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从娱乐元年——2005年开始，经过喧嚣的娱乐二年，历史在震耳欲聋的娱乐
声中迈入娱乐三年。新的娱乐事物继续大量涌现，“国民娱乐指数”也在日益高
涨，从而为我们勾勒了盛世狂欢的迷人图景。

    这场娱乐浪潮的来源是耐人寻味的，它首先与全球媒体时代的娱乐主义浪潮
密切相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核心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纯粹的物性消费，
迅速转向娱乐消费时代。这是一场彻底的消费主义革命，它终结了垄断资本主义
的痛苦噩梦。

    战后西欧的文化消费曾经是无限多元的，一方面是大众的娱乐消费，一方面
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文化消费，后者以痛苦和荒谬为消费的精神内核。但资讯资
本主义的泛娱乐主义，却改变了人类的表情，赋予它肤浅的酒窝与快乐。在伊甸
园里，人民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而经历了数万年的挣扎之后，人民才学
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从
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快乐之中。

    娱乐浪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显示了某种后期社会主
义的明晰特征，即在市场的支撑下，用娱乐来解构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和威权性。
泛娱乐化成为超越泛政治化的柔软武器。这种文化浪潮，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年代，娱乐曾经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民众，
独立自主地发展出了麻将文化，在那些坚硬而光滑的骨牌里，寻找金钱和娱乐的
双重快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高歌“潇洒美学”，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流氓美
学的真谛，为九十年代后的高度娱乐化社会，开辟出一条光鲜灿烂的道路。

    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是公共知识分子丧失话语平台，进
而集体退出了社会议事空间，而人民则以无名氏身份执掌了互联网话语权。人民
主宰互联网的时代降临了。他们的权能还进一步扩散到平面和电视媒体。在消费
主义逻辑的支配下，人民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人，它的强大气息笼罩了整个种族。
游戏—娱乐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娱乐主义原理超越了娱乐业本土，大肆侵入周边地带，扩张
到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司法、管理等各个领域，形成所谓“泛娱乐化”
的盛大格局。在意识形态的地图上，娱乐帝国的版图不可思议地扩张着，它的彩
旗业已插遍了几乎所有的土地。

    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快乐，
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娱乐主义的信条就是
“我乐故我在”。它要改变存在的根基，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去替换掉其他
一切生命感受。正是这种快感的霸权，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是娱乐快感及其消费诞生的三大资讯元素。娱乐
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大规模搜寻、采集、争夺和炮制这些元素，组装成形形色
色的文化消费品，推销给如饥似渴的人民。在娱乐盛宴的菜单上，布满了那些被
牺牲掉的娱乐圈名流的姓氏。她们的所有隐私，从肉体、绯闻、生育到洗手间的
手纸，都是媒体厨房的基本原料。资讯美食的特色大致就是如此。

    娱乐资本是这场革命的幕后操纵者。人民对快感的狂热求索，成为拉动社会
消费的动力，由此酝酿着关于娱乐经济学的不朽神话。那些电视选秀狂欢、芙蓉
姐姐式的互联网起哄事件以及关于明星的各种绯闻，并未给文化本身增值，却制
造出大量消费泡沫，弥漫在零度价值的空间。

    娱乐快感的另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众的自主意志，把反抗、
颠覆和原创的力道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导着疲惫的灵
魂，把它们送进了尘世的天堂。

    娱乐过度导致了某种强大的负面效应。解构，似乎就是游戏和娱乐的最高使
命。它解构善、正义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
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严，并解构了人的存在本质。娱乐不是邪
恶的，也不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丑闻，它仅仅是一种精神烟草，充填着生活的每一
个缝隙，进而成为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并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国家（种族）被过度娱乐所解构的事例，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为娱乐
而殉难的帝国或王朝，书写了那些毫无出路的历史。我们早已看到，正是伟大的
罗马帝国开创了娱乐的历史纪元。贵族的奢靡腐败，加上底层平民的疯狂娱乐，
所有这些都滋养着一种狂欢的罪恶。暴力和情色的消费火焰，狂乱地燃烧在角斗
场上，塑造着罗马人的腐败灵魂。这种全民性的娱乐中毒，引发了帝国的衰弱和
覆灭。历史就这样帮助我们确认了事物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是娱乐的
最后形态。

    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捍卫“必
要的娱乐”的权力，避免走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
“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而纠正娱乐过度的解决途径似乎只有一种，那
就是实现娱乐归位，即让娱乐退离非娱乐领域，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
我们被严肃地告知，娱乐应当被限定在自身的领域，也就是影视、歌舞、卡拉OK
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间。

    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政设计，事实上，文化的“总体性偏差”，几乎
支配了华夏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儒家社会，人们曾经面对泛道德化的危机；在二
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又曾经历泛政治化的剧烈痛楚；而在新时代，我们则被迫卷
入泛娱乐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变，显示了文化均衡主义的挫败。任何对文
化进行集权式管制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会，仅仅是一
种美妙的愿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依靠严酷的律令来实现上述目标；恰恰相
反，它只能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开辟道路，从一种危机跃向另一种危机。

    缩小娱乐帝国版图的唯一方式，不是围堵娱乐消费的渴望，而是要以更加宽
容的立场，去鼓励知识分子创造和生产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民文化选
择的空间。毫无疑问，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有效调节人
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娱乐在内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只有这样，娱乐帝
国才能转型为娱乐公社或娱乐小组，还原到它的历史原点。无论如何，娱乐不是
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笑声而已。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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