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儿童玩具（3 ）

    这时节，玩具做得越发精致了，记得有一套小家具。全是木制的，大橱就像
火柴盒大小，橱门可关阖，五斗橱的抽屉均可推拉，每一关节，都细致地打着榫
头，严丝密缝。还有一副小餐具，其中的一把筷子竟是真正的漆筷，头和梢是橘
红色的，中间则是黑底盘丝花。但这些说是玩具，更像是工艺品。看起来很好，
却没有什么玩头，你能拿它做什么？

    许多好玩的玩具都是简单的，比如积木，是我永远玩不腻的。还有游戏棒，
它也有着奇异的吸引力。从错综交叠的游戏棒中，单独抽出一根，不能触动其他，
无疑是个挑战。要求你镇静、稳定、灵巧，并且要有准确的判断力，判断哪一根
游戏棒虽然处境复杂，可其实却是互不干扰的一根，或者正反过来，某一根看上
去与周遭不怎么相干，其实却是唇齿相依，一枝动百枝摇。还有万花筒，它随着
手的轻轻转动变幻出无穷无尽、永不重复的图案，这一刻无法预测下一刻。从一
个小眼里望进去的，竟是那样一个绚丽的世界。后来，万花筒里的碎玻璃被塑料
片取代了，这世界便大大逊色，不再有那么金碧辉煌的亮色。塑料片不仅没有碎
玻璃的晶莹，也没有碎玻璃的多棱面，那种交相辉映的灿烂便消失殆尽。塑料工
业的诞生其实是极大地损伤了儿童玩具，它似乎有着模仿一切的性能，事实上，
却是以歪曲本质为代价的。万花筒就是一个明证。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家街道工厂进行课外劳动。这家厂就是生产塑
料娃娃，从模子里压出的各色娃娃盛在纸箱里，一大箱一大箱的，工厂又是在一
个通风不良的阁楼上，于是，便壅塞着塑料的古怪的甜腥气。一个有腿疾的男工，
迈着不能合拢的八字状的双腿，吃力地搬动着这些纸箱。整个情景都是令人沮丧，
并且心生抑郁。

    就像方才说的，父母无意中分配我和姐姐担任不同的角色，姐姐一定是女孩
无疑，他们特别纵容她的女孩子的特性，他们给她买珠子。这些珠子实在美丽极
了，形状颜色各异，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一大个玻璃盒里。当然，除了这样昂贵的
珠子外，还有许多散装的珠子，廉价一些的，但也同样多姿多色。时常也带她去
挑选一些，扩充她的珠子的库存。她拿根针，引根线，将珠子穿成各种饰物。而
爸爸妈妈似乎从来不以为我也是需要珠子的，我只能蹭着玩一点，暗中满足一下
自己被忽略的需要。父母分配给我的爱好是一套建筑积木，是一整座中苏友好大
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展览馆的模型，全由白木做成。记得定价是十五元，这在
当时称得上是天价。事实上，这套建筑积木从来没有属于过我，它一直陈列在淮
海路，我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里。实在说，它已不仅仅是一副玩具了，而是近似
于船模航模一类的，训练性质的模具。母亲许诺我，倘若我能考上市重点中学，
上海中学，便送给我。可是，没等到考中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课。
这套模具不知什么时候收起了，反正我再也没有看见它了。

    至于南京路黄河路口的那座玩具大楼，“文革”中我和妈妈还去过一回，它
已经成了一家百货性质的商店，但还保留有相当面积的玩具柜台，柜台里其实也
萧条得很了。还记得有三尊娃娃，分别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李玉和、
李铁梅。妈妈被李玉和逗乐了，说了声“这个小干部”！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
家工艺品商店。所谓的工艺品就是一些机绣的桌布手绢，粗制的玻璃器皿，以及
民族服饰等等。

    我们还曾经有过一样特别有趣的玩具，那是一架投影幻灯机，是我们的三舅
舅送给我们的。我三舅舅是个对生活很有兴致的人，他经常别出心裁地制作一些
小玩意儿。那时候，一般家庭都没有冰箱，到了盛夏，剩菜很不容易保存。他就
用几个饼干箱的铁皮圆盖，钻三个眼，一节一节地串起来，每一层可放一碗菜，
然后挂在风口。他还喜欢拍照，拍过之后，再将照相机镜头取下来，临时制作一
架扩大机，冲洗扩印照片。这一回，他送我们的投影幻灯机也是自己制作的，幻
灯片是从什么地方淘来的，电影厂的废胶片。他很耐心地将这些废胶片挑选出来，
按着电影的名目分别组合，并且尽可能根据电影情节的顺序，制成一条条的幻灯
卡。其中有越剧《红楼梦》、《追鱼》，张瑞芳主演的《万紫千红》等等。此时，
将临文化大革命，市面上已经没多少电影可看，所以，这台幻灯机使我们不仅在
孩子里，也在大人中间，大出风头。我们常常在家中开映，电灯一关，人们立刻
噤声，电影就开场了。这台幻灯机伴随了我们很多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
寂寞的日子，没有娱乐可言，我们就看幻灯片。那时候，我们的玩伴中有三姐妹，
是上海电影厂的一位著名编剧的孩子，她们家历经数次抄家，竟还遗留下一些《
大众电影》画报。那些天，我们就是这样，拉上窗帘，躲在幽暗的房间里，看着
电影画报和墙上映出的幻灯投影，讨论着旧电影中的细节和男女明星，渐渐地结
束了我们的儿童时代。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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