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外交风云亲历记(3)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 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 那时候,我们都多么年轻呵,那是多么值得永远思念的日子!……龚澎原名维航, 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龚家是安徽的一个大家族。父亲龚镇 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母亲是广东人。1935年北平爆发了震 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那时候龚澎是燕京大学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民族解放 先锋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 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 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 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 八路军总部工作。1940年龚澎到重庆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是她以后 告诉我,我才知道一些情况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 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 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 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 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 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 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 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 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 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 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 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随后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 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 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当时各种条 件实在很差,而我们又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的感觉,要是生了病就更艰难了。1941 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都只得临 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我们许多工作则仍然在城里。交通很不方便, 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 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 因怕传染给大家,于是我住到红岩半山腰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 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 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得了病,她连发了三天高 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医生说是感冒。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未退 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最后昏迷不醒。同时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 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因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在臀部 开了一刀后,挤出脓血一大盆。烧倒是退了,可伤口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 红岩办事处也没有合适地方住,只得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来。她虽是外伤,可 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只得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痛,不 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小草房时,她见到有我和超 俊做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么事都干不了,她逐 渐地不耐烦,发牢骚,甚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也只能劝劝。我 给她读读报上重要新闻,我爱看小说,又给她讲讲小说里的事。过了些时,她伤 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