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节:回城,成家(1) 下篇 ⒐回城,成家 办城市户口 自从1973年以后,中央在江西的许多“五七干校”都陆续撤消,干部重新分 配工作。中侨委在“文革”时已被撤消,中侨委的干部在“五七干校”解散以后 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父亲从江西“五七干校”来到广东,我母亲回北京,在 她原来的单位——华侨旅行社工作。 中美关系改善,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封锁松绑了。1973 年,我爸来到广州以后,我的八叔八婶从新加坡第一次回中国探亲,那时我还在 西双版纳,没见到他们。我妈后来告诉我,我奶奶在马来西亚去世了,享年95岁。 我爸为等了30多年也没能和我奶奶见上一面而倍感伤心。我八叔把他在我奶奶的 葬礼上拍的彩色照片送给了我们一套。因为我奶奶为人善良,深得乡亲们敬重, 而且她儿孙满堂很有福气,所以,来参加葬礼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希望沾带些福 气回家去。在广东,我爸陪我八叔八婶先回广东揭西老家为祖先扫墓,然后我妈 又陪他们游览了北京。我妈说他们送给我们家一部大的黑白电视机,还有外国的 布料。作为回赠,我妈把我外祖母的一套有凤凰花样的首饰送给了他们。我妈后 来说:“他们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一路上他们总在说:‘大陆的人工真便 宜。’还合计着在大陆开什么样的工厂好赚钱。” 1974年初,我请了探亲假来到广州,我家住泰康路的骑楼上,楼下就是公共 汽车站,每当汽车进站出站,我的床都会感到震动,但我睡得特别香。在西双版 纳的时候,夜晚虽然万籁俱寂,安静而且凉爽,但我总觉得心慌。我终于感觉回 到家了。 我爸在广州有好几个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老战友。劫难之后重新回城安家以后, 大家经常互相串门。他们聊的内容,从“文革”中的个人的命运一直聊到几十年 前,当他们风华正茂之时参加革命的往事。尤其让我感到特新鲜的是,此时老干 部之间特别珍惜横向的、朋友的、战友的联系。在此前中国20年的政治运动中, 由于人人自危,生怕有政治的牵连,所以,这种横向的联系越来越少,只是在本 单位从上到下的联系。而这时不仅是老干部之间互相来往叙旧,老百姓也一样, 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是多年不见,见面后的那种亲切感真让人感动。我到北 京探亲时,我妈和同学们的父母也成了好朋友,时常相互串门、互通消息,想办 法把子女调回来,安排工作。我印象中,后来所谓“拉关系,走后门”就是从那 时候开始兴起的,不过那时候可没有那么多送礼的。大家相互帮忙,同病相怜的 成分是主要的。 我爸刚到广州工作时,住在三元里的华侨旅行社招待所。他虽然是外办的副 主任,但每天到海珠广场上班时都是骑着单车上班。后来他才被安排到紧邻北京 路泰康路76号,是一幢老的华侨房产。北京路是广州最旺的地方,尤其是它与中 山五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最热闹,旁边有财政厅的老西洋建筑,有大百货公司,有 电影院,有著名的艳芳照相馆,还有吃西餐的“太平馆”。正好在我探亲时,那 十字路口铺天盖地地在四个街角都贴满了大字报,标题叫《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 制》,署名李一哲,争睹大字报的人流络绎不绝。我在广州新认识的朋友告诉我, 省委组织写作班子批判这个大字报,但李一哲不时有反驳的大字报贴出来,这件 事当时已成为广州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我回到西双版纳后几经周折终于办成了回广州的手续。1975年初回到广州, 我赶快就去派出所办户口,泰康路派出所当时挺冷清的,我把材料递上去之后, 派出所的一位中年女干警一看我的籍贯写的是“北京”,就很不客气地说:“你 的父亲是广东人,你怎么成了北京人了。回去改去!”她边说边把材料甩给我。 我只好赶快把材料拿回来,用挂号信寄回西双版纳,托朋友到大勐龙派出所去改。 担惊受怕地又等了一段时间,更改后的材料寄回来了。我再去派出所,终于在广 州落了户。但是,我一看户口本,由于大勐龙派出所的人写的“7 ”字是加一横 的,广州泰康路派出所的干警看成了“9 ”字。于是我从此在户口本上就少了两 岁。但我不敢再去改了,生怕有什么差错就落不了户了。想当年,我从北京去西 双版纳的时候,把家里的户口本拿出来就去派出所办了迁出的手续。我爸和我妈 还埋怨我: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家里商量就自己去办了。7 年之后,我可知道了 城市户口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