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也许,除了北京和上 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 晃,头脸都显得很大。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 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 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 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 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 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3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12,一个10岁,正 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 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 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 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 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 些吃食,乘30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大先生解放后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 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 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 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 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 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 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 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19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拯救的意思在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 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 萍就开始为这节日作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 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 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 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 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 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 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 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 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 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 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这烟,总是由大先生 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 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 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 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30公里外的省城。 20世纪50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 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 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 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 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 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 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 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 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 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 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 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 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 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 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 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 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 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 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 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 “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 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 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 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 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 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 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 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 到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 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 出一句:“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 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 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 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 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 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 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 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 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 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糊糊团不 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 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 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 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 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 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 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 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 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 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 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贯顶,知道了,大先生, 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 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 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 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 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 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王一样不 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