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九九二年春末,我和妻子回到台湾,身 边多了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女娃娃。不出端 木校长所料,也应了我在管训队所做的荒 唐的“教授梦”,我果真获聘回东吴大学 英文系任教。 我是在九月中旬获得管训队的“离队证明书”,刚好赶得及东吴大学的新生注 册,那年是一九八一年,我二十六岁。 记得我一回到家,才刚跨过户庭金纸鼎上的火,还来不及烦恼未来四年的所费, 母亲便拿出两包钱和两包信。一包是整笔一万五千元,足够第一学期的学费,那是 母亲央三托四借标来的会钱,我毫不考虑地把那包钱塞还给她。第二包是左右邻居 数百一千凑来的。那时,我们的矿区已经没落,但仍维持极具人情的风俗,有什么 好歹事,大家总要凑个份数。其中一笔,是已搬离我们矿区不止十年的演艺人员白 冰冰,托她父亲送来的五千元,那时她还只是个小歌星。 白冰冰比我早一年出生,她家前门正对着我家后门。虽然她在青少年时,即已 随父母迁出我们的矿区,但在我最需要帮助之际,仍不忘送炭。白冰冰的念旧,一 直令我无法忘怀。那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九七年发生震惊海内外的白晓燕绑架撕 票案,主嫌陈进兴挟持南非武官全家以为谈判筹码时,我会不惜以激将法说服我的 好友,当时正在竞选高雄市长的律师谢长廷,出面介入劝降的原因。我和谢长廷约 定,先一起到现场,透过电子媒体向陈进兴喊话。由他答应为陈进兴的妻子辩护, 那是陈进兴的主要诉求,我则答应认养陈进兴的孩子,以为谢长廷的谈判加码。条 件是陈进兴必须释放国际人质,并且弃械投降,接受审判,以还苦主白冰冰和其他 受害者一个公道。 后来陈进兴果真要求与谢长廷面对面谈判,并接受他的条件。对于我加码的部 分,据谢长廷事后转述,陈进兴先是一脸惊异,继而逞强婉拒,但谈判态度已明显 软化。谢长廷是个政治家,他介入的动机,也有选票的考量,而我只是私人报恩为 先,并不像一般街谈巷议,媒体评论所指具有“大爱”之人。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避免陈进兴枪杀国际人质而后自戕,避免民众事后迁怒白冰冰的鼓噪言词。我可以 预知白冰冰日后一定不会谅解我,但当时为了保护她,实在已管不了那么多。 第二包除了现金,还有一张三万元的支票。那支票寄自台北,寄票人只说他姓 魏,是东吴校友,现任律师。我和魏律师素昧平生,想退款也找不到地址。“为善 不欲人知”,过去我只是听闻,如今却让我遇上。后来,我和魏律师见了几次面, 我们很自然地成为好友。魏律师的正直与好义对我日后影响极深,可惜他英年早逝, 令我至今仍有“士未能为知己死”的遗憾。 还有两封信。第一封是警备总部的公函,很官式的,说是已核准补助我大学四 年的学费。我看完之后,告诉自己:“就当它是地下法院提供的赔偿金罢!” 另一封寄自东吴大学校长室,信纸却是私人便笺。寄信人先说他知道我来自管 训队,资质想必十分秀异。然后他鼓励我,一定要排除万难,坚定地念下去。信尾 署名是端木凯。 我不知道端木凯是谁,直到大二时,有一次因受某种刺激,使性要办理休学, 才在他的拦阻下,与他见了面,这才知道,他就是望重国际法学界的东吴大学校长。 他说他担心的就是“这个”,并说只要我念得完东吴,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回来执 教的。他说这话,令我着实吓了一跳,想不到我在管训队胡乱做过的梦,竟与他的 预言吻合。他七老八十了,边说边拖着岁月的脚镣;我决定听他的劝。回宿舍后不 久,我便收到一年注册费的退费,和从此免学费的通知。 除了两包钱和两封信,还有两个人来访。先是基隆闻人一茶。他掀开带来的皮 箱,指着一叠一叠的现钞对我说:“建隆!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内场’,第一场梭 哈,不管A 多少,都算你的。第二场以后,咱兄弟再来拆账。”那时一场梭哈A 下 来,少说也有二三十万进账,但我想起母亲,想起魏律师和端木校长,因此毫不考 虑地婉拒了一茶。 稍后阿潭也来了。他说愿意负担我大学四年一切的费用,我也立即加以婉谢。 大学四年,我非常用功,不但赢得“图书馆管理员”的称号,也获得许多的奖 学金。大二时,我开始和同班一位女同学相恋。她有着披肩的长发,白皙的皮肤, 略带欧式的鼻子,不施脂粉,淡淡的书香。我每次看到她,总会忆起在管圳队时梦 见的那个女孩。毕业后,她成为我的妻子。 一九八六年夏初,在我的岳父母赖子钦和赖林碧云的资助下,我和妻子一起赴 美留学。我们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受完两年英美文学硕士教育,再转往密西根州攻读 博士。 我知道,一个台湾来的留学生,想在美国的大学获得英美文学博士,是很不容 易的事。不过,自从我在监狱和管训队发奋苦读以来,一直都交着好运。修完第一 年博士课程,我就在研究所所长,也是我第一个指导教授James McClintock的引介 下,认识了美国重量级女诗人Diane Wakoski 教授。她不但爽快地答应加入我的指 导教授群,并且在往后的日子里,和McClintock教授联手,帮我争取到教学助教和 研究助教奖学金。更重要的是,她不断地和我谈论诗学,期望我回台湾后也能成为 重要的诗人。在她热心的指导和协助下,我的论文进行得非常顺利,最后只花四年 便获得博士学位。 一九九二年春末,我和妻子回到台湾,身边多了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女娃娃。不 出端木校长所料,也应了我在管训队所做的荒唐的“教授梦”,我果真获聘回东吴 大学英文系任教,负责英诗、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课程。 我很想再见端木校长一面,可惜他已早一步仙逝。我只能偶尔从坐落于鸡南山 山腰的教学大楼或研究室,凭栏俯望外双溪徘徊不去的白鹭,回想恩人昔日飘飘的 白发。 回台湾七年,除了份内的教学工作,我也加入本土的“笠诗社”,在“绿色和 平电台”连续三年主持介绍本土文学的节目,并在各报章杂志发表诗作,已出版六 本个人诗集,三本学院诗人合集,并主编《东吴大学建校百年纪念诗集》。 一九九九年,在文坛大佬钟肇政先生的嘱咐下,开始从他手中接办历史悠久的 “吴浊流文学奖”。另外,我也担任由释昭慧和释性广两位法师所领导的动物保护 组织“关怀生命协会” 咨询委员,为动物的基本生存权付出淡薄的努力,也算是衔草报答当初保护过 我的那群流浪狗吧! 我甚至曾经是主张激烈改革的“台湾教授协会”的活跃分子,但我发现自己仍 只是个“近墨者黑”的俗人,“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境界,离我仍十分遥远。我 觉得如果我继续经营政治的话,极可能会被自己的欲望和虚荣所蒙蔽,而由理想的 追求者沦为权利的争夺者,因此,不顾支持者的劝阻,决定远离政治,回归文学。 我一直以为,像我这样的人生经历,回首起来,只有不堪,根本算不上传奇, 更不值得自传,勉强成书的话,只会“教坏人家的囝仔大小”。因此,当总编辑朱 亚君小姐代表皇冠文化集团找上门来时,我便再三表达内心的不安,以为托词。我 说,我深怕感化院和少年监狱的孩子们,看过这本书以后会说:“还没呢!我都还 没去过成人监狱呢!”而成人监狱的囚犯,也可以从书中找到借口:“还没呢!我 都还没去过管训队呢!” 这本书,除了可能有的一点点文学价值以外,到底还能发挥什么醒世的作用? 如果它勉强是一盏灯的话,那么,是要为黑暗中的朋友照亮继续前进的路,还是及 时回头之途? 就在我心中充满疑惑之际,智能的亚君小姐及时点拨了我:“放心!身在黑暗 中的朋友,读完这本书以后,根本不会有继续前进或及时回头的问题,他们只有如 何改走另一条路的问题。其实,不管前进或后退,改或不改走另一条路,都不是我 们出书的目的。你是一个诗人,也是文学教授,不可能不知道书只有两种——好书 和坏书。而我们要的是好书,也相信你能为我们写出好书来。这就够了!不是吗?” 要不是亚君小姐这一席令我“安心”的话,我想,即使我为了贪图稿酬,而在 契约书上签字,最后还是有可能蛮皮、耍赖的,反正契约上又没有翻悔赔偿的条款, 何况我以前还是个“流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