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无比艰难的道歉（3 ）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
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
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
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
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
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
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
业当做毕生的荣耀。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 道歉机制，
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借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
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
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
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
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
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
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
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
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
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
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 集体记忆，
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
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
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
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
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 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
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
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
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
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
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
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
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
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
者自身的良药，借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
：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
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
/ 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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