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梁漱溟(5) 一九○八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 十六岁。 这年在顺天中学堂又结识了两位至好朋友。一位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 晓峰,河北乐亭县人。年纪长先生二岁,而班级低于先生。郭所读之班是学法文, 先生一班是学英文。因而过去几年虽为一校同学,却无往来。一直到第三年(一 九○八)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竟使先生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先生回 忆说:“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立功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 生思想上是很浅陋底,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 高明一些思想,不但未曾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底 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 则直认为误人骗人底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 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 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底思想,早应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 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管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不足以 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 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 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 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 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 我们,号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底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于哲学始知尊重; 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大转进。”“从十五六岁起,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佛书。” 一九○九年(己酉宣统元年) 十七岁。 寄宿校中。对自己思想情况,有这样的记述:“溟年十四五以讫十八九间, 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 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 每称道其语。公(父亲)喜曰: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赐字曰肖 吾——是己酉春间事;溟时年十七岁。”[《思亲记》。] 对人生问题开始烦闷。[《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从利害之分析追问, 而转入何谓苦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亦倾向印度出世思想, 十七岁曾拒绝母亲议婚。先生说:“然在当时,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和我对中国 问题的热心,又远过于人生问题。同时在人生上,既以事功为尚,亦加重这倾向。” [《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一○年(庚戌宣统二年) 十八岁。 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 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先生每天必不可 少的读物。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 在日本发行),革命派之上海 《民主报》(日报),按期收阅。《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 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 报》为其机关报。先生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 知识。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到手。然先生亦得到一些。有《立宪 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 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先生反复读之甚熟。 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他不喜欢读。因此“谈起时局来,我都很 清楚,不像一个普通中学生”。 对先生当时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另一位朋友——甄元熙,字亮甫,广 东台山县人。这年(一九一○年)甄君从广州、上海来到北京。年纪约长先生一 二岁,与先生同班,是插班进来的。甄君“似先与革命派有关系”,同样是对时 局积极底,“不久成了很好朋友。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 先生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先生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 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此即后来辛亥革命 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先生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 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先生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 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后来清廷一 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我的自学 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