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教书时,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读书,和周作人是师生, 1919年他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与周作人又成了同事。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自然 使他们更加容易亲近起来。周作人始终是将俞平伯视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 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 题上。1922年1 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 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 “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 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 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 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 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 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 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 “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 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 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 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 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 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 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 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集会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 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闭户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系,但与俞平伯、废 名等得意的弟子,却交往很密切。他们不仅经常会面闲聊,还时常有书信往来。 俞平伯曾将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写给他的190 余封信,装裱成三册《春在堂 所藏苦雨斋尺牍》。每六七十封信函,装裱成一册,用木板加封,还附有周作人 写的跋。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附逆,俞平伯却躲在书斋里,没有跟随他的老师随 俗浮沉。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却为当年自己没有劝谏老师而感到歉疚和悔 恨。 从争辩到共鸣——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和一些 激进的同学一样,强烈的希望参与社会活动。他选择了文学批评,以青年人特有 的激情,“和人辩驳问难”。而他的论争对手中,就有周作人。周作人认为诗歌 “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梁实秋不以为然,在1922年5 月27日至29日,连 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反驳。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 在6 月2 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 行了反驳。两人你来我往,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互相辩难。 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 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一口答应下来。1923 年3 月3 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 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仍然怀着敬佩 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对他非常尊敬。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 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 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 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 ( 致梁实秋) 》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 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 来。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 了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林语 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 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 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 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