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男孩活到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男孩了,可那时社会上开始把男孩女孩的 标准往上提,二十五岁以下的都算,于是他又留在了男孩的行列里,等待二十五岁 的来临,到那个时候不知道行情会不会又变。 男孩仍住在戴城,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广场,直到九十年代末,崭新 的市政府大楼落成,那是一片空旷的花岗岩地带,四周拦起围墙,正面是一个把守 森严的滚轮栅栏门,遥远的大楼在空旷地带的尽头,一座方正无误的建筑,看不清 什么细节,只有分布均匀的窗口,黑洞洞的,远看像碉堡的射击孔。那片禁止人内 的空旷地带永远冷清清,既不长草,也没有半只鸽子。 在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即使是这样的广场也不曾目睹过,成天在逼仄的街巷 里走来走去,人们太热衷于植树造林,假如有一大片空地,人们一定会按照某种几 何图形,种上冬青,围出一块草地,留下笔直或弧形的小路供人们行走。于是,很 大的一块空地最终也变成了小巷,而草坪是不允许践踏的。 小时候,姐姐带男孩去人民公园玩,那地方阴森森的,有几个草坪和一个四周 堆满假山的池塘,后面还带一个简陋的儿童乐园,沿着公园的围墙种满高大的乔木, 积年的落叶全在脚底下,踩着觉得软绵绵的像地毯。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有人爬树, 有人爬到凉亭顶上,都没人管,只有在草坪中心竖一块木牌:禁止人内。其实那也 不是什么草皮,根本就是些长得比较顺眼的杂草,到了星期天有很多人跨过冬青树, 在草地上坐着,谈恋爱,看书,写生,什么都有。公园管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限, 所谓法不责众。过了星期天,禁令起效了。男孩的姐姐曾经被抓到过,由于她口袋 里没半毛钱,也不打算喊摄影师来解释问题,于是接受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惩罚:他 们让她举着那块木牌在草地上站着,站一个下午。 这种惩罚在男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出生那天起,他就顶着歪头的名声,比 木牌更可怕的东西。然而姐姐和他不一样,这是她少女时代最痛心的一次示众,她 活得很成功,不能忍受这种羞辱。男孩到十六岁时发现姐姐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女 人,那年她二十一岁。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恋了。得与失都发生在她学校里,看她那样子, 爱情必然轰轰烈烈,然后像一根烧红的铁棍戳进凉水,发出吱的一声惨叫,事情就 结束了。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家伙据说出国去了,他飞机后面的尾气大概就是铁棍最 后冒出的一缕青烟。 后面几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里屋一言不发。她上大学的日子,男孩睡里屋, 她回来了男孩和摄影师都得睡到吃饭间。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 来的时候人胖了一圈,其实是肿的。 等到精神稍微好点了,她说:“他去了纽约。” 男孩说蔷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么地方刷盘子,他的老婆蒯红英 正在和瘸子老炳轧姘头。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国的,就会有感情问题产生。不过姐姐没听懂。“那不是 一回事。”她说,“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个人是去美国留学。” “反正能出国都是好的。”男孩说,“你想出国吗?” “能有机会出去当然会,想有什么好想的?” 摄影师坐在一边忧心忡忡,偶尔扔过来一声叹息。姐姐不爱听这声音,问他: “你呢?什么时候和关文梨结婚?”摄影师觉得那根凉了的铁棍伸到自己眼前,还 有点焦糊味,虽不足以烫人但也可以把人搅得一脸脏兮兮。摄影师只能说:“我暂 时不会结婚。”姐姐说:“结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国也不想回戴城了, 大学毕业我要去深圳。” 男孩说:“那我怎么办?爸爸怎么办?” “我才不管你们咧,你们喜欢这儿。” 她回到上海以后彻底玩疯了,跟着同学长途旅行,然后打电话到老鬼子的杂货 店,让去喊摄影师来接听,再汇点儿钱给她。不久她到达伟大首都,在那儿拍了一 张乱糟糟的照片寄回了蔷薇街。她的脸仍然肿着,咧嘴大笑,张牙舞爪,整个人都 像是被抢劫过了。摄影师忽然想起,当年李红霞也有过一张照片,北京大北照相馆 的杰作。不过,相比之下红霞小姨本人与背景的比例十分恰当,其人也赳赳英姿, 不可一世,而顾小妍容貌晦暗,稍显模糊,那种傻瓜照相机很容易就把焦点对准到 背景的一堆垃圾上去。 一个没有广场的城市是可悲的,人都像是在管道里流来流去,稍不注意,就违 反了交通规则。男孩活到十六岁时觉得凄惶焦灼,仿佛摇摇欲坠,仿佛走在薄冰上 听到吱吱嘎嘎的碎裂声。罗佳已经离他而去,方小兵沉默而哀伤,摄影师日日担心 着关文梨的前夫跑过来一拳打瞎他的眼睛,只有顾小妍振翅高飞,但她这次并不打 算带上歪头弟弟。初三的毕业会考近在眼前,男孩的选择,要么考一所马马虎虎的 高中,要么干脆念个中专技校,总不能让自己十六岁就去上班啊。无论是不是歪头, 十六岁都像个门槛,他得跨进去,万一不幸绊倒了,爬也得爬进去。事情就是这样。 他一个人在城里游荡,后来发现自己错怪了戴城,这里有广场,在城北的火车 站。他很少涉足此地以至于竟忽略了它的存在,当然,它似是而非,基本上只能称 为一个大集市,这样的广场并不惬意,甚至可以说是卑微。在这块占地十亩的水泥 地上,用细麻绳拦起的行走通道,破碎的地面,形形色色的人们拎着旅行袋匆忙赶 路。盲流们聚集在走廊下面,铺开他们的编织袋,坐着,躺着,散发着酸腐的气味。 有四根高达十米的路灯竖在广场中央,顶部做成飞碟的形状,三十二个高能射灯在 夜里照得地面一片惨白,底下的人都像是鬼片里出来的。这里还有花坛和雕塑,花 坛仍旧是冬青树,围着阶梯状隆起的盆栽植物,一串红,菊花,猫脸花,视季节而 定,国庆节它们还会拼成五角星或者是红旗的图案;雕塑则是一座布满灰尘终年不 变的不锈钢赤裸人体,在一个禁止进入的花坛深处,足有三米高的健硕男性,夹紧 双腿抬起双臂,阴部挡着一片不锈钢树叶,不知道是盘古呢还是亚当。 终年绑着红臂章的老太婆逡巡在广场的每个角落,她们面容近似,衣着近似, 每一张罚款单上都印着“五元”,无论吐痰还是扔垃圾都这个价格,骂人打架不归 她们管。她们意志坚定,绝不放走一个违章分子,同时也坦然面对一切辱骂。这微 小的执法权简直是她们的要塞,攻不破,也休想让她们投降。男孩曾经看见老太婆 追着一个中年妇女,纠缠了半个小时,要到了五块钱的罚款,然后被这个中年妇女 追着骂了半个小时的“老逼”,她毅然决然充耳不闻地走向了下一个吐痰的人。 姐姐说,所有城市的火车站广场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更糟糕,连不锈钢男人都 没有,你必须穿过肮脏的广场,坐上肮脏的火车,才能去另一个城市,迎接你的仍 然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老太婆,几乎没什么差别。那根本不是什么广场。真正的 广场,尽管人满为患,仍让她感到惬意,阳光直直地照在硬地上,没有任何阴影, 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甚至走出很远很远时,发现自己仍在广场之内。 但他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在最无聊的夜里,他骑车来到火车站广场,四个飞 碟正腾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为什么会在十六岁那年迷恋于此?大概是 因为它的宽阔无度,与城里景色截然不同的风貌。但那种乱糟糟的场面,混迹在旅 客、小贩、司机和旅馆拉客女之间,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很快又会厌倦,看着 四个飞碟,吹一会儿风,回家去睡觉。 有一天他在广场上看到个乞丐,腿烂了,斜倚在飞碟路灯下,伤口流脓,紫胀 发黑。照男孩的理解,这条腿是肯定要锯掉了,但他安然地躺着,面前一个搪瓷碗 里放着几张钞票。以前的乞丐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衣衫褴楼、蓬头垢面,但绝 无一条可怕的烂腿。男孩心想,这到底是烂腿还是道具呢?抱着这样的怀疑,没有 人敢走过去摸一下。 男孩坐着,他像是广场的神经,努力为它感知着变化中的一切。世界像一锅水, 煮啊煮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忽然之间就沸腾了。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突发事件, 那四个飞碟上的灯,有一天忽然掉了一个下来。十米高空坠下一个脸盆大的灯,正 砸在乞丐的烂腿上,他一点也不疼,但简直害怕死了,警察把他抬上担架的时候, 他一直在大喊:“这是我吃饭的腿!” 无数个盲流越过男孩的身子,走向他们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他站在火车站的 宣传栏前面,看到很多照片,全都是关于火灾的,有人把汽油带上了火车,有人带 油漆,有人居然带雷管。它们燃烧或爆炸成为了宣传栏上的照片,烧得焦黑的人体, 半焦黑的,或者火功恰到好处的。总之都是烧烤人体。这个宣传栏告诉他,没事别 坐火车,盲流太多,出了事情想跑掉没那么容易,到处都堵着呢。 某一天黄昏,几个戴城大学的学生来到了广场上,他们看上去很热,坐在飞碟 路灯下面说话。男孩提醒他们,不久前这里刚出过事,最好去安全一点的地方待着。 一个女大学生很有礼貌地对他表示了谢意,但另外几个则毫不理会,他们对着他的 歪头发笑。男孩冷眼看着他们,是的,同一个地方两次掉下灯,把人砸中的几率很 小,让他们发笑吧。一个大学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粗壮的灯杆上写了一首 诗,然后他们钻进了检票口,女大学生还回过头来对男孩说了声再见。她很像姐姐。 男孩觉得那列火车是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感觉像是一个做串了的梦,真是太奇怪了。 后来临近中考,他终止了火车站的徘徊,回到蔷薇街。街上很热闹,电线杆子 上贴了很多红红绿绿的纸,上面用毛笔字写了诗,那字颜筋柳骨,断不是常人所为。 著名的天才画家方小兵路过,一时兴起,在空白处添了几笔,有些是荷花,有些是 杨柳,有些是葡萄。空白处很小,但小兵在彩蛋的方寸之地已经练出了真功夫,众 人一起品鉴,说他完全可以和唐伯虎媲美。后来街道主任鲍翠芬来查,带着人撕画, 方小兵痛惜不已,跑出去揪着鲍主任,拼命指自己的胸口,意思是此乃方某人大作, 撕不得。鲍主任给了他一个耳光,说:“你想死也找个好地方去。” 十六岁那年,男孩在蔷薇街上看见过日晕,五月略显单调的天幕上有一个黄色 的太阳,太阳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环。他看得头晕眼花。摄影师说,这是一种自然 现象,风景照里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话可以刊登在摄影杂志上。方屠户叹息说 :“这东西不吉利,大概猪肉又要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