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2009年，中国社会的诚信问题（2 ）

    这是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在跟基本道德的对抗过程中，这种厚黑学的权谋，
缓慢地渗透到儒家伦理中，逐渐被国家伦理体系所接纳。在帝国的晚期，它甚至
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厚黑和权谋，都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
风景。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斗争文化和相互的不信任有何土壤？那种人与人
之间的疏离和严酷的斗争关系您经历过么？

    “文革”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高潮。家人之间，亲戚、朋友、同事之间，为了
自身的政治安全，都互相检举揭发。它彻底击破了血亲信任的历史传统。我记得
我们家的亲友之间突然间都不来往了。路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因为谁也
不知道对方的政治面目，生怕受到牵累。这当然不是一个孤例。只要社会出现严
重病灶，这种信任危机就会不断浮出水面。

    作为五十年代生人，您经历的各个年代都留给您什么样的大致印象？我记得
您在某个采访中提过，八十年代给您的印象是平和，而八十年代也被很多人怀念，
认为那是个文化和价值复苏的年代，是这样么？从九十年代起，整个社会的道德
指数和诚信状况是否就走上了一路堕落的轨迹？很多人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市场经
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您认为呢？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杀死诚信的凶手。改善了中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消费市场，
同样需要良好的商业伦理的支撑。诚信之死的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沦丧。
我们在放弃平等、自由、独立和民主信念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尊严、诚实和教
养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放弃了作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格的自我塑造，转而成为追
逐实利的低级经济动物。我们不幸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拜物教徒。

    您是从事文化批评的，在您看来，现在的批评家们是否都能坚持自己的立场，
说真话，保持良知和水准？

    坚持这种立场的确很难。一方面要保持独立性，一方面还要正确地说话，也
就是坚守普遍价值的底线。批评家能做到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利益交换
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轻如鸿毛，它随时可以被一场交易的小风吹走。

    诚信体系的崩溃，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甚至文艺界抄袭的行
为现在都习以为常了。诚信的常识、尊敬规则的常识、是非曲直的常识，这些基
本秩序在中国完全遭到了破坏，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底线失守的情况，到底
是哪边出了问题？

    基于厚黑、权谋和利益被尊重的原因，诚信只能在其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
角色。在许多人眼里，被曝光和失去诚信，不是人格破产的标志，而只是一次权
谋方面的过失，也就是“不聪明”和“玩得不够高明”的结果。这种用谋略代替
道德的做法，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危机。

    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您认为现在的教育有利于学生和青年道德上的进化么？

    当然不能。应试教育制度颠倒了考试手段和教育最终目标的关系，制造了结
构性的恶弊。从行政官员、教师、学生到家长，所有人的努力都建立在冲刺考试
分数线上，为此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作弊、抄袭、贿赂，都变得合乎情理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培养健康人格的努力都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您看来，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实现价值重建，从扭曲走向正常？

    我没有什么救世良方。文化学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作为一名普通的教

    师，我甚至不能改变周围学生的现状。根本解决伦理危机的希望，在于政治
家的社会改革，只有他们能够切入制度的根基，从那里完成历史的飞跃。

    采访者：《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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