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年后，母亲的努力也被父亲发现了。那一年国庆节，母亲撇下一家人返回武
汉。大概是做通了一些工作，调动的事情有了眉目，再回到谷城，母亲眉眼里的笑
意掖都掖不住。那一次，母亲给我捎来一个军帽，那是当时小学生中最流行的装束。
母亲帮我戴上，信誓旦旦地说：“桥桥，妈妈总有一天要把你弄到武汉去，可不能
在这个山沟里窝一辈子。”母亲的兴奋感染了我，我也跟着激动起来。我戴着军帽，
昂首挺胸，好像明天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武汉的马路上。

    父亲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那段时间他经常莫名地陷入沉思。房子隔音效果不
好。半夜我听见父母在说话。黑暗里，他们的嗓音被刻意压低，但依然可以辨出个
大概。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想走，我其实也是希望你能走成的，窝在这里，我
晓得你心不甘……只是你走了以后，可得经常带桥桥回来看我。”

    妈妈似乎是在哭：“老陆，真是对不住你。”

    ——那深夜里的哭泣声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我动容。母亲当时的努力是收到了
成效的，只是希望像种子一样播下，一直拖到三年后才破土而出。或许是手续确实
繁琐难办，或许是掌握玄机的人希望将线拉得再长一些，总之，母亲在三年后才真
正走成。

    母亲离开谷城前，我们一家三口居住在一套狭小的一室_ 厅里。我睡外厅，父
母睡里间。是一楼。阴暗。潮湿。憋闷。地面永远处在一种汗涔涔的状态。卫生间
两家公用，因为常年见不到阳光，鼻涕虫闲庭信步，蟑螂神出鬼没。

    本来我们家是有机会闯入灰色的新楼群的，却因父亲的一次自作聪明而坐失良
机。厂里建好新家属楼后给每家打分，按照分数高低来决定新房归属。我家排名虽
算不上十分靠前，但也有机会排上队。但在新居民楼建好前一年，父亲看了省报屁
股上一则关于房改的新闻，那可能是社会上关于房改的最早报道了。报道中说取消
企业福利分房势在必行，今后拥有房屋产权必须自筹资金购买。

    父亲一厢情愿地认定那是中央传递给他的讯号。既然买房子的钱咱家肯定出不
起，不如趁政策尚未出台，免费换一套楼层和朝向更好的。母亲则一心忙于调动，
考虑到万一自己调动成功，那新房子也肯定没戏，倒不如依父亲所想，换一套房子，
于是同意了父亲的决定。

    父亲写了申请，如愿换到了三楼。一年后，新居民楼建好了。我家因为这次换
房，自动失去了竞争新房的资格。而入住新房的人，也没有像父亲所想像的那样需
要自己掏一大部分钱。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很多工龄比他低的人搬进了新房，而自己
却搬进了一个位于三楼的同样规格的一室一厅。“换汤不换药”说的就是这种事。
父亲懊悔之极。

    “领导也太不重视中央的信息了，”他在饭桌上说，“中央明明就是在提醒大
家以后不要再搞什么福利分房了。”

    “算了，老陆。”母亲安慰他，“别放在心上了。这个三楼的房子也蛮好的。”

    不管父亲在家里做什么决定，母亲都很少投反对票，而这一次母亲对父亲的宽
慰，几乎到了纵容的地步，连我都快看不下去了。事实上，这么些年里，母亲对父
亲唯一的抗拒，就是对大伯一家人的排斥。母亲心里发了狠，再不伺候那些人了。
当大伯一家又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时，母亲就牵着我去吃食堂，然后在办公室里待
到晚上十点。估计那些人走了，才和我摸黑走回家。通常这时家里已经被父亲清扫
干净，但空气中仍然残留着白酒和油炸花生米的气味。

    可是，房子的事情不像躲避大伯一家人那样轻巧。错过这次机会，也就意味着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要像寄居蟹一样窝在这间狭小的房子里了。沮丧过后，我对父
亲的解释产生了怀疑。尽管才十岁出头，但我已经预感到，即使父亲不多此一举，
我们家也得不到那两室一厅的新房。制定规则的人深谙规则从来都是流水的性质，
总能巧妙地将父亲和与父亲类似的那群人绕过去。与新房子擦肩而过的懊悔，其实
是源于父亲一厢情愿的天真。

    讽刺的是，时间证明父亲当年的预感其实是正确的。今天，福利分房政策早已
灰飞烟灭。预感来得太早的父亲，却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柄。

    为了缓解家庭的拥挤状况，父亲又想出了一个点子——他真的是蛮喜欢动脑子
的，虽然绝大多数点子都臭不可闻——他决定将房顶用来储放杂物的暗层改造成一
个阁楼。此举让周围邻居大惊失色。“太不安全了！”他们纷纷劝他。“老陆啊，
那个小暗层，丁点儿粗的钢梁，怎么撑得住一个阁楼？！”

    母亲看看房顶，再看看父亲，再次默许了他的决定。她对质疑的邻居说：“老
陆做事还是可靠的，他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心里肯定有谱。”

    作为一个木匠，父亲对建筑似乎也有一些天分。他对自己的规划充满信心。

    不得不承认，这是父亲一生中颇具才华的一笔。

    两个月后，阁楼建好了。

    父亲动用了电钻和钢梁，牢牢加固了暗层的受力面。一排刷了清漆的宽木板有
效延伸了暗层的空间，每块木板都被大号螺丝铆在墙壁上。引申面用了木栅栏作防
护。他在阁楼里安下了一张床，一个桌子，若干个木箱子。小小的暗层，俨然成了
一个独立的新房间，只是上去颇费周折，必须动用梯子。

    除了父亲，没人敢爬梯子上去，更没人敢在那座“空中楼阁”里面睡觉。但父
亲就敢。他做的东西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站在上面，不顾我和母亲的担忧，表演似
的跳来跳去。夜晚他就睡在阁楼里面。他睡得鼾声四起。

    事实上，阁楼比大家想象的要结实得多。十几年后的今天，它依然完好无损。
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阁楼几乎成了801 厂的样板工程。同样蜗居在赭红色楼群里的
工人阶级兄弟，纷纷登门取经。很快，很多人家都自建了这样的阁楼，居住困境因
此大为缓解。厂领导也懒得过问这股自建风——一堆无人问津的老房子，你们想怎
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阁楼的面世，将父母分居的秘密暴露出来。之前父母一直睡在里间。阁楼修好
后，两人就再没在同一张床上睡过觉。讶异归讶异，更多的是顿悟。敢情父亲和母
亲同床异梦已经很久。

    父母最后一次闹别扭，发生在阁楼建好半年后。那天母亲从学校带回一张水彩
竹子画，是宋老师的手笔。母亲觉得挺雅致，便将画裱了，挂在客厅里，灰暗的家
里顿时有了一丝绿意。

    父亲不知是受了启发还是受了刺激，突然就迷上了种植花草。他找工厂的花工
要了好些花苗。家里本来就小，这些花花草草一旦驻扎其中，人便几乎无处落脚。
母亲虽不说话，但脸上写满了苦不堪言。父亲知趣，将这些花草都转移到了阳台上。
一天，母亲在阳台炒好一盘四季豆，刚一转身就让十面埋伏的花盆给绊了一下，四
季豆撒了一地。母亲悲从中来，饭也不做了，把盘子往桌上一搁，转身就抱起花盆
往楼下搬。父亲慌了神，阻止也不是，帮忙也不是。母亲将那些花盆都撂到楼下，
眼角挂着泪回到家。

    母亲用这种方式，彻底否定了父亲的附庸风雅。

    父亲坐在家里，呆若木鸡。母亲冷静了一会儿，起身回到阳台，将摔了一地的
菜清扫干净，又重新炒了一盘端上来。母亲进进出出的时候，父亲一直在轻声叹气。

    他们闹别扭的表征就是如此奇特。与其他家庭里女人的呼天抢地男人的拳脚相
加等常态模式截然不同，他们闹别扭通常是这样的：母亲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置
一言，父亲在一旁用抒情哀怨的语调轻叹。这样的局面，很容易让人相信是沉默的
母亲在理，而父亲的声声不断，倒像是在试图博取他人的同情。

    没过几天，那些被逐出家门的花花草草就被清洁工收拾走了。

    我上初二时，母亲终于调动成功。遗憾的是，尽管她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办
法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她只身一人返回了武汉，在汉阳区的一所中学教书。

    父母开始了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其实即使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也早已分居。
奇怪的是，这种游离状态并没有损坏他们的婚姻，相反，他们似乎比以往还更亲密
了。每逢假期，母亲就往谷城跑；父亲则因为我的留下，眉眼都舒展了。此时再回
想起那个深夜里父亲的请求和母亲的哭泣，不知他们会不会同我一样，多少会觉得
当时的悲情其实有点好笑。

    因为没能和母亲一起走成，起初我还有一种被遗弃的挫败感。但母亲临走前的
一番话，将我的希望重新点燃——“母亲实在没有能力把你弄回武汉了。好好学习，
宋老师会辅导你的。将来考上武汉的大学，就能和母亲团聚了。”

    正如母亲所叮嘱的，我同宋老师越走越近了。宋老师真诚地响应着母亲的委托，
对我特别照顾。倒是父亲对宋老师一直不冷不热的。父亲当然不希望我和宋老师走
得太近。我猜想他是有点害怕宋老师将我从他身边抢走。但他也希望我能跟着宋老
师多学点东西。801 厂里工人居多，像宋老师这样有文化又热心的人是罕见的。父
亲就抱着情感上排斥、理智上支持的心态，目睹我和宋老师越来越熟络。

    宋老师大母亲七八岁的样子，是子弟学校颇有声望的英语教师。虽然他和我母
亲同为初中部教师，但来往并不密切，也就是见面点点头，打声招呼，简单寒暄几
句的程度。都是有点矜持的人，来往便也是克制的、有分寸的。宋老师和母亲的境
遇有些相似，我想这大概是宋老师愿意辅导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自己也争气，
宋老师说我“有培养前途”。教师总是有一点职业性的挑剔，对有希望的学生还是
上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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