年‘补锅匠’,还差你妈三分。你这三分,老子一年多的工 资又全栽进去了!” 补习生如此,应届生也不轻松。某职工有两个孩子,分别在两所学校上学。半 学期内,他接到了两个学校的七张书面通知和三次口头通知,共交诸如“电扇安装”、 “学校基建”、“购资料”之类的款、费180 多元。1992年10月的一天,他又被读 小学的儿子喊去开家长会。会上,校方提出每月向每个学生收取15元的作业批改费。 他一听,立即惊呼起来:“怪哉!教师改作业还要收费?!‘可老师把脸一”马 “,他只好立即点头赔笑应”是“。 对不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别说花数千元让孩子去当“补锅匠”,就 是让孩子从小学读完高中,他们也感到似千钧压顶。在“喂肥几头猪,不够学生读 一年书”的叹息声中,不少农民的子女没读完小学便失学了,有的甚至连学校的门 也没进去过。有资料公布:在我国贫困山区,每年有100 多万适龄儿童因交不起书 杂费而辍学。据《农民之友》载:1992年秋季,某镇2946名适龄儿童中,有1920人 是靠打欠条人学的。加上因交不起“五乱”费而辍学的,其数字就更大了。 1991年秋,某乡学生吴敬上小学一年级不到两个月,家长便接到校方的罚款通 知。他放下农活赶到学校,敬上烟问了半天,老师才数落道:“你的孩子不听话… …罚30元的调皮费!”说话间,老师已“啪”的一声把一张用白纸写成的罚款单放 在了家长的面前。 “调皮费?!”家长一愣,心想:“老师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不调皮嘛,嘟个 以罚代教呢?”但表面上,这位家长还是凑上笑脸,用讨好的语气请求道:“吴敬 那娃儿不懂规矩,今后,我们一定严加管教,这次的罚款就……” “今后归今后,先把这次的交了再说!”老师阴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模 样。 家长仍堆着笑脸协商:“农村挣钱难哟,是不是少点……” “不讲价!没钱就把人领走。”话音刚落,吴敬就被老师推出了教室。 接连三天,吴敬都未能再跨进那间教室。家长急了,只好卖掉家中几只下蛋的 母鸡交了罚款。吴敬倒是能上学了,可他家买盐买油的“财路”却断了。 事后,吴敬的家长很气愤:“龟儿没听到过,一年级学生还兴收调皮罚款!” 如果他到学校去看看、听听,也许就不会那么气愤了。某小学规定:迟到早退罚款 1 元,不带红领巾罚款1 元,打架骂人罚款3 元……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还规定: 做错题、回答不上问题罚款0.3 元,考试不及格罚款2 元……何况,除学校外,还 有不少单位把黑手伸向学生,自立标准或超标准收费呢!某监察局的纠风报告中就 有这样的记载:全县学校超标准和自立收费项目115 项次,收费金额441 万元。其 中,县超标准23项次,金额112 万元汇批准自立收费项目13项次,收费182 万元; 乡自立项目46项次,金额125 万元;学校自立项目25项次,金额19.3万元。 同这自立或超标准收费相比,把资料卖给学生,从中获利就算是比较文雅的了。 “教学需要”,“为了学生升学”,谁敢不买?老师把钱赚到了,学生家长的经济 负担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和书包也越来越沉重了。有人称过某校学生的书包,其 重量是:一年级2 公斤,二年级2.6 公斤,三年级3 公斤,四年级3.4 公斤,五年 级3 石公斤,六年级4.5 公斤顶有个别学生的书包在5 公斤以上。一个快毕业的六 年级小同学拿出一摞崭新的练习册和复习资料对笔者说:看,这次资料发下来后我 们连翻都没翻过,就要当废纸卖了。滥发滥印资料的情况,初、高中更严重。某教 育行政部门在一所农村中学调查,学生人均订复习资料、练习册达23种,计55.2元, 最高达78.7元,某中学一学生的课桌内竟有各种复习资料98本。在“单元自测”、 “年段检查”、“半期测验”、“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等等名义下,从上到 下反反复复发资料,一次次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中小学生,把他们父母用血汗换来的 钱一分分、一角角地“抠”出来。可以说,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被抠出校门。 为“创收”,一些学校甚至别出心裁,想方设法赚学生的钱。某校就拿出了这 样的绝招,即学校开一个商店,向全校一千多名学生人人发一个定额60元的购物卡, 学生或家长买东西,校方商店就在上边填金额。超购不限,但绝对不能低于规定的 数字——当然,也不会有谁强迫你买,不过,你的孩子也许会被一个很“正当”的 理由赶出教室,还要交出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可以 让你那近视眼的孩子坐到最后一排……当你省悟过来,除背地里愤愤地骂几声“学 霸”外,将别无他法,只有乖乖地从商店里把你不需要的东西买回家。 “五乱”的素材足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东西,但我却压抑地写了这些文字。写这 种东西太令人惶惑不安,真担忧“风”会慢慢玷污学校这片净土,真害怕圣洁的殿 堂会在“风”里倾斜坍塌! 师者哟,别亵读了那神圣的称号! 五伸向孩子们的贪婪之手 八十年代中期,力俊在川东北某县乐颠颠地干起了中小学教研室主任。 他上任后,大家都盼望被人称作文教局“参谋部”的教研室能有新的起色。但 几年过去后,这儿一切依然如旧。每天,太阳当顶,吃了“早饭”,做完家务, “教研”们手提菜篮迈着方步开始上班,到莱市讨价还价一番后再到“参谋部”提 劲吹牛。而此时,那心爱而诱人的“资料费”、“试卷款”则是一个常议论的主题。 在暗暗窃喜近年收人丰厚的同时,力主任和“教研”们大伤脑筋的是区、乡一些校 长和文教助理“人心不古”。例如,对资料层层加价的事就有人很不满意。“教研” 们建议:与其让区文办、学校、老师层层再加,不如我们出手时就把价定得让他们 不敢再加;有人对个别人赖交资料款的事十分恼怒,主张对其制裁;还有人对帮 “上边”兜售资料分成太少的事也愤愤不平,多次强烈抗议…… 对这类问题,力主任宽容大度地劝告部下们:“别人加点钱是正常的,不要去 管,好处一人占点嘛。欠账的慢慢去收,不要逼急了。上边更不要得罪……” 力主任也有不宽洪大量的时候。一次,他从区乡回到“参谋部”后连连大叫: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有的校长在外地买资料从中得回扣,有几个区还提出 不要我们的资料了,说质量太低…。” 大家一听,也都觉得事态严重,纷纷献计献策。有人说:“马上向各校宣布, 从今年起,统考统统出我们资料上的题!” 有人举一反三:“《时事政治》是初、高中升学考试必不可少的,不买我们的 资料,就不卖给他。” 痛恨赖账的人也乘机翻出“老账”:“那些文教助理和校长不把欠的资料款交 来,就不给他发考卷,看他个舅子嘟个交差!” “对头,就这么整!”见大家发言难得如此踊跃并能与自己“同心同德”,力 主任兴奋地一拍大腿。对企图“虎口夺食”者的制裁方案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在一致对外的声浪中,偶尔也会因室内的经费开支不民主,资料款去向不明等 问题而发生些内讧。有教研员背后还骂力主任把钱贪去吃药。但有人指责骂人的: 不是力主任,你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你能存那么多钱?真是忘思 负义! “忘恩负义”者果然想起了力主任带来的许多好处,却仍忍不住顶撞一名: “莫得力主任,不信你还修得起那七、八间房子?”被顶撞者讪讪一笑:“盯我啥 子?力主任他们用分的资料钱修的房子还比我多呢。” 5 、6 月是教研室最忙碌的两月。按惯例,每年5 月初,力主任都要召集部下 开一个试卷、资料定价会。那“很有搞头”的价格定好后,“教研”们开始甩开膀 子大战“红五月”了。写字的“沙沙”声,打字机的“啪啪”声,油印机的“吱呀” 声,捻资料的“哗哗”声和偶而爆发出的“哈哈”声,汇成了一曲奇妙的“交响乐”, 夜以继日地回荡在那间破旧的小屋里。 忙过一阵后,“交响乐”停止了,领试卷领资料的人潮水般地涌来。“潮水” 退去后,力主任同大家一道“三百……一千……两万……”地数着刚“抠”来的钞 票,声音兴奋得颤悠悠的…… 就这样,数年来,力主任等人在“单元自测”、“年段检查”。“半期测验”、 “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等名义下,一次次把贪婪的黑手伸进全县十多万中小 学生的口袋里,把学生父母用血汗换来的钱一角角、一元元地“抠”出来鼓圆他们 自己的腰包。一届届学生被他们“抠”光“抠”穷,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被他们 “抠”出校门…… 对此,力主任“理直气壮”地说:抠学生何止我力使一个人,又何止我们县教 研室?地、县、区、乡、村哪一级不打学生的主意?有的人根本不用动手,钱就到 他们荷包里去了呢。 公证地说,力俊讲的是实话。 比如:到92年底,某镇的干部们工资奖金全部发齐,而镇里一百多名教师的工 资才发至6 月。校长成天跟在镇长、书记和财政所长屁股后求情,但工资怎么也拨 不下来。有人指点“迷津”:让每个老师出10元钱去“打点”镇长等人。老师们已 数月未发工资了,只好让学生“拉老师一把”。于是,全镇学校在每个学生积资2 元的情况下把镇长等人“打点”了,老师们的工资才得以解决。 某监察局的纠风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全县学校超标准和自立收费项目115 项次,收费金额441 万元。这441 万元当然是从学生身上“抠”来的,同力主任等 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1991年底的《半月谈》载:某贫困山区12岁的女孩子卿远香是个品学兼优的 学生,1990年,因交不起学杂费,她失学了。她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 本自学。期末考试时,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了考 卷。在考卷的末尾,她含泪写下:“我想上学!” 那些把卿远香这样的学生“抠”出校门的人们,收起你们伸向孩子的贪婪之手 吧! 六救救孩子、救救未来 中国教育的背景是严酷的:全国80%的人口在农村,大量的学校也是在农村。 这些在农村的学校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上不堪穷困和地位低下的一些教师跳槽、经 商,以及“五乱”风肆扰校园,更使其元气大伤。 有人说:“把教育变成金钱的奴隶,就会使教育成为一台运转紊乱的机器,她 不仅会产生次品,而且,她本身也会成为次品。 这“次品”早晚会报复惩罚她的制造者。 其实,1989年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敲响了教育的警钟——全世界8.9 亿 文盲,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 国内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是:8 亿农民,有近5 亿是文盲。半文盲。 更可怕的还是文盲的后备军。据有关资料统计,每年,全国至少有250 万7 至 11岁的儿童不能人学,小学每年有300 多万学生流失,“全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 (占总数20%)没能读到小学毕业,另外有5 %的儿童是文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则称:1 /3 的中国儿童所受的教育不满5 年,而老、 少、边、穷地区的情况更加惊人;因交不起书本、杂费,每年都有100 多万儿童失 学。1992年6 月25日《四川工人日报》载:八十年代,四川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达 42万人。如果加上“五乱”之风刮走的学生,真不知有多少孩子加人“羊棺”、 “放牛娃”和“童工”的队伍!“黄道”上又增加了多少“童商”、“童贩”! 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早为我们描绘出了本世纪末那诱人的宏伟蓝图:工农业 总产值翻数番,人民过上小康生活…… 外国人却为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教育至少必须达 到两个目标:①在这个有四分之一的成人是文盲的国度内进行基础教育,同时培养 出足够的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和高度熟练的工人;②必须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培 养出1450万大学毕业生。 然而,几年前人口普查却表明:将中专、中技、五大生全部算上,当时中国的 知识分子才600 万。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四化”靠谁去实现?难道能靠那些“羊琯”、 “放牛娃”或“童商”、“童贩”?! 教育的危机不仅仅是失学、脑体倒挂、知识贬值引发的“厌学风”正在全国蔓 延,连那些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研究生也不乏退学之人。 教育的危机还表现为教师形象的扭曲。1991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学生生活” 咨询处对1700名中学生的来信揭秘,竟有80%的学生在信中流露出对老师不满。在 中学生们眼里,搞“五乱”的老师不过是些“学霸”、“为钞票所奴役的人”。 “五乱”风也污染着学生纯洁的心灵。1992年10月,某校四年级学生秋游时, 几个同学向某同学要水喝,这个同学竟提出喝一杯水收费一角钱。事后,家长责问 他为什么这么做,孩子满有理由地答道:老师守着我们上自习课都要收钱,我给别 人水喝为什么不能收服务费?有个二年级学生偷了同学的东西,事后老师批评他, 可他很不耐烦:“罚款都交了,还啰嗦啥!”在学生的观念中,犯了错误不要紧, 也不必改正,只要交罚款就行。金钱万能,已经污染了一部分学生纯洁的心灵。 金钱扭曲了教育的崇高形象,也扭曲了被教育者的心灵。在帮助失学儿童的同 时,这类孩子也急需拉一把! 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四大再次把教育提到了重要位置。各地也确有一批远见 卓识者在认真办教育。 贫困的闽西人说: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他们明白:未来世界的 竞争,将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他们更 懂得:拯救教育,就是摆脱贫困,就是振兴经济。抓好了现在的孩子,也就是抓住 了祖国的明天,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四化”。相反,现在的穷教育,也就是明天的 穷国家。现在薄待教育,就等于葬送国家的未来! 被称为“中国教育新坐标”的沈阳木兰公司为学校拨款数十万元改变办学条件。 他们不仅为学校“输血”,给学校增加造血功能,还扶植学校办企业,每年创利三 四十万元。这样既解决了教师子女就业,也解决了教师的福利。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青少年,发起了“全国小伙伴手拉手” 和“跨世纪的希望工程”活动。海内外仁人志士纷纷解囊相助。1992年6 月10日, 邓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 我相信:多一些“闽西人”和“老共产党员”,多一些木兰公司和仁人志士, 中国教育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