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节节高升的房价(6) 问题是,城里人认为不堪忍受的拥挤、嘈杂、交通拥堵,城外人也许并不觉 得不堪忍受,因为他也许会觉得还是城里内耗小、机会多,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华。 在我国人口流动越来越自由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寻找“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环 境。当他发现某个城市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一定会向这个地方流动。任 何人都挡不住,别人无法代替他做出选择。现在的城市只达到“公共汽车效应” 境界,即城外人想进来、城里人不希望城外人进入的境界;并没有达到“围城境 界”——“城外人想进来、城里人想出去”的境界,说明城市的“容量”还大得 很。等到城里人真正不堪忍受了,自然会有一些人乃至许多人搬出去,或者住到 郊区,根本不需要任何政策动员和疏导。到那时,顺应的是另一种自然规律:中 低收入人群高密度化生存,高收入人群低密度化生存。 三、城市资源“短缺”的实质及对策 深圳最近一段时期一直在强调自己面临土地、能源、人口、环境四大危机, 并试图通过外来人口子女借读费,其父母必须加入当地社保等措施,控制外来人 口增长。 许多大城市近年来“限制”外来人口的理由和深圳几乎如出一辙。但其所谓 的资源危机,实质上不是真正的社会资源危机,而是传统僵化的以户籍为模式进 行行政管理导致的政府公共资源危机。以深圳为例,其宣称管理人口已突破1 200 万人,而承载这上千万人的深圳总的土地面积只有1 953 平方公里。事实上土地 是可以适当向外扩张的。深圳市2003年就已经决定将宝安、龙岗两区218 个村, 总量为956 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除了“已建成区、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 山林地、坡度大于25°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之外的260 平方公里全部变为国 有。(《新京报》2004年7 月1 日) 但深圳的教育资源却实实在在受到了挑战。并不是“人口问题让深圳的城市 资源、环境的可承载力逐步逼近极限”,使有关方面被迫做出控制人口的决定, 而是“子女上学、社会治安”等现实的政府压力让有关当局难以应付。 面对这种局面,有两个选择:一是增加治安力量,加强学校建设,以满足人 口增长之需;二是学校和警察维持现状,控制外来人口。前者需要政府加大财政 投入,后者则似乎不必增加其财政投入。于是,城市管理者优先选择后者。 表面上是城市管理者在“主动”调控城市人口,实质上是在被动应付其过去 不合理的调控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深圳“十五”计划制定的2005年人口规划目 标为480 万人,目前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 000 万,户籍人口仅171 万。无论 教育还是治安管理,均赶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然而,今天的疲于应付,难道就不会为明天的管理者埋下祸根,使未来的管 理当局更加被动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无论通过控制户籍人口比例,还是通过 抬高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门槛,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自由流动的趋势。暂住 人口一再突破户籍和人口目标控制,使流动人口占深圳人口总量的80% 以上。这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而目前在深圳就读的学生有40.9万人,其中暂住人员子女仅21.21 万人。171 万户籍人口里就有将近20万学生,而1 035 万“暂住人口”里也仅有20万出头的 学生,充分说明流动人口的子女大部分并不在深圳就读,试图通过控制子女就读 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看来只能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相情愿。从全国态势上,流 动人口中的农民工就在1 亿人以上,而留守子女则高达2 000 万以上。 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一条永远回不去的路。在市场条件下,人口和其他一切 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社会基本规律。在这个 规律下,希望各地城市管理者要有真正的前瞻性、包容性的眼光,审时度势,及 时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只会使自己陷入时时被动、处处被动的恶性 循环。 城市资源与人口之间政府公共资源的相对短缺,固然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各 地社会保障水平不一致有关,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落后的户籍管理模式。中国内 地的城市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他们“一视同仁”地从所 有居住在本城市的居民中收取税费(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是消费税。而且, 有国家权威数字为论证,从总体上看,各级政府收取的总税费远高于公民的工资 总额。而政府总体上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却几近于无),从 包括大量外来人口在内支撑起来的房地产开发中获取巨额利润,却只需为其中的 少部分甚至极少部分“户籍人口”提供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深圳 又是这方面的“典范”:从1 200 万人里收税,却只需为171 万人口提供公共服 务!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城市政府都热衷于控制户籍人口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