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武昌南站,我们见到了母亲。我和“父亲”第一次去了母亲在武汉的家。一
路上,“父亲”在公共汽车上不停感叹。真大。武汉真大。武汉怎么可以这么大。
“你声音小一点儿!”我扭过头提醒他。母亲淡淡地笑了笑。对“父亲”的一切,
她都一如既往地了然、包容。原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母亲自觉
有愧于“父亲”。与其说她对“父亲”包容,倒不如说她是借此来寻求心灵的救赎。
房子在汉阳区建桥新村。两室一厅的旧房子,面积很小。客厅小得——三个人
在里面都显得有些转不过身。房间里每件摆设都是真刀实枪起作用的,花哨的装饰
品在房间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房间就是为了盛纳被生存之缰紧紧束缚的中年妇女
的生活的,它杜绝一切华而不实。母亲轻声说这房子来得很是不易。母亲辛辛苦苦
返回城市,但看得出来,她在城市里生活得也未必有多如意。
晚上去外公外婆家吃饭。长到十八岁,我第一次见到了外公外婆。当年,母亲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嫁给一个地方上的木工,外公外婆为此痛心疾首,将母亲视为
家族的奇耻大辱,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与母亲断绝了来往。
见面时并不亲热,也不生疏,几句寒喧过后便是几乎没有言语交流的晚餐。这
顿饭的核心是我和“父亲”。外公外婆的目光不时聚焦到我身上,带着审视和打量,
而对木讷沉默的“父亲”视若无睹。这样的刻意让我和“父亲”都拘谨万分。我吃
得小心翼翼,惟恐吃相不雅,又担心咀嚼声音太大。无疑,这是含蓄内敛的一家人,
饭桌上笼罩着一层特殊的气场,所有人都在故作镇定。
回家路上,我偷偷对母亲说,以后再也不吃这样的饭了,双方都难受。那时我
已懂了一点人情世故,明白这样的饭局,最受伤害的,其实是“父亲”;而从根本
上来讲,他又是最无辜的那个人。
母亲给我收拾东西。她边收拾边说:“现在好了,你考到武汉来了。以后每个
周末都过来。洗个澡。换身衣服。改善下生活。”“父亲”在旁边听得乐呵呵的,
仿佛是他自己在享受着这样的温馨。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没有特别的欣喜,也没有特别的不快。经历过这些事
情,我的内心已然镇定了许多。生活中最真实最荒谬的面目都见识过了,我想,不
会再有什么变故会让我大惊失色了。
然而不,不是这样的。我想说的是,即便你活到了一定份儿上,自认神经已是
金属质地,但当新的意外砸向你时,你还是会心悸,会失态,会不知所措。就像在
电视里看到的过山车,坐在车里的人对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有所预期,可面对每一个
新的俯冲,他们还是会失声尖叫。
我的大学生活在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戛然而止。
那一年暑假,我回到谷城,用做家教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父亲”
的生日,我记得的,八月二十五日。“父亲”那一年五十岁。
这是“父亲”生命中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八月的最后一天,我启程返校。同以往独自一人不同,这次还多了个旅伴。陆
小军。大伯的次子。我的堂兄。堂兄这几年发了。他初中毕业后,去了昆明打工。
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工,总之是有了钱,家里三层楼的房已经盖起来了。这个夏天,
他也从云南回来,在凉爽的谷城蹲了一夏,准备坐车到武汉,然后转车去江苏“进
一步开拓事业”。堂兄说,他还想再盖一栋三层楼房,专门用来养猪养鸡。这话是
当着“父亲”和我的面说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他们家的人合不来。”我抱怨“父亲”。怎么就摊上这
么个旅伴。
“唉,毕竟还是亲戚。”“父亲”说,“总不能叫人家说,你考上大学了,就
瞧不起人家了。”
“现在是他瞧不起我吧?”我忍不住笑了,“不过我也不稀罕和成功人士来往。”
“你看你。其实也就顺个路,路上有个人照应总是好的。”
“那你给他说好,到了武汉,就各走各的。我可不想和他有什么深交。”
“那是那是。他打工也忙,不会麻烦你的。”
在火车上,两人倒也相安无事。他旁若无人地啃着凤爪,嗑着瓜子,喝着啤酒,
很自得地享受着。很快我的双脚就陷在一堆鸡骨和瓜子壳里了。看得出来,他做人
的所有快乐和底气都来自于荷包。他对自己的人生状态很满意。
快到武昌站了。他的东西多,我就一个包。“弟,帮我背个包吧。”他左支右
绌的,有些狼狈。我帮他背了一个包,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一出车站,咱们
就各走各的,我回我的学校,你去开拓你的事业。”
“那是,”他叼着烟,模仿港台片里的阿sir 甩甩头发,“我江苏的朋友还在
等我咧。”“朋友”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
下车后,在站台上才走了两步,我就感觉有点不对。怎么冒出这么多穿警服的
人?突然我发现跟在身后的陆小军泥鳅一样快速往人群里钻。我还没回过神,几个
警察已经扑过来,把我压倒在地。
血涌出了鼻子。“怎么回事?!”我又惊又痛。
那个仓皇逃窜的家伙也没能跑出多远。
“你们,”我挣扎着,“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错不了,逮的就是你们!”
“我根本不认识他。”我知道一定是陆小军犯了什么事,急于撇清自己。但这
句话听上去更像是畏罪推诿。
在火车站警务室,陆小军的几个包被一一肢解。他们打开我帮他背的包,用刀
片划开里面的夹层,一层又一层塑料薄膜被撕开,终于一包东西掉了出来。“看,
还说没有!”警察证据确凿地看着我。
“混蛋!”我如梦初醒,边踢边朝陆小军怒吼,“这就是你的事业?!”
他像霜打了一样,蔫着脑袋,阿sir 的屌样不翼而飞。更多的东西被搜了出来。
半晌他抬起头说了句实话:“各位大哥,真的和他没得关系,只是让他背一下,我
一个人背球不动。”
“别大哥大哥的乱喊,这里没人是你大哥!”警察纠正他。“他是你什么人?”
“我堂弟。”
警察上前啪地给了我一耳光,顿时我明白了“眼冒金星”绝非语言学上的夸张。
“站好站好,别以为踢他就能撇清自己。你刚才不是说根本不认识他的吗?!”
十年前的这一幕,就像肌理清晰的一场噩梦。之后的很多年,它还一遍遍地在
我脑海里闪回。我立于其外,像一个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旁观者,既无法抽身而
退,又无法强行闯入逆转乾坤。
这件事情成为命运的分水岭。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堂兄运了毒,判刑
十二年。堂兄给判了个死刑。运量太大了。据说律师当时接了案子,第一句话就是
:“这人的胆子也太肥了。”堂兄从小就有无知无畏的素质,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
父母来襄北监狱农场探望我,我只愿意见母亲,不肯见“父亲”。
对大伯家长期积压的憎恶,此刻全部爆发了。只是这一次,所有的情绪,全部
转嫁到了“父亲”身上。
母亲对我说:“不要怪爸爸!”
“他根本不是我爸!”
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开始打转:“他好歹养了你二十年。”
“我把我最好的十二年都赔给他了!”
“桥桥,”母亲泣不成声,“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
真是完了。”
真是完了。
青春。梦想。希望。全部被一把掐死。
铁窗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自由的丧失倒在其次,人格的屈辱首当其冲。从入狱
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学着放弃尊严。我要将自己视作一个真正的犯人,一个确实运
过毒的丑陋分子。否则,这样一个荒谬的自我改造过程,将难以求证和维系下去。
说来不可思议,第一桩考验人的居然是上厕所。
监狱里的厕所自然是公用的,但这个厕所也太简陋了:一个破败的砖瓦棚,两
条纵深的长沟,一宽一窄。窄的是小便池,高峰的时候站成一溜。宽的是大便池,
办事时需横跨其上。没有固定位置,甚至没有隔板。两个同时解决问题的人,赤裸
相见便不可避免。面对面地蹲着,低头即见对方黑黢黢的家伙,平视显得颇具挑衅
意味,于是我只能保持仰天长啸状一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一边蹲着一边默诵,
结果蹲了半晌还是一无所获。
“解不出大便怎么办?”整整三天有始无终,我欲哭无泪地问同宿舍的一个犯
人。
“唉,刚开始我也这样。你把对方想成一坨屎,就可以屙出来啦!”
“哦。”难怪他们对着我可以流畅自如,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坨屎—
—都混到这个份儿上了,可不就是一坨屎吗?
想通之后,难题迎刃而解。一坨屎,终于可以镇定自若地对着另一坨屎活色生
香。
接下来,是无止境的改造学习。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代。大家围成一圈诵读
各类文件和指示,不时群体交降,每个人都要踊跃发言,深刻剖析自己的劣根性,
真诚交流入狱后的心路历程,展望出狱后的全新人生……
身边的人和我一样,都暂时或永久地失去了自由。但与我的放任自流不同,他
们有得是逆流而上的斗志。我悄然尾随他们奋力摆动的尾鳍,观看着他们为了尽早
出狱而做出的或狡黠或盲目的努力,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
一位挪用公款的水运工程学院教授,他曾经带过的研究生以他的名义完成了一
个课题,还得了奖。他得逞了。他因此被减刑三年。出狱那天,他在众多弟子的簇
拥下扬长而去,风光得像结束考察的领导。
一个无用但无畏的无期徒刑罪犯,将两根手指喂进了脱谷机的嘴巴。他也得逞
了,如愿以偿保外就医。
既无用又无胆的人也在努力。他们靠的是“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有两
个人,每次打扫卫生,都像幼童奔向亲娘一样直奔厕所。甚至有一次为了厕所的打
扫权还发生了争执。当然最后他们也得逞了。裹着一身屎味的他们,分别提前半年
和四个月离开了监狱,将那座臭烘烘的宝藏留给了后来者。
我在监狱里清醒地看到了原始状态的生命力量。虽然很多人的努力并不光彩,
甚至龌龊,但我依然会被他们强烈的生存渴望所打动。这些努力是当时的我所匮乏
的。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茫然的、消极的、浑噩的。我连最基本的生命力
都不具备,哪怕这种力量在土地里静默的庄稼身上都能找到。
是了,庄稼。入狱前,虽不至于五谷不分,但对于土地和庄稼我是生疏的。而
在襄北农场监狱,土地就是我们的家,庄稼是我们的左邻,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右
舍。我该庆幸收留自己的是襄北监狱农场。“劳动改造”是我们服刑的一部分,我
却因此结识了土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入狱前,时间在钟表上转着虚空的圈;
入狱后,时间是谷仓里具象的堆积。春天,旋耕机翻开泥土,大地漾起了泥浪。蓄
势了一冬的土壤将幼芽托出地面。幼芽们大口大口吮吸着雨水,没多久便绿出了气
候。夏天天热,却是农活最多的时节。大家排队走过田埂,无数只手臂在阳光下呈
现出古铜色的反光。光脚探进水田,脚丫踩断了花草的茎秆,空气里氤氲着植物浆
液的清香。累了偶一起身,眼前的水稻青翠俊逸、扬花抽穗。秋天,所有的辛劳见
了分晓。阳光雨露,都酿成了金黄的稻谷。轰鸣的收割机将成熟的水稻割下,白生
生的大米很快将装满粮仓。这时就要养田了。土地刚刚娩出了粮食,气虚血弱,需
要休生养息。板结的土地被重新犁松,开始补食新鲜空气和肥料。此时的土地,平
整静谧,就像坐月子的女人,平添了从容豁朗的母性光辉。然后是冬天了。土地上
只剩下宿根与枯茬。土地用因果流转的方式锁住了自己。土地走进了生命的思索期。
寒夜里无涯的寂静,仿佛是土地耳语给人间的,洞晓天命的缄默。
——土地在耳边告诉我:人生就是两个字,种与收。
土地豁畅了我;土地夯实了我。土地收留了我:土地抛远了我。土地摇醒了我
;土地平息了我。土地摔打了我;土地重塑了我。
与生活并行延伸的念头也就慢慢成型了。看清一个隔世,现世便被旁照得愈发
清晰:现世里的人们是如何心平气和地与生活相携前行,那些泥土中的砾石一样的
挫折、劳顿、灾难,是如何伤害了我们,又如何温暖了我们。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理解父母,理解宋老师,理解他们和我所经历过的一切。
父母分别隔两个月来监狱探望我一次。他们很少一起来,尽量错开。这样每个
月我都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狱警告诉我,这可能是襄北监狱历史上探视频率最高
的一对父母。对父亲的抵触已经渐渐淡了开去。他也不是有心的,他又有什么错呢。
他的痛苦无力、进退维谷可能更甚于我——毕竟,他是我父亲啊。
入狱三年后,一种奇特的因子在我身上苏醒了。
我高中时学的理科,高中语文又是众所周知的枯燥匠气,所以这之前我对人文
类的东西毫无兴趣。但经过这样一番生活剧变,宋老师传给我的那些基因开始发挥
作用了。监狱生活相当枯燥,每天集体观看完《新闻联播》,我就去监狱图书室看
书。图书室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文学书籍和杂志。将它们一一看完,我决定自己写点
东西。我相信我可以写得和他们一样好。经过狱警的审批,我给《襄樊晚报》投了
一篇散文。我不清楚报纸的出版周期,一个星期后见报纸没登出来,以为没通过。
我想这没什么,我有足够的耐心继续写下去,并且肯定会越写越好。稿子发表出来
是在三个星期后。报纸在同区的囚犯和狱警中传递了一圈。这之后,生活中有趣的
事情多了起来。我被委以重任,办黑板报、写汇报演出剧本、编辑内部通讯刊物…
…这时我发现,坐牢并没有之前自己所想象的那么暗无天日,那么绝望和不堪。哪
怕是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也能挖掘出生活的乐趣。我想这里面有岁月的赐
予,也有宋老师的遗传。正如他在艰难的鳏居岁月里,同样享受着绘画、写作的乐
趣一样——很多东西潜伏在基因里,绕都绕不过去。
只是我没想到,生活带给我的这些乐趣,会为我换来两年的减刑。这或许是另
一种角度的“种与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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