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我与德云社的那些事儿(15) 在我眼里,郭德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韧性能咬得住牙的人,可以说是有人格 魅力。他的相声艺术怎么怎么好我不说,我不评价,或者是他的为人怎么怎么样, 我也不评价。他有很大的一个闪光点是咬得住牙,他够狠。我们在天津办专场的 时候,3500人的剧场体育馆,气氛非常热烈,他还没上来的时候就发烧,摸他头 都烫了,满头都是汗。他上台说一段相声,上去说得挺好,下去就晕了。说了27 个,最后唱了两段,他的调门本来就很高,那天他拔高了两个调门,最后余音绕 梁。 郭德纲下来,他说:“你看出哥哥在台上是病了吗?”我说:“台上看不出 来。”他就是这样。他对别人不服输,对自己也不服输,病了比平常还要说得好, 得高两三个调门,这种人咬得住牙我佩服。天津专场回来在北京又办了一个专场, 叫答谢北京观众的专场。办专场太累了,我坚决不办,他就不,在天津办完在北 京又办,咬得住牙。如果他咬不住牙,德云社早就散了,根本没有德云社这一说, 这也是他的一个人格魅力,我很服他就在这一块。与其说他艺术怎么样、为人怎 么样,都不谈,就这一点我非常服他。 (王津根据2006年6 月12日新浪网访谈整理) 耳钉、反三俗和相声大赛 我参加北青网访谈时,主持人拿我的名字做了个谜面,说徐德亮,打一国家 名字,谜底是非洲的扎伊尔(扎一耳)。 扎耳钉说相声的,不敢说后无来者,肯定是前无古人。很多人以为我扎扎耳 钉作为标榜自己个性的标签,其实不是。最开始是我陪我的前女友去逛西单,我 女朋友看上一对耳钉要买,我说你没有耳朵眼买它干什么。她说现在就扎!又怕 疼,让我先扎一个给她验伤用,就在卖耳钉的小地方,5 块钱扎了一个,当时挺 疼的。 我不知道耳钉打上去以后摘不下来,要摘下来可能会引起发炎,我完全不知 道。只能戴着上台。其实最初还是有一些压力的。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上午打的 耳钉,下午就有演出了,结果人家打上告诉我,半个月别摘。我说半个月别摘不 行啊,其实现在想想摘了也没事,因为是第一次,没经验。没办法就戴着上台了。 结果反应比较强烈,尤其在网上。 当时是骂声一片,电视台都说过,不过后来给掐了,德纲在台上也说——骂 人是不行的,徐德亮戴耳钉又不是为避孕!后来我就说我戴的是钉儿不是环儿! 凭什么骂我。有一个老先生在网上发言说不应该骂人,要说理,这就很好,大家 如果都这么说的话我当时就摘了,但是很多人都是骂,而且骂的很难听,我想既 然你们骂我就戴,就这么一直戴着。 后来网上反应越来越激烈,甚至有人号召说徐德亮一说相声我们都出去,果 然我后来一上台准有人出去。当时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这个人第一脾气比 较倔;第二,当初我们把这事前因后果仔细地想了想,老先生们为什么要求不许 戴这个东西,包括所有的规矩都想了一遍,最后发现我没什么不对。 这也不是炒作。实话实说,第一,我比较平和,一直没有觉得非得靠相声活 下去,我是拿它当一个爱好,一个喜欢的事业,没有想到有什么回报。第二点, 我觉得能耐不够。曾经有几个跟我特别好的记者朋友对我说,你想一个点,我给 你出一个整版。我想了半天,说还是算了吧。就算出几个整版有点小名了,又有 什么意义呢?我现在想不起我的卖点是什么,我的相声说得好的拿得出来的其实 不多,我的小说拿得出来的很少,我的散文、我的剧本,顶多每一个门类都有一 两段或者一两个很受大家欢迎的。积淀太少了。其实我也是名利中人,也想出名。 但是想得很明白,现在炒作一点儿名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后续手段。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全专业的相声演员,但是我的从艺经历倒很职业, 可以说是“新社会的旧艺人”。我从七八岁开始学相声,大概在1990年,第一次 恢复传统庙会,我就在庙会上和老先生们说,因为在当时一些特定时期退下来的 老先生没有地方演出,他们也希望有这种地方演,挣不挣钱是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