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外交风云亲历记(9)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 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 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 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 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 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即去医院探望。那时的龚澎已完全靠各种器 械维持着生命。我隔天都到医院探望,老乔常常坐在床旁,有时泪流满面,有时 默默哀伤。有一次我又到病房,看见恩来同志正站在病床旁边,默默看着龚澎, 在他脸上显出伤感和无奈。出门时看见了我,轻轻摇摇头走了。熟悉的人都知道, 恩来同志对龚澎的才干和品德修养都很赞赏。对她们一家也十分关切,看到龚澎 一病不起是十分难过的。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和她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近30年,感情十分深 厚。 她走了,老乔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 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 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 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 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 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 么。 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 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随后基辛格第 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 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 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 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 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 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 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 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 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 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 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 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 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 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 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在解放前夕住在东四八 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也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 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章含之了。她那 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 作,慢慢彼此才比较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 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对我亲切地说:听说 你还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 适应,所以每周有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 老师,保证你学得快。当时我以为听差了,只好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 师的学生呢?别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