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年的博士在读,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的 事。王先生本来想把我留在N 大的,但结果却未能如愿。我被分配到了社科院文学 所。虽然不再经常见面了,但却还是保持着较多的联系。 在那几年里,每次老先生参加完了某个老作家的追悼会,我都要去他家里安慰 他一番。在那些去世的作家里,有很多是和他一起患难过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 在作家协会里,或是专业作家,或是作协的主席、副主席。这些人,也都是有一定 成就的。但是,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大作品。在世时,就算有 作品轰动,但离真正的优秀(或者是伟大)的作品还是有相当差距的。说到这个, 王先生也止不住地唏嘘。他认为,在他的一些好朋友中,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能力、 有才情,写出一些更好的作品来的。 这是一种遗憾,整整一代人的遗憾。 几年以后,我也去了美国。我去美国,不是淘金,更不是为了取得那种定居绿 卡。事实上,山姆大叔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问题是,山姆大叔吸引走了我的未 婚妻。她在那边读医学博士,主要是从事对人类口腔的研究。她扬言,如果我不去 美国,那么我们就只能拜拜。考虑到我的牙齿不好,经常犯牙疼,所以,最后我只 能听从她的安排,去和她团聚。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我走,也没有看到王先生的巨著问世。 到了美国以后,我差不多把王先生的事情快忘光了。在美国,我自己面临的问 题更迫切,更重要。生存变成了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我重新去上学(改行学理工 科,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打工,想各种法子谋生。先开始的几年里,也回 过国,当中还专门看过王先生,但都没能像过去那样深入地交谈。一方面,是时间 短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语境变了。他关心我的,是我在美国的生活、 学习情况,尤其是和我妻子的境况。而我关心他的,则是身体与健康。 每一次回来,我都能感觉到他比过去更衰老,而他的精神,则是时好时坏的。 总之,感觉里,他离大师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远了(很多大师,则是年龄越老,越像 大师。大师都是到了晚年,才成为大师的)。 这期间,他也真的写了两三首长诗和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三首长诗大概有 好几千行,都是以他在干校劳动改造时为背景的,分别叫《抒情季节》、《狂欢季 节》、《激情时代》。他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但是,说真的,我看完后,却是 相当的失望。长诗里意象简单,文风中充满了当年革命语录式的狂热,主题浅显。 而诗歌语言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多了某种世故和圆熟,但却看不到锋芒。应该 说,整体水平还不如他当年的诗歌。而那部小说,写得则更是平庸不堪,场面杂乱, 人物苍白,故事单调。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相对复杂的叙事艺术,他在整部作品里缺 乏精心的提炼与更深入的思考。三首长诗后来都出版了,而那部小说则辗转了十几 家出版社,也没被接受。他后来写信给我,抱怨说,是那些出版社的胆子太小,怕 惹麻烦。可是,在我看来,他的作品,根本就没有什么敏感描写,对历史的陈述, 了无新意,大多是些人云亦云的东西。我想:要是我在出版社,也不会出版他那样 的作品。 那其实根本就不关胆大胆小的问题。 他只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借口。 是的,在我的面前,他可以把自己再装成一个政治受害者。 如今,人们都爱把地球比作一个村庄。经济全球化以后,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 小。大概是在五年前,我怎么也没想到,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我会遇见从加利福 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来的王先生的年轻的后妻(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更贴切 的叫法应该是叫前妻。但我所以这样叫,只是为了有别于他已经去世了的前妻)。 林女士大概也有五十出头了,皮肤白皙,身材娇小,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 美人。她待人温和,说话轻声细语,非常有修养。她已经彻底被美国化了,打扮得 比较西化。雪白的一张脸上,嘴唇涂得特别的红艳。耳朵上吊着一对很大的圆环。 胸脯开得很低。她到纽约来,是参加一个熟人组织的华人联谊会的。她现在有了第 三次婚姻,嫁的是一个汽车修理商。谈到王先生,她的反应平淡,语气里也没有特 别之处,就像议论一个不怎么相干的人。当我说起王先生后来的计划时,她的脸色 才有点红润起来。 “他是有才气的,”她说,“在当时的那批作家里,他是最有才华的,也是最 有力量的。” “他是可以写出大作品的。”她说。 “但是,他后来基本上废了。”她说。 我一时有点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她说,事实上,他也是有雄心的。他想写更多、更好的作品。但客观上,他们 对好作品的认知是有问题的。“他们缺少大的眼光,没有从世界文学的大范围去考 虑。他在有限的空间,写着自己的东西,手脚放不开。更主要的,他是从那个年代 过来的,头脑里还有一些束缚。他自己意识不到,但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她 说。 是啊,是啊,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他那一辈的作家里,大多接受的是 正统思想,他当然也不例外。 “他就像一个被关在四四方方牢房里,关得太久的人。出来以后,都不会走路 了,总是习惯在四方形的房间里转圈子。”她说。 我觉得这样的比方真的是新鲜得很。 “过去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已经让他的精神萎缩掉了。而且,他自己不觉得。 这是他们很可悲的地方。”她说。 我忽然感觉这个林女士(现在叫陈太太)挺有些不凡的。 “我过去经常讲他。我认为他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他有这个潜力。他过去的 作品还是很有气势的,大气磅礴,深沉厚重。但是,他就像那个挖井人,明明挖到 一丈,就可以出水了,他却只挖到九尺。当然,这其实也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主要 是他的顾虑太多了,尤其是在他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后。”她说到这里的时候, 才表现得有点不屑。“他其实就是契诃夫写的那个套中人,他身上的套子是无形的。 那套子是在他的大脑里。” “在他最红火的时候,对他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在他发表了《自由诗篇》时, 《文艺报》和《百家争鸣》发表过一些有不同意见的批评文章,他紧张得不得了, 失眠,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他疑虑重重,瞻前顾后,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 行。事实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相当宽松了,可是,他觉得又像是‘大鸣大放’ 时的‘引蛇出洞’。他害怕自己再次成为‘牛鬼蛇神’。所以后来他站错队,倒是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说。 人,是复杂的,我想,王先生当然也是。他的这种性格,倒真是大多数中国知 识分子的写照。 陈太太现在的生活显然是安逸的。 就在见过陈太太不久,我回了一次国(事实上,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是, 我仍然认为中国才是自己的国家),见到了王先生。我略有些不安地告诉他,我见 到了林女士,王先生听了,什么也没表示。 这是我那次回国探亲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我参加了王先生的追悼会。 王先生的年龄并不算大,终年七十二岁。他是在洗澡时,突然中风的。由于他 是一个人在家(保姆买菜去了),所以等到人们发现他时,身体已经凉透了。有一 种不好的说法是,王先生和家里的保姆,好像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保姆是郊县人, 五十来岁,有儿有女,守寡多年。看上去,她倒也还是个和善的妇人。我是在医院 里见到她的。她很紧张,身体和嘴唇不停地在颤抖。自那一面后,她就再也没出现 过。 追悼会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比对副省级),省市里的一些领导都参加了。承 办追悼会的,是省作家协会,而N 大只是协办。因为,王先生是作家协会的名誉主 席。很多方面都送来了花圈和唁函。我也见到了王先生前妻所生的几个儿女。在我 看来,他们在这个有点隆重的场合,表现得有点木讷。他们一律沉默着。我的一些 同门师兄弟也都来了。我们共同的感觉是,王先生这一辈子,还是很不易的。无疑, 他是一个好人。在同辈作家中,也是相当优秀的。在当代文学史(私心里想,主要 还是关于新时期文学里的一章)会留下一笔。他是一位新时期里的重要作家,也是 同辈的少数几位最出名的作家里,最后一个辞世的。有一些老作家也来了,当然, 他们的名气都比他小。他们长吁短叹,认为他的离世,使得在同代产生文学大师, 变得不再有任何的可能。 仪式结束以后,王先生的长子找到了我,说他们在父亲的书房里,发现了一张 遗嘱,说他希望在百年之后,由我来整理他的遗稿。他说他们做子女,当中没有一 个是从事文学的,否则也不敢劳烦我这个定居在海外的人。我答应了。这是我的义 务,也是我的责任。 事实上,后来整理文稿的任务,由省作家协会负责了。那是组织上的一种决定。 王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依然是组织上的人。 我们当然要服从组织。 王先生躺在花丛里,脸色非常的平静。看着他那样子,我不由得眼睛一酸,落 下了泪来。这可怜的人,走完了他的一生,终于可以长眠休息了。 一切都摆脱了。 人生,就是一个摆脱的过程。 事实上,人刚生下来时,是没有特别的负担的。但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 要背负着一些责任。而真正成年后,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是一个不断摆脱负担的 过程。这种摆脱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至死方休。 王先生是。 当然,我也会是。 没有谁不是。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在美国却时时地想到王先生,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吗?连同他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