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节:寻乐(12) 对于那些“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恶搞”作品,很多网友都纷纷感叹: “以前电视上、报纸上都是用非常严肃的面孔来报道这类问题,说得多了大家反 倒不以为然,这样看似‘恶搞’的方式给人的印象深刻,比起刻板的说教更有教 育意义,更能让人接受。” 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恶搞”已经从 普通意义上的搞笑,转变成为担负起具备文化意义的批评武器,将传统的一本正 经的文艺批评拉下殿堂,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批评形式。有分析说:“恶搞文化” 是在新时期下平民大众创造的一种批评原则、审美趣味和娱乐精神——是人民冷 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 追根溯源,“恶搞文化”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它也应该算是一种“舶来 品”。“恶搞文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游戏界,起先是教游戏玩家如何 把“烂游戏认真玩”,即有“认真面对烂东西”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 游戏玩法传入中国台湾,成为台湾网络上一种重新解构流行文化的工具,这种新 文化工具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中国内地。 有人给“恶搞文化”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 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常见形式就是将一些既成的话题、节目等改编后再 次发布。 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界定的话,世界上出现最早、发展最成熟的“恶搞文化” 可能还数美国。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科学幽默杂志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搞笑诺 贝尔奖”,它模仿诺贝尔奖,颁奖给那些无法重做亦不应被重现的科学研究。如 在200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中,美国人米勒获得医学奖,他发明的公狗用硅胶 蛋可以帮助被阉公狗重拾自信。在美国,类似的奖项还有金草莓奖,它模仿奥斯 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的一天而设置奖项。 在国外,多数“恶搞”作品更喜欢拿政治人物“开涮”,在“恶搞”中加入 政治讽刺,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或者宣泄不满情绪。 “恶搞”这一娱乐文化形式在中国发展壮大后,也成为人们宣泄情绪的一种 渠道。而在“恶搞文化”中,也有不少非理性的宣泄,部分作品丧失了应有的道 德荣辱标准,由此招来种种指责和非议。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 理界限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恶”,那也就会失去“恶搞”本来的原意。 由于人们的审美疲劳以及“恶搞”作品质量的下降,加之国家广电总局等有 关部门加强管理,进入2008年后,同“选秀”热潮一样,“恶搞”之风也渐次衰 落。而在此后,一种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的网络“山寨文化”又开始蔓延、 流行起来。 草根娱乐文化的兴起 “选秀”也罢,“恶搞”也罢,在21世纪前十年的这两大全民娱乐风潮中, 深层次的诠释都为其贴上了“草根”的标签,“草根文化”、“草根娱乐”成了 它们的代名词。在2005年前后,“草根”一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 ”,始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正 流行淘金狂潮,盛传在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 引得人们纷纷寻找。后来“草根”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被赋予“基层 民众”的内涵。顾名思义,“草根娱乐文化”也就成了平民娱乐文化的代名词。 “草根娱乐文化”的亮相成为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思潮。在 电视选秀和网络恶搞热潮风起云涌之时,一些真正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草根 文化”节目也在迅速走红。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用“平民史学风格”捧红了易 中天、于丹等一个个“学术明星”。这些“学术明星”面向“草根阶层”受众, 采取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三国演义》、《论语》、《红楼梦》、明史、清 史等经典著作和历史人文进行“时尚”、“通俗”、“娱乐”式的解构、颠覆, 在观众中间引起热烈反响。这些被冠以“学术超男超女”的“明星学者”们,在 学院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具有真正文化意义的“草根娱 乐文化”推向了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