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相濡以沫的日子(16) 我们干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离五连有十里多。那一年,我们几乎有一半 的时间都住在山里,在小溪边搭一排竹房子,中间隔开,男女生各住一边;竹床 是连着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边洗菜的女生惊叫着跑回来,说 有一只大蟒蛇在小溪对面望着她。我们几个男生抄起锄头、砍刀冲出去,什么也 没见到。烧坝以后,我们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烧过以后,是砖红色的,硬邦 邦的,锄头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们挖着挖着,张瞎子琢磨出了窍门,地上被 火烧过以后有裂缝,我们就用锄头往裂缝上挖,然后一翘,就翻起一大块。这样, 工效就很快。我们翻过的地像是乱七八糟摆满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场长“张 大炮”看到以后说这样不行,让我们返工去把土块敲碎。我们正在用锄头敲土块, 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雨水一浇,那些土块立刻就变得松软了。“张大炮”看了 以后,立刻改口表扬我们干得好。 记得收花生的时候,雨季还没结束。我们从泥里收获的花生还要挑回来。而 山路上都是泥,我们连滚带爬地把花生拖回来。谁知几天过后,仓库里的花生都 发芽了。但是,花生是国家财产,不能分到各家各户去处理,结果大部分都烂在 仓库里了。 元旦之前,我们在山上挖梯田,已经干了将近一个月了。最后一天,“张大 炮”把全营的壮劳力都调来了,搞“大会战”,创高工效。营里还杀了猪,给大 家改善伙食。我们宣传队清晨四点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块坡很缓的山地, 点着火把就挖开了。到天亮,大队人马才匆匆忙忙赶上山。那一天,我们干得特 快,干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唱着、闹着往五营五连 走。有人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正好走到一个山垭口,收音机的信号很好,我们 收听到了电台里播的新年的钟声,我记得是《东方红》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 不觉得累,因为我们创了高工效。那两天,我挖了2 米宽、180 米长的梯田,和 61个1 米见方的栽橡胶树的坑。 1971年的春节,我们又排演了一台节目。 在与张瞎子和宣传队的小弟兄们朝夕相处的两三年里,我身上的锐气涨了不 少。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正是年轻气盛,干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也再不是 乖乖仔了。我也“学坏”有了烟瘾,那时候抽的都是9 分钱一包的“等外烟”或 是一毛二分钱的“春耕”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常接过湖南老工人递过来 的水烟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边脸埋进去,“呼噜噜”地抽上几 口。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离我上次去北京探亲已经又过了两年了,按农场的规定,又可 以申请探亲了。我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亲,父母已 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去江西的火车要在株洲转车,车上人不多, 每人可以睡一个椅子。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见车已经停了,灯也熄了,车厢里一 个人也没有,好在我的行李还在。我下车跨过几条铁路,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 向西车站,要去南昌还得转乘其他火车。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车就到了南昌。现在 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搭车去中侨委“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在鄱阳湖边,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多毒蛇。父母 早出晚归忙夏收夏种,我白天就跟着拉粮的车到处看看。司机就是原来给廖承志 开车的欧国顺叔叔,他性格开朗,路上还不断和我唱样板戏、说山东快书。停车 卸货的时候,我们还给老乡们表演,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见侨委干部们扛那两百 来斤的麻袋显得很吃力,也帮他们扛上几袋。有许多学龄儿童和少年跟着父母来 到干校,所以,干校还办了学校,老师就是侨委的干部。这里天高地阔,这些孩 子很开心。 我爸和我妈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北京运来的行李没开箱就堆 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睁眼,父母就已经不见了,到中 午,他们从田里回来,在饭堂打了饭,我们一起吃完饭就睡午觉了,傍晚收工以 后,我爸总是和侨委两个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时军代表也去和 他们聊。我爸告诉我,他以前在马来亚种过田,后来在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也干 过,再后来还在侨委的农场司工作,来干校之前他买了不少有关农田管理的书, 所以从建干校开始,军代表就常来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我爸正为农田机耕道的 规划,给他们出主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