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为什么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6) 与这种大规模拆迁模式相对应的,便是大量老城区的衰败和大量混乱不堪 “城中村”的出现。这是城市开发权规划权被地方政府高度垄断的必然。很多城 市老街区居住十分拥挤,但是人们普遍不敢自行改造或重建房屋,因为不仅拆迁 的权力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甚至“一口价”规定了拆迁补偿标准,公民对自己 的财产丧失了完整的支配和讨价还价的权利。其结果,又形成另一个恶性循环: 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完全依赖政府,因无人愿意有所作为而日渐衰败 ;而其拆迁补偿的要价,也将随着周边地段的升值而水涨船高。 北京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曾建议,政府应该转变过去老旧城区搬迁安置的 改造思维,允许居民自行建房和改造危旧房,政府只负责筹资改造市政工程。我 以为,这个建议,不仅适合大栅栏,也适合全国大部分老旧城区和城市化建设中 不断新出现的“城中村”。 从历史和现实的眼光看,老旧城区和“城中村”往往都是大量服务人员聚集 之地,兼具安居、乐业、商业服务多重功能,具有一般写字楼、商业区和纯住宅 区不可比拟的“城市生态功能”。以较低成本容纳大量商业服务及其人员的老旧 城区和“城中村”,是城市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肺”。他们可以向周边提供较廉 价、方便、齐全的生活服务,为大量服务人员提供较好的创业环境,为大量城市 流动人口提供栖息、就业之地,为老居民和城市新移民带来巨大的财富和人生上 升空间。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转变观念,要学会容忍所谓的“不和谐”。城市大 和谐中应该包含小小的“不和谐”音符,老旧城区和不断涌现的“城中村”绝不 是城市现代化的包袱,只要其拥有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它不仅能跟上时代的步 伐、分享发展的成果,而且还是城市文脉的延续、基础服务的活的源泉,它有一 股十分强大的后拉力,为城市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商业支撑。 中国的城市政府特别是各大城市政府,一直在矢志不移地为消灭“城中村” 而努力,政府的经济适用房也一直规划在城市的远郊,这样一种把穷人全部“驱 逐”到远郊的做法,可以带来城市中心的表面光鲜,以及房地产商和城市政府巨 大的土地收益,但其最终形成的“穷人包围富人”的“城市圈现象”,不仅人为 阻碍了城市不同阶层间的细密沟通与协作,而且将大大提高城市、街区的交通成 本、治安成本和生活成本,大大增加穷人上升的难度,其因此受损的社会总福利, 将远远大于那点可怜的土地收益。 ? 原因之三是过度追求大户型 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与缺乏差异化市场供应是互为表里的。2009年12月,中国 房地产老大王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与西方人对房子的观念相比, 亚洲人更在乎房子是不是自己的。比如西方很多有钱人,在曼哈顿租房子住。但 亚洲房屋自有率比例比西方人高。日本1960年的统计数据,100 个家庭拥有房子 的比率是96% ,而中国现在才是70% 。从这个比例来看,中国还在城市化,每年 有1 400 万人进入城市,不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拥有房子的绝对数量现在还是 在大量增长中,这不构成问题,但问题是住房的大小问题,是不是需要住这么大。 现在中国城市人均的住房平米数是比较高的。大就是浪费,建筑还不环保,更是 浪费。房屋质量也不高,你会发现很多20年前盖的房子,现在就要拆,也造成浪 费。欧洲主体户型平均面积120 平方米,而中国现在也是120 平方米,德国人人 高马大,亚洲人身材小得多,人家收入比你高得多,所以我们的平均面积显然是 大了。 我们与日本的情况还有不同,日本国土面积小,一家人拥有一套房子足矣, 中国的现实是国土面积辽阔,不仅在老家乡下有一套(栋)房,而且在工作的城 市还应该有一套房。 问题是我们的房子户型设计的确太大了。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普京2009年 公开财产,只有77平米住宅,一个停车位,两辆分别产于1960年和1965年的伏尔 加汽车,一辆1987年产的拖车,1 500 平米土地,圣彼得堡银行的230 份股票 (1997年认购,当时每股1 卢布),2008年收入462.2 万卢布(约14万美元), 外加军人退休金10.06 万卢布(约3 048 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