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蔓儿 半个月之后,蔓儿对我说,她受不了了,她想走。 我吃惊地望着她,不是吃惊她说的话,而是吃惊她的存在,我已经忘记她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忘记了所有的人,包括天天见面的蔓儿,在这零下三四十度的严 寒中,我凝结了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历史,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人与事,就像知青对 待虱子所惯常作的那样——把衬衣脱下来,扔在蒙古包上冻。等到一天想起来再穿 在身上,虱子作为过去的历史已不在了。 我那时凝结和抛弃的是珍珠,而不是虱子。 多少年后,我痛心疾首如奥赛罗,“我是一个不智而深情的人,一个糊涂到极 点,像那愚蠢的印度人一样,会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富都宝贵的珍珠随手 抛弃,一个不惯于流妇人之泪,可是当他被感情征服的时候,也会像那涌流的阿拉 伯胶树一样两眼泛滥……” 而当时—— “我冷。”她说。 “我冷极了。”她说。 “我想家。”她说。 “我想回家。”她说。 说完以上四句话,蔓儿抖着身体流着眼泪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你走吧!”我说。 “你快走吧!”我说。 “越快越好!”我说。 “如果你还能走得了的话!”我说。 我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大不小,不愠不火,我直面蔓儿,眼神却散落在周围的 雪原上,我心静如水,但水的深处却有一种成功的悲壮油然而生:至此,我已练就 了嬷嬷的那种淡然。 就这样,蔓儿走了。 她是几时走的?她是怎样走的?我毫无察觉。直到一个晚汇报时,在牧民的蒙 古包里,额吉抹着眼泪说到明天将有风雪,不知那娇小的“呼痕”(女儿)是否平 安时,我们才知道她是指蔓儿,才知道蔓儿走了。才想到白天放羊时看到了一群马 帮,是否还是那些好心的“强盗”还是又换了另一群?是否还是沿着我们来时的路 还是又走上了一陌生的路?她是否能回到北京还是走向我所不知道的天涯?当这些 念头如暴风雪在我的脑子里席卷时,晚汇报开始了,嬷嬷用着极为纯正的官方蒙语 领颂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全是些关于谴责逃兵、叛徒和革命不彻底的语录,我 随同念着,小心地发音,生怕自己初学的蒙语遭到其它知青的白眼,有关蔓儿的念 头荡然无存,只是在我们洪亮的颂读的间歇中会发出额吉伤心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