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湖北多雨,冬天是较多的阴冷细雨,沙沙沙,沙沙沙,没日没夜地下,真是要 下断人的魂。 这是个约有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只有一条街,街中心铺着青石板路,霏霏淫 雨将一块块石板洗得发亮。雨中人们很少有打伞的,街市上只少数几人撑起油布伞, 或披起了蓑衣,或戴起了大大的竹斗笠。当街的那些摊贩们,也赶紧收摊走开。一 片带着湖北乡音的吆喝与咒骂声响起,街两旁茅屋和瓦房仿佛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土 腥味。 临街有几家饭铺,门口设一炉灶,安一口大锅,早晨有卖油条的,也有卖馄饨 汤圆的。有时揭开一个大蒸笼,雾气弥漫,熟米糕的迷蒙气味飘来,暖白的,甜香 的,带一股酒酿的醉人味儿。大师傅戴个灰毡帽,经常拢着两手站在灶台前,大门 敞开,店堂几张油腻黑糊糊的桌子,一览无余。我们这群北京人来,给那几个小饭 铺增添了不少生意。尤其是节假日,咸宁的干部们来乌龙泉镇探亲,简直把几家小 饭铺挤得水泄不通。那儿由原来卖简单的米糕、馄饨之类吃食,也开始大肆经营起 热炒菜了,有米粉肉、红烧桂鱼等等,还卖一种甜甜的米酒。 一次,我们在镇上也遇到舒芜先生,他的女儿方竹和老母亲也住在乌龙泉,他 笑嘻嘻扬起红扑扑的脸说,“哈,南方小镇的饭菜,自有其风味!” 父亲也点头应和着,“是呀,咱们南方人,还是适应南方生活的。” 回家路上,父亲跟妈妈说,舒芜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才二十多岁就当了大学教 授,很有学问的。当时,那些干部也是以南方人居多,倒还是习惯这里的一切的。 也有几处杂货店,卖红薯粉做成的粗粗粉条,成束成束摆在货架上,还有笋干、 松花蛋、咸鸭蛋等等。南方小点心有圆圆的核桃酥,薄薄的芝麻糖,有一种小麻饼 在北京城是吃不到的。红糖很多也很便宜,家属们买了,回屋里冲红糖水喝。 镇上还有一处理发店,理发匠是个中年人,自个儿蓬发垢首,平时没有生意, 袖着两手跟人聊天,见我来了,嚓、嚓,将手中的剃刀在荡刀布上擦两下,我连忙 说,“我还是小孩子,不用刮胡子!”见那乌光闪亮的剃刀实在害怕。理发匠却一 笑说,“刮一刮脸总要得!”他一心想在我这北京伢子头上显一显手艺,还是用剃 刀在我脸上刮了刮。 他的推子在我脑袋上纵横驰骋,边剃头边和我聊天,充满了对京城的向往,问 了我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我家离天安门有几多远?天安门离中南海有几多远?毛 主席平时是住在中南海还是住在天安门?我被放倒在理发椅上,只是提心吊胆那剃 刀,有一搭没一搭应答着。 一会儿,他塞给我一个热毛巾把儿。我睁眼一瞅,那毛巾黑得像抹布。我胡乱 擦一把还给理发匠,再一看玻璃镜里,我的脑袋也被剃成一个“盖头”。理发匠还 洋洋得意地问我:“要得哇?”我含糊应付一句,付了钱,怀着无比懊恼的心情走 出理发店。 往后,我再也不愿意去镇上的理发店剃头了。妈妈也听说这儿的理发店不卫生, 容易传染癞痢头(镇上就有几个),再不敢让我去了,便自己买个理发推子,由她 来给我推北京中学生常见的平头。 距离住处一里多路,是乌龙泉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一幢一幢红砖瓦房常出入 一些农村干部模样的人们。里面安一个高音大喇叭,或是播送最高指示,或是播送 革命样板戏,或是播送一些批判文章,大都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批倒批臭某某”、 “不投降就叫你灭亡”等等。公社播音员是一个梳着“马桶盖儿”分头的小伙子, 也算当地的小名人吧,洋洋得意,傲然四顾,进出门端着肩膀走路。 到晚上,这位公社播音员还有一项特权,他可以将全公社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 机搬到门口,供大家一起观看。乡村的夜晚是寂寞的,沉闷的,没有什么娱乐。于 是,刚吃过晚饭,昏黄的暮霭降下,一群镇上和附近村庄的孩子们,家属连一群北 京孩子们,还有许多乡村的男女们就集中在公社大门口那块平场上。播音员为显示 自个儿的权威,故意迟迟不出,人群难免发生骚动,传出一些埋怨声:“搞么事— —搞?”“莫装样子噢!” 随后,播音员出场,也用湖北乡音高声回骂几句。那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总 算搬出来了。可是,那年头能有什么好节目呢?记得,有一回看到的是将《大刀进 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重新填词,荧屏上除了字幕就是乐谱,放了多时 竟不见一个人影儿。看得实在没有趣味,那些野性的乡村青年和半大伢子们在人群 中钻来钻去,故意往姑娘们堆里撞,往她们当中扔烟头,又引来尖声细气的咒骂。 而且,北京的那群女孩子尤其会被欺负,往她们当中扔死青蛙,吓得她们不敢再来 看电视了。 妈妈在镇上买东西时,又认识了刚从武汉市迁来的老两口,原是老红军,湖北 省委的某高干,据说在文革中受武汉“七二○”事件牵累而靠边站了。那些日子, 也因为加强战备的借口,被疏散到这里来。老两口住在不远处一幢小楼里,迁移到 农村后,再没人照顾他们,许多生活琐事只好自己来做,常见老太太拎个塑料桶到 井边打水。 妈妈不时去看望他们,互相很谈得来,彼此间全是被流徙之人,对文革也都没 什么好感。那位老红军悄悄告诉妈妈,副统帅的家乡就在此地附近的一个县里,家 庭出身也根本不是什么贫农。妈妈回屋,又神秘告诉我们。许家外婆大惊失色,吓 得连连摆手,嘱咐妈妈别再跟别人说,还劝她别到那幢小楼去了。 不久,老两口一个儿子也从武汉过来,照顾他的父母。他也是个初中生,却是 一副纨绔子弟形象,梳了油光可鉴的大背头,穿了崭新的呢制服,脚下一双尖头皮 鞋,手里总拈一根香烟,眯缝两眼,玩世不恭瞟着周围人们。这位公子大概颇有虎 落平原之感,这儿逛逛,那儿遛遛。他的老妈妈还是得自己拎个塑料桶打水,一步 三晃,颤颤巍巍,他却仿佛没看见似的。有时候,还要向父母粗声大气吆喝。头一 回见面,他朝我微笑点点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普通话发音极标准,一只手 插到兜里,取出一包香烟,熟练地手指一弹,拈出一根香烟给我。 我倒退一步,使劲摇手,“不,不!我不会抽烟!……我,我不抽烟!”那时, 在我们观念里,中学生吸烟,形同于“流氓行为”。 他扑哧一声笑了,眯起眼睛,揶揄地说:“吸一根……玩玩么,莫要怕,有啥 子可怕的?”这位公子后来跟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同学,他还不时地往武汉跑,其 实并没有在乌龙泉镇呆很长时间。即使这样,他也仍然在那儿制造了一桩小小的风 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