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面对镜头，蒋贵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有些倦怠。那个漂亮的女主持最习惯的
提问方式，归结起来就三个字：揭老底。无论多风光多高傲多强势的人物，被她笑
容可掬地揭掉几层，累累创痕就会显露出来，不需她提醒，你自己就会低下头去舔
舐伤口。

    她说：周先生，听说你起家的时候，经销的不是钢琴，而是小提琴？

    现在的周世京过去的蒋贵。转过头望着主持人，主持人也望着他。主持人嘴角
的笑纹好看地弯曲着，但眼神是冰凉的。那眼神告诉蒋贵，我什么都知道，你别想
蒙我；同时还告诉他，你要是蒙我，我会搞得你下不了台。蒋贵把脸放正，伸手在
头皮上刮了两下，说，我起家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年前，那时候黄小姐恐怕还没出
生吧？主持人说哪里呀，周先生你太……你太会夸人了，不过我听着舒服！蒋贵皱
了一下眉头，动作极其细微，打着特写也不容易看出来。他没回应主持人撒娇似的
话，而是说，我为什么非要卖小提琴？主持人说，我三岁就学琴，但不是学的小提
琴，妈妈是小提琴教师，她让我学，打死我也不干。说到这里，主持人把嘴撅起来
说。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周先生是卖小提琴的，我就听妈妈的话了。就不会让她伤心
落泪了。蒋贵抠了抠下巴，黄小姐的意思，是要照顾我生意？主持人说当然哪，哪
怕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跑到你的铺子里买琴。

    蒋贵说，可是，要是你跑去一看，结果我铺子里只卖铁钉呢？

    那我就当木匠！

    好吧黄小姐，你把胸麦摘掉，去当木匠好了，当木匠是用不着这玩意儿的。

    主持人的屁股底下像有枚手榴弹爆炸了，一蹦老高，握成拳头的双手放在胸前，
不可能吧？今日的钢琴大王，过去竟然是卖铁钉的？

    这很可耻是不是？蒋贵问。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和，皮肤底下却滚动着风暴。这
种风暴在岁月沧桑中历练而成，带着时间的硬度，同时带着几分透骨而出的江湖气。
姓黄的主持人一时有些茫然。她揭别人老底的时候，只有老老实实遵守公共秩序的
人才会感到疼痛，对那些把什么都看透了的家伙，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她说，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觉得那是可耻的呢？我只是感到奇怪。

    她整个人变得庄重起来。

    蒋贵知道她的庄重是装出来的。人们习惯这样，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往往就选
择庄重。

    主持人毕竟太年轻。其实她没必要气馁，她的怀疑是对的。蒋贵在这里撒了谎。

    卖铁钉之前，他去镇上还干了别的事。他把自己装扮成老流浪汉，去镇上耍把
戏。形势刚刚松动，我们镇上就来了许多外地人，看万花筒，逼猴子跳圈、作揖、
下跪，或者吞玻璃碴卖狗皮膏药，对这些，我们通通称作耍把戏。蒋贵耍的把戏跟
别人不同，他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破碗、石头、瓦块和树根，从脖子直挂到脚踝，
随便一走动，那些东西就相互敲击，发出各种音响。

    这种事在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干过。他的那些器物，不是临时拼凑，而是早
就准备好，用麻绳系起来，装在随时背着的花篮里，要用，拿出来很方便地往身上
一挂就是。一段时期，他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他缓缓悠悠地扭动脖子和肩部，
这两处的石头瓦块次第响起，传出“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接着再动上肢和
躯干，便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脚踝上的瓦片响过，一支完整的曲子画上了
句号。我们笑得不知所以，只好相互在对方身上掐，有个二年级的女生笑晕了头，
摔到两米高的塄坎底下，幸好下面是虚土。蒋贵跳下塄坎。把女孩抱起来，用衣襟
擦掉她脸上和手上的泥土，问她：伤到没有？女孩说，我的手痛。他说那我给你包
扎一下。于是取下脖子上的一挂破玩意，系在女孩的右臂上，再托着那只手臂轻轻
舞动，舞出一串似曾相识的乐声。女孩又笑起来。他说，还痛吗？女孩说不痛了。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对我们说，这东西既治病又治伤，前几天我抬石头闪了腰，出
气都痛，把这东西往身上一挂，嘿，好了！说罢，他把腰使劲扭了几下。

    可是有一次，他正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演奏，我们也笑得鼻涕口水直流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笑个屁！

    发出断喝的是桂东风。桂东风说，他弄得有喇叭里好听吗？

    仔细想想，这倒是真的，蒋贵弄得一点儿也不好听，声音时高时低，好些地方
还没接上。而喇叭里的《东方红》不是这样。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了喇叭，是那
种皮面漆黑的纸壳喇叭，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每次广播之前，都放《东方红》。
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高亢嘹亮，能让我们感觉到太阳喷薄而出，它的亮度和热
力，都能穿透我们的皮肤。而蒋贵的《东方红》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
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真的好玩吗？桂东风说，一点也不好玩，我们都被蒋贵的险恶用心欺骗了！《
东方红》是唱毛主席的。只能用嘴唱！

    桂东风到底比我们高明。

    从那以后。蒋贵就没在村里玩过这把戏了。

    但他并没闲着，他走在山道上，宽松的齿缝间藏着一只野豌豆荚——我们那里
把野豌豆荚叫野春，他嘴里就含着野春，你看不见他在吹，却能听到美妙的乐曲。
他还能将一匹被虫蚀得千疮百孔的树叶贴在嘴角，吹出狗吠牛哞的声音。那些日子
里，风随时把蒋贵的声音送过来，而蒋贵很可能离我们很远，远到隔着几匹山岭，
而且他的嘴鼻并没有发声，也没吹野春和树叶，但村里的小孩都认定，风的声音就
是蒋贵的声音。蒋贵的声音不仅能附着在流动的风里，也能附着在一段枯死的木头
上。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那时候听得最多的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蒋贵的声音。

    可没过多久，这把戏他也不再玩了。原因是我们听了不笑。蒋贵的全部成就感，
似乎就在逗我们发笑，我们不笑，他就没兴趣了——只有动耳朵让我们百看不厌，
因而他只保留了这一个绝活。

    不知为什么，去镇上后，他从没表演过动耳朵，在往后的任何场合，他对自己
耳朵能动这件事也讳莫如深。他身上挂着石头瓦块。敲歌曲给人听，可他知道的歌
曲实在太少，敲来敲去就那么几首，很快让镇上人厌倦，觉得他那玩意儿根本就不
配叫把戏。他弄不到钱，才开始卖铁钉的。

    既然占了上风，蒋贵便放下架子，不再戒备，显得心平气和。其实他跟许多功
成名就的人一样，对自己早年的屈辱——除去那些最深的隐痛——不仅不避讳，还
尽量找机会诉说。那已经不再是屈辱，而是光荣的标记。但他痛恨别人逼着他说。

    现在主持人已没有力量逼他。他的诉说也就变成了自愿。

    开始卖铁钉的时候，他说，是在乡场上。我没有铺子，将铁钉装在黄挎包里，
街头街尾地游走。这样吆喝了将近一个月，一颗也没卖出去，于是我去了县城，结
果更糟。我当时不知道在乡场上卖铁钉还勉强算一门生意，在县城就不叫生意了。
县城离我家远。我不可能天天赶回去，晚上睡在大街上，枕头就是那包铁钉。我的
后脑勺上，至今还有凹进去的地方，就是被铁钉戳的。我用挎包做枕头。是怕有人
趁我睡熟的时候偷了去。

    周先生现在想起来。主持人以讨好的口气说，恐怕自己都觉得好笑。

    那是你的想法，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那个挎包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吃饭怎么办？

    讨口呀！讨不到就去垃圾桶里翻。那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垃圾
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从一个居民小区门前的垃圾桶，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
的生活状况，包括婚姻质量，同时也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性格。我当时就有一个想
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专门研究垃圾文化。

    周先生说得太玄了吧，你最终没有研究垃圾文化，而是成了钢琴大王。

    蒋贵似乎不喜欢“钢琴大王”这个词，眼神暗了一下。

    我看卖铁钉没有出路，他接着说，就去一家电器行帮工。再后来，我就自己经
销电器了。我说的电器，不是冰箱彩电和空调，而是台灯一类小玩意儿，甚至也包
括手电筒，而且是收购废品，自己摸索着进行组装。当时我在县城临河的吊脚楼上
租了间老屋，那间老屋就作了我的铺面。老屋远离街道，看上去随时都准备倒塌的
样子，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个为生活挣扎的人。我想到了做广告，当然不是在媒体上，
那时候我要是找到黄小姐，黄小姐一定会把我当叫化子赶走的。事实上我也差不多
是叫化子，不可能拿钱去做广告，都是夜深人静，活城变成死城以后，我再左手端
着墨水瓶，右手拿支破毛笔，去墙上写写画画。我写的那些东西，被城市称作牛皮
癣；很抱歉，现在我走到任何一座城市，只要看见牛皮癣，我都会感到亲切，无比
的亲切，因为它让我忆起过去的时光，让我看到把牛皮癣贴上去或写上去的那双手
和那张面孔；我不排除这其中有唯利是图之辈，但肯定也有和我当年一样的人。其
实我那时候不是人，是老鼠，随便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认为是夜间巡逻的警察，吓
得赶紧躲起来。我敢肯定，我的身手比老鼠敏捷，需要的藏身之所也不比老鼠洞大
多少。要容纳下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蒋贵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主持人的眼眶却红了。

    她说，我知道，你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昆明开了家很大的电器商行，生
意做得红红火火，你是怎么挖到第一桶金的？

    我从来没挖到过金子。蒋贵生硬地说。

    哦……那么你为什么要改行呢？我听说，你改行的初期是相当艰难的。

    蒋贵把脸扬起来，虚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个呀，与我们村里一个
人有关。这个人的真名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都叫他王大爹。是王大爹点燃了我的音
乐梦。他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他的乐器不是琴，而是木梆。那时候我就知道，虽
然他是农民，却对种田没有兴趣；虽然他是队长，对当官同样没有兴趣——他的全
部兴趣就在于敲梆。我当时说，王大爹敲梆，能把人敲得哭，可不是说着玩，我是
真的哭，只是不流眼泪的哭。村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王大爹敲梆的时候，厮杀的
狗会停止战争，喧闹的鸟会安静下来。那真的叫鸟鸣终止，山川肃穆。如今的我，
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了，可我没有见到第二个像王大爹那样纯粹的音乐家。可
惜的是我无能。否则我就会把木梆发展成中国的乐器，就会出钱把王大爹送到维也
纳，让他去搞一场木梆独奏音乐会。但我没那个能耐……再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本不应该怀疑周先生的感情，主持人说，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说的那个
王大爹，对你母亲是相当不好的，每次开会斗争你母亲，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让你
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脚肿得皮肤都快胀破了。你不恨他？

    蒋贵又用手刮头皮，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交替着刮。大概他有这习惯，使
头皮上血液供应充足，虽是将近六十岁的人，头发还像年轻时候一样茂盛，而且头
发留得很长，把耳朵全都遮住了。

    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反正我从没在任何场合说过。
我恨他？怎么可能呢！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母亲当时吃了一点苦，可也帮助她强
健了筋骨，她现在已快上八十，腿脚还相当灵便，腰板也没有佝偻的迹象。

    主持人实在聪明。她听出了蒋贵说话的语气，蒋贵说“我恨他？”的时候，把
“他”字说得特别重，尾音拖得特别长，她由此判断，即便蒋贵不恨王大爹，却可
能恨别的人，于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不恨你们队长，恨谁呢？

    蒋贵愣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恨……真要恨，也是恨我自己。走出大山也有了一
点钱之后，我本来很想学会一门乐器，可那时候我都是多少岁数的人了，手指成了
老树根，把全世界的顶级大师都请来教我。我也学不出个名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说，周先生，你为什么一直不成家，能告诉关心你
的观众朋友吗？

    蒋贵又开始刮他的头发，刮了很久也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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