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田田最近两年里连续回了三趟国,趟趟都是为了父亲何淳安。 第一趟回去是为了给父亲请保姆;第二趟多少也是。第三趟虽然不是为了请保 姆,却也与保姆有关。 何淳安是个退了休的教书先生,从前在京城一所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妻子李 延安也曾在同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何元元远在广州, 是一家很出名的合资企业的销售部经理。女儿何田田走得就更远了,五年前移民来 到多伦多,现在加拿大道明银行的商业信贷部供职。何家的两个子女岁数上只相差 了十六个月,经历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元元和田田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商,后来的 工作也多少与商有关。都忙。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都没有子女。现在都在单身 和不单身的那个灰色地带生活。 田田是离完了婚才决定出国的一当然是从头过起的意思。田田离婚的过程像一 场漫长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整整演了三年。这三年里田田就住在父母身边。娘家成 了田田歇脚的窝,睡觉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装气话的竹篓。一场婚离下来,父 母就老了。 父母是在田田的眼皮底下老的,田田却浑然不知。犹如一个常住河边看惯了河 水的人,是看不出今日之水原来不同于昨日之水的,等田田意识到父母的老时,事 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圈。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是早就有迹象的。母亲爱掏父亲的衣服口袋,母亲爱 翻父亲的文稿,母亲爱拆父亲的信,母亲爱偷听父亲的电话。年轻时很有些英武豪 爽之气的母亲,五十岁过后却渐渐地变得敏感和爱猜疑起来。田田一直以为这是母 亲对父亲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危机感,直到后来在一位加拿大同事家里偶然 翻到一本医学杂志,才恍然大悟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只是从前母亲在 操着太多人的心,母亲的这些蛛丝马迹,散落在太多太纷繁的生活内容里,如沙滩 底下浅浅地埋着的石子,被人在忙乱之中混混沌沌地错过了。待到元元去了广州, 田田出了国,母亲的生活天幕突然变成了一片硕大的空白,她那些反常的举止才日 渐清晰地浮到了表层。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有病,父亲以为母亲只是太寂寞了,于是父亲在过了六十五 岁生日之后就刻不容缓地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父亲还带着几名研究生,手头还有几 篇论文尚未完成。像父亲这样多少算有些贡献的资深教授,其实完全可以延续几年 才退的,可是父亲想多在家里陪陪母亲——母亲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得早。 然而没有用。 父亲的日日相守,田田隔天一个的越洋电话,元元三个月一次的探亲假,都没 有把母亲从那条越走越窄的暗路上扯回来。母亲还是执意地走了那样的极端。 母亲的事,田田是过后一个月才知道的——是元元刻意对她隐瞒了的。后来元 元再也瞒不下去了,才百般无奈地打电话来多伦多搬救兵。田田接到元元的电话, 第二天就坐上飞机飞回了北京。 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 轻时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 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 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 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 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 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 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 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 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 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 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 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 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 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 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 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 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噌地蹿 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 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 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 花越剧团的《碧玉簪》”——早把先前的口角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酱。冲进 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 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 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形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 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 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致。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 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 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 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 当他的意识还在沉睡和苏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飘浮时,他的妻子李延安已经火化 入葬了。他的儿子何元元从广州赶回来,雇人将他的房子彻底地清理打扫了一番, 并将家具都重新摆置过了。所有关于李延安的痕迹,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 何淳安出院回来,像走进了别人的家,惶惶不安,手足无措。他在屋里频繁地 进进出出,不停地打开抽屉柜橱的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到。 何元元的担心,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何淳安没有问及李延安,一句也没有。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 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是一种痛,只是这两种痛却是无法 抵消取代的,都得一一痛过。 元元悄悄去医院咨询过心理医生,医生说经历过这样巨大的刺激之后,暂时失 去记忆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恢复记忆就是痊愈的一个迹象。 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元元把饭菜都摆上了桌,一边拔筷子, 一边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妈妈做的菜比街上买的好吃多了。” 何淳安很久没有说话。元元转过身来,发现父亲的人中上流着一条清鼻涕,目 光死死地盯在墙上,仿佛要把墙看出一个洞来。 “工作证。”后来何淳安喃喃地说。 “什么工作证?”元元不解。 “上面的那张照片,你拿了,放大,挂墙上。” 元元这才知道父亲这么多天一直在找母亲的照片,一颗心方稍稍地落到了些实 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元元要带父亲去广州住一阵子,也算是换个环境,散散心的 意思。何淳安执意不肯,说你妈回来找不着人呢。元元说妈现在是灰是烟,你到哪 里她就跟你去哪里。那原本是一句劝解的话,老头听了,却像是受了惊骇,竟泥塑 木雕般地呆坐了半天,连饭也不肯吃了。元元无奈,只好说要不你跟田田去加拿大 住几个月,反正你听得懂英文。老头连连摇头,说她拖了我这么个老油瓶在身边, 更没有人敢娶她了。 请保姆的事就这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何淳安在家务事上基本算是个低能儿。从买菜做饭到洗衣扫地,从前家里的大 事小事都是李延安一手包办的,何淳安甚至连银行密码都懒得去记。李延安骤然一 撒手,现在何淳安连洗衣机都不知怎么使,烧茶坐水也得从头学起。 可是何淳安坚决不同意请保姆,说家里来个生人不习惯也不安全。其实真正的 理由何淳安却没有告诉儿子。妻子是因为一群莫须有的女人而死的。自己虽然是清 白的,可是再大的清白在妻子的刚烈里走过了一遭,就像一张搓揉过的纸;多少就 有了印记。印记的存留,只在一念之差。而洗刷这个印记的过程,可能就是他的余 生了。他行在街上,前胸背后似乎都贴满了芒刺般的眼光。在这样的眼光里,他无 论如何也不能安然享受另外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带给他的安逸。六十六岁的退休教 授何淳安,已经被这样一个突兀的人生变故吓破了胆了。 元元一转眼就在父亲身边呆了一个来月。广州的公司来了最后通牒,说再不回 来上班就要另请人顶替他了。何淳安就催儿子走,说你管得了我一时,还能管得了 我一世?我终究得学会自己生活的。元元临行前,去超市买了一冰箱的面包饺子速 食面,不厌其烦地教父亲如何烧水煮食。又给父亲系里要好的同事学生一一打了电 话,让时时关照父亲。谁知刚回广州三天,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父亲将一锅开 水打翻在地上,烫伤了脚,住进了医院。元元再也抽不出假期了,只好星夜打电话 给远在多伦多的妹妹田田,让她火速回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