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或是十三日,我去汾西县报到。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将 我的手续转到教育办公室(教育局),教育办公室分配我去的地方是它支公社它支 学校。 县城离它支村,坐汽车走公路八十华里,步行走河里(干河)小路六十华里。 我是坐汽车去的,终点站是勃香镇。在一个大坡将尽的时候把我放下,司机指着前 方一个山嘴说:下了沟过了河滩,拐过那个山嘴就到了。背着行李,顶着烈日,总 算走到了。住下才知道,它支的它字,念驼音,就这一音之差,让我觉得是到了历 史上讲的“五胡之地”。 住处是窑洞,在庙院的一角,是整个庙院最好的两个窑洞之一。另一个住的是 一位叫郭金铭的年轻教员,前两年临汾师范学校毕业分回来的,本地人。它支学校, 实际是它支小学,这年春天实行新学制,改为七年制学校,带上初中班,就是后来 说的小学戴帽。眼下只有六年级,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原以为会让我代语文,郭老 师已代了一学期,问我可否代数学,若不愿意可换过来,我说不必了,这样我就代 了数学。好在讲的是初中课程,应付得了。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临晋老家。算起来,有将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一到家,母 亲见了我,说不上多么亲热,看我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我爷呢?”我们那儿 “爷”读音如“呀”。“到地里去了。”母亲轻声回答。正是下地的时辰,我也没 有在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又问:“我爷呢?” 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抽泣了一会儿才说:“你爷不在了。” 接下来母亲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爷爷自缢身亡的情况。 爷爷是七月三十日去世的,享年六十四岁。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们家总是 说他感到自己将要患病,不愿拖累家庭,遂自我了断。身体不适是真的,但是,哪 个上了年纪的人,能没有一点儿病痛呢?自缢之前,他常在母亲面前念叨身体不适, 怕将来瘫痪在床。表面是为了宽慰家人。实则他是对当时那个社会绝望了。自从回 到村里,他总是按钟点出工,积极劳动,每年都要给村里递交一份申请摘帽的申请 书。然而,几年了,每次递交上去之后,换来的只是一顿呵斥。他是商业干部,懂 得政策,知道“成分”固然重要,但家里有没有“管制分子”,同样重要。重要的 不是他在村里怎样,而是我的父亲、我,在外面怎样。母亲说,那些天,他常念叨 :安远就要毕业了,还不知道会分到哪儿去。可见,他在临死前,是考虑到了我的 分配的。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疑心,他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去世,主要是为了不 给我的分配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可怜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父亲在德州工作,哥哥分家另过,爷爷一死,家里只有母亲和四个弟弟。一眨 眼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不能让母亲再操心再担惊受怕了。 然而,我这个人,总有让母亲操不完的心。农村说虚岁,过了春节,我已是二 十六岁的人了。还没有对象,还说不下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对象,极 有可能是当下不说,一说就会有;而我是说不下对象,就是你想有对象,也托人说 了,可是说不下。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可怕的家庭成分。因了这个污点, “文革”开始后,我从不动跟女同学谈恋爱的心思。我可以不急,当父母的不能不 急。过春节,父亲也回来了,托他的一个表弟给说,这位表弟真是尽心,过了两天 就带我去坡上一个村子相亲。进了一个破败灰暗的大房子,表叔跟一个中年汉子说 话,若成了这就是我的岳父了。我坐在一旁听着。那汉子说,他家闺女文化程度是 不高,信还能看得懂,我听出来了,是不能写信。又说,若写信,村里有会写的人。 既然来了,总该看看人吧。表叔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汉子低声喊了句什么,似 乎早有准备,一个女孩子过来了,在门口站定,见我与表叔都看了,又摆摆手,那 女孩子就走了。程序走完了,该离开了,表叔说,过几天给话。回来路上表叔问我 怎么样,我说,算了吧。表叔也不无歉意地说,我看也不行。多少年后,我还想起 过那女孩子,脸朝里,没看清,身材有逆光衬着,还堪称苗条。买卖不成人情在, 也不能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我是应当感谢这家人的,他父女俩,明知我家成分不 好,还应允见面相亲,在那个年月,应算是很开明的了。有多少人家,一听说家庭 成分不好,马上就挂了免战牌。有时托的人会说上句,虽然家庭成分不好,这娃还 是个大学生哩,对方会感慨地说,不能光图眼下,让后人跟上倒八辈子的霉!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找对象的标准是:有学历的、漂亮的、贤惠的、 什么什么的,总之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对女朋友的要求,一条都不落。几年 的“文革”下来,我已没有了一点儿脾气,但要我说一点儿底线也没有,也不是事 实。事实是,我刚到汾西,一个山西大学毕业、早两年分配到这儿的老同学,曾给 我介绍过一个山西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儿的女同学。他带我去看了,回来我断然拒 绝。原因无他,一是年龄大,二是不漂亮。我的底线就是,不管有没有工作,不管 什么出身,她爸是反革命也行,但必须是:年轻、漂亮。 而年轻漂亮的,谁又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二十大几、还出身不好的大学生?那 年月,凡成分不好的人家,都疯了似的在想尽法儿改换门庭。不是为了自己,是为 了后世儿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应当感谢表叔介绍的、坡上那户人家的原因。 正这么“不找不行,找也不行”地延宕着,我那贤明要强、一生经历了多少磨 难都挺过来的外祖母,跟她的女儿,就是我那端庄贤淑却难说多么有决断的母亲, 在一起策划了一个在她们看来绝佳的婚配,就是让我与我的表妹成亲。 我舅家在南连村,在临晋南边五里地。说是舅家,舅舅不在了,舅妈也不在了。 二舅一家在西安,常年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一说舅家就是南连村的这一家人。 舅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舅妈是西安一所著名女中的学生,两人婚后生下大表弟。 西安还没有解放,临晋先解放了,两口子带着孩子回,ifreetxt.com ,到老家, 想过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起初几年也还差强人意,二表弟、表妹接连出生。然而, 大跃进、三年灾害接踵而至,这一家人终于遇上黑煞。先是舅妈投井而死,接着是 姥爷、舅舅在大饥饿中死亡。几年之间,原来七八口人一大家,稀里哗啦如天崩地 裂,只剩下姥姥和表弟表妹祖孙两代四口人。 是年龄大些,也是因为一直念书,姥姥最心疼我这个外孙。 这事并非始自当时,早在一九六八年,我还在学校,表妹刚中学毕业就提起过。 提提停停,转眼又是三年,表妹已是虚龄十九的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 她母亲,皮肤白净,眉清目秀,说是漂亮,一点儿也不为过。 我们这样的婚姻,当年在农村,有个鄙夷的说法,叫“乌鸦不嫌猪黑”。这是 因为舅舅家的成分也不好,是地主。这话我是认同的。但我心里暗喜的是,这是一 只白乌鸦,完全符合我坚守的那两条底线。当时重又提起,仍是没有结果,表妹总 觉得嫁给表哥,人家会说闲话。年龄相差七岁,总是大了些。 转眼假期满了,大概是正月初十前后吧,我回到它支学校。父亲的假期长点儿, 要过了十五。这年正月,汾西下了场大雪,不光是汾西,该说是整个晋南地区,只 是汾西一带下得特别大。正月十六还是十七下午,公社的接线员来到庙院,说县邮 电局来电话,你父亲来到县城,在旅店住着,要你明天赶去见面。我跟同代六年级 课程的郭金铭老师商量,下着这么大的雪,该如何去县里。金铭说,走河里,六十 里路,上了“子牙坡”就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两个窝窝头,找了一根木棍 (金铭说,这是必需的),就上路了。大约下午两点钟,就见了父亲。父亲是回德 州,过霍县下了车,没有汽车,步行五十多华里,昨天中午到的县城。我从没给家 里说过它支离县城多远,他以为到了县城,也就不远了,再走上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没想到离它支会有八十华里(公路),雪太大,无论如何去不了,只能打电话要我 来县城。 父亲这次来,负有重大使命。表妹同意了,她的两个哥哥也同意了。父亲告诉 我,别在外边找了,就这么着。坐了二三十分钟,说了该说的话,父亲要给我安排 住宿,我说不必了,我这就回它支去。雪停了,风还在刮着。父亲有些惊讶,我说, 没事儿,赶天黑就到了,并叮嘱父亲,明天放晴了,会有去霍县的汽车,若没有, 就再住上一天,不可再步行了。后来知道,第二天仍不通车,父亲是步行赶到霍县 的。他是临时下车,多待一天车票就作废了。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是定下了。我心中的感激可想而知。 告别父亲,已将近下午三时。雪是不下了,风还在刮着。往县城走,是顺风, 返回是逆风,一股一股的西北风,卷着雪糁子、草叶子,扑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 开。只有走在背阴处,风小些,还好受些。路上不见一个人,雪地上不时能看到野 兽走过的梅花状痕迹,不知是野狗,还是狼呀豹子呀什么的。为了给自己壮胆,一 路上我都在背诵学过的古诗文,《捕蛇者说》,《岳阳楼记》,后来还唱起样板戏 里的段子,什么“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 志冲云天”。背来唱去,老这么几篇几句也腻了,搜索枯肠,居然想起了蒋光慈诗 里的句子: 毁谤啊,飘零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亦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二十多年前有篇文章写到这儿,怕别人笑话,将最后一句“亦是社会对于天才 的敬礼”写作“亦是社会给你的敬礼”。记得当时,还唱过两句样板戏的词儿,是 《红灯记》里的大英雄李玉和唱的: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 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