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节:梁漱溟(71) 可惜,当时山东军阀对峙,时局扰攘,梁老师不得安宁办学,就离开六中回 了北京。 梁老师曾对我们说,我们要重振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社会运动结合起 来,探索救国道路。为什么要讲学呢? 中国古人治学的方法是:“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长。”这样就必须亲师取友,互相切磋琢磨,才能鞭辟近里着 己,共同勉于此学。梁老师在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古人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说到立言,梁老师 一生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从事写作,著述等身,至于立德、立功,我不愿对他老 人家说什么溢美之词,过情之誉,在十年动乱期间有两件事:(一)梁老师被抄 家、游街、批斗、轰出祖居,在受到严重迫害之下,他仍写了《儒佛异同论》这 篇不朽之作,并完成他数十年心血所钟的《人心与人生》这部巨著。(二)1974 年春,“四人帮”逼他“批林批孔”,他说:“林彪是个鬼,我是个堂堂正正的 人,当然可以批林。但是,孔子是理性主义者,人的生命是可以消灭的,理性是 永存的,我不能批孔。”“四人帮”还不放过他,继续逼他“批孔”,于是他说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从这两件事,大家就可以了解梁老师是如何 人也。 我的话完了。谢谢! 1987年10月31日 附录十一梁漱溟先生与中国民主同盟 阎秉华李润霖 本文主要讲梁漱溟先生(以下简称梁先生)发起和参与创建民主同盟的过程 及脱离民盟的前后。 首访延安悲观变乐观 梁先生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悲观、失望之际,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一次访 问延安,亲眼看到延安从党、政、军革命干部到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朝气蓬勃 的一派新气象,与毛主席彻夜畅谈,听毛主席对他讲持久抗日必然胜利的主、客 观因素。毛主席强调“中国方面,包括中共、国民党和这两党以外的各方面要团 结,我们团结就能胜利。中国自身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 毛主席对梁先生的谈话,对梁先生认清抗战的前途和后来的行动起了很大的 影响。不但公开揭发批判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策略,宣扬中共 团结抗日的正确策略和艰苦抗战精神,并且为了团结抗战,具体行动起来。 1939年,梁先生征得国民党和中共双方的同意和支持,带了五六个过去乡村 工作时的同仁和学生于2 月初离开重庆到抗日前沿视察,用七个多月的时间,深 入抗日前沿的豫东、皖北、鲁西、鲁南等六个省的八个地区,目睹了国、共两方 的军队抗日态度的不同、政府发放给养的悬殊和磨擦频频。国民党军队奉行“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梁先生深感“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 出路却并不现成”。“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梁先生认为如 果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较大组织,以此较大组织的力量或可对国民党蒋 介石起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推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 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雏形建立 梁先生于1939年10月初到成都,会见了晏阳初、黄炎培和李璜等先生,邀请 他们开了个协商会。梁先生在会上讲述了他在各地巡视中看到国、共两党军队对 抗日战争的不同态度、不同的给养以及两军间不断发生的摩擦,回到重庆更看到 国民党对其党外施行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对如此政局,他反复思考的结论 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一解决办法不可。” 梁先生讲,“我们是第三者,解决国共间矛盾无所逃责。但零零散散,谁也尽不 上力。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当为第一事。”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 诸公听了梁先生的讲述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梁先生等诸公回到重庆,取得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等诸公同意后,便 共同为发起筹备成立组织而积极地开展了活动。他们经过反复讨论制订出八条 “简章”,十二条“信约”,于1939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参加的有:“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中华联教社” (黄炎培等)、“第三党”(章铂钧等)、“国家社会党”(罗隆基)、“青年 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乡建派”(梁漱溟等)。张澜先生在四川是 长者,有声望,由于是个人,所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后,由梁先生邀请 参加。其十二条信约(纲领)送国民党方面的张群、王世杰,请其转蒋介石,并 要求见蒋。梁漱溟见蒋后,说明该组织是“第三者立场”,要求蒋允许民主人士 “有此一联合组织”(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