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五、从贵州到“今天”(6)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
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
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
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
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
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
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
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
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
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
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
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
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
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
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
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
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
之旅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胡兰成)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
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
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
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
(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
交集。我那23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
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
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
《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
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
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
《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
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但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
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77级”、
“78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
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
时代共鸣感。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调情,女孩子也
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
年的情形何其相似, 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
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
100公里去见一个朋友小颜,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5小时。后来,我把这一
徒步行走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 我们谈了许多话,
走了许多路/ 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
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
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而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
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
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
“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
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
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
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
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
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邦邦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
—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
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
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
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
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 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
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
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
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下都是绝对不可思
议的。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
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
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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