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人生中途(53)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 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 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 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 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 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 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 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 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 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 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 到底,还是红房子在影响他的观念。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给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 小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 岁,其实才7 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 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 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 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 加一岁,更何况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 岁了— —其实才7 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 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但 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 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 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 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 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 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 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 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 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 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 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 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 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 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 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 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 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 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 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 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 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 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 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 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 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 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 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 ;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 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 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 因,一问真相大白了。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 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 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 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