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 节：无比艰难的道歉（1 ）

    无比艰难的道歉

    ——关于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
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
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
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
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作出精确的研判。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一千一百万名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八千万以上，但此
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
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
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
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
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 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作出
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
本，至今没有作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
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
专权、谋术和权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
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 受虐人格、比照/
内讧人格、流氓/ 厚黑人格以及赌徒/ 投机人格。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
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
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 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
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
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
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
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
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
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
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
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
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
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
——“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
“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
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
“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
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
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
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
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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