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日子越发艰难 母亲出狱后,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得将住房一步步向上收缩,利用楼梯 旁的边沿堆放书箱,上楼需要侧身才能通过,幸而霞飞坊建筑坚固,书箱堆着顶着 天花板,地板都下陷了,却没有出险。 但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外出开会,嘱咐我服了哮喘药乖乖睡觉。 正当我欲睡之际,忽听到一些异响,睁大眼睛望去,只见床对面的书柜箱正在 一点点向前倾斜。我下意识地向床后移动,刚移到墙边,刹那间书本像一堵墙似的 哗地倒下来,堆积在床垫床档上。 待母亲回家搬开书本,那铁管制的床架都压弯了。假如当时我没有本能地自我 保护意识,也许骨盆砸碎,成了残疾者。 二楼亭子间租给姓吴的兄妹。吴先生会拉小提琴,由于寻不到稳定工作,心境 不佳,因此凡是听不到琴声,便是他们饿肚皮的日子。自然,那也是付不出房租的 时候。这倒还是可以理解。 令人烦恼的是吴先生在生活小节方面也比较粗糙,水龙头常常不关,流水潺潺, 母亲听到,总是唤我去拧紧。最讨厌而又腻心的是,他常常解小手而不掀起马桶盖, 弄得四周都是尿液,我每日仅大解一次,大不了擦一回,女士就免不了啧有烦言。 提请母亲出面去交涉,又往往得不到通达情理的回应,因而这种小事总是悬而 不能解决,让人心烦,却又无可奈何。 为了多腾出房间出租,除了尽量压缩存放书籍的空间,母亲后来还将大陆新村 搬来的大床借给邵铭之先生,后来又借给过许寿裳的夫人。此床后来归还,为父亲 睡过的原物,现陈列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故居。 母亲和我则缩身到三楼书箱缝隙里去居住,以书箱为卧床。这样二楼也腾出来 了,租给一位姓李的报馆编辑。 有趣的报馆编辑李先生 李先生是山东人,姓名似乎是李秋生,是笔名还是化名不知道。他有个女儿叫 李丽,一口京片子,说明是从北京迁居来的。李妻却是山东口音。 不久又从山东老家把寄养的儿子接来。他比李丽姊姊约小二岁,体形干瘦而面 黑,但在我们弄堂小朋友中间,颇受崇敬。因他会上树掏鸟,身手敏捷,尤其会用 小石子当投弹,本领高超,命中率很高。聊起乡下的趣事,每每令我们又羡慕又钦 佩。 最近,偶然从上海出版的《世纪》杂志中看到,抗战期间的《文汇报》编辑部 同人中也有个李秋生,似乎就是我家二楼的这位房客。我于是托朋友向文汇报老人 打听,得知这位李先生当时在《文汇报》编副刊,后来去了《中央日报》,随后又 自己办《正言报》。大约解放前后去香港,继续以办报为业,思想倾向颇好,没有 发表过对大陆不利的文章。晚年定居美国,于九十多岁亡故。 李先生还曾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出席过党的“四大”。看来我们党也一直牵记 着他,有一回文汇报老人严宝礼、徐铸成两位去香港,周恩来总理还特地请他们代 为致意,并邀请他回大陆来。 我也由此提起他的女儿李丽和“黑皮”儿子———我们一起玩的小朋友,不知 姐弟俩现在哪里,一切可好?我十分怀念他们! 李家还有一个亲戚,也是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名叫马骥。他对话剧和电影很热 衷,也喜欢结交演员,后来自己进了演艺界。1997年春季,台北的报纸刊出同名同 姓的老艺人去世。我未及打探便返回大陆。我想是这位马骥的可能性很大。 李先生本人喜欢帮助孩子们集邮。爱好者之间互通有无,这种邮品交换的方式, 原是一种高层次的业余爱好。令我感到不快的是李先生以“中间人”的姿态,调整 相互交换的“等价”,往往把我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俄国、德国、日本的珍稀邮票, 替自己儿子交换走了。由于他年长一辈,我又年幼,只好“忍让”。但我心痛不已。 李先生住了约有两年,说是“形势紧张”,全家搬走不知去向,但有一件事尚 可一谈。 1976年,我因公带队到西德考察立体声录音技术,全团十个人预约在一家中式 小餐馆吃午饭。没想到巧遇他儿子也在另一桌用饭,他们大约有3 个人。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