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爸爸 横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有个罗老爷,他一直在“五一市场”卖气 球。他的气球卖了很多年,也给中国人看相算命很多年了。罗老爷在摊位前拦住爸 爸,叫我和舒拉妈咪四处溜达着,他和我爸爸嘀嘀咕咕了一通。罗老爷给人看相算 命向来是免费的,但爸爸给了他二十美元。 “你可怜罗老爷吧?”我问爸爸。 “不是,罗老爷买卖不错,可不缺钱花呢。”爸爸说。 “那您硬要给人家钱?”我说。 “罗老爷说的准啦。他算出来好多我正在解决的事情了,叫我防备有个什么闪 失嘛。”爸爸说。 “怎么会有闪失?”我问。 “谁不注意都会有个闪失的。”爸爸说。 舒拉妈咪听不懂我们对话中的“闪失”,悄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就 是“生病”啦、“丢钱”啦、“受伤”啦什么的。她的表情紧张起来。 “麒麟城”在春节的时候要安排一次大奖,爸爸准备买辆小轿车作为奖品。车 子订好的当天,安娜姐就去几家报馆排发了广告。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麒麟城” 的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大家原来担心的是很多中国人在春节要回中国过年,赌场 的生意会淡下来,但广告发出去后,俄国人开始成倍地增加了。虽然俄国人不像中 国人那样一掷千金,但俄国人“消费”和“消遣”的概念不同于中国人,所以二楼 的酒吧常常晚间客满,安娜姐不得不又安排了五名服务生来酒吧帮忙。 二楼酒吧最靠边的座位上天天有客人了,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座位了。来等 爸爸的时间里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功课看电视,站起来伸懒腰的时候 偶尔注意听听从走廊上传来的赌场的热闹声。嘈杂的厉害时,我会去把房门关上, 回身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看唐朝大街的夜景。 爸爸在把春节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几乎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和伊万有没 完没了的话,时时刻刻在谈论“明天干什么”和“以后干什么”。安娜姐累得有点 儿吃不消,她叫来昔日的同学每天晚上来帮忙照看场子,缓解自己绷得太紧的神经。 我想爸爸是迷信了罗老爷说的什么“闪失”了,在最忙的时候爸爸能坐在房间 里不出来,这真的不是他的作风。 我不免也跟着紧张。对“闪失”,我还没有“概念”。 其实来“麒麟城”搅场子的一直有,他们搅得很规律,伊万出面就可以解决的。 “麒麟城”所在的区域不算莫斯科的繁华街道,爸爸说警察局和地头蛇收的“保护 费”不是太多。对于警察,爸爸把给钱和送礼叫做“法律”了,对于地头蛇,爸爸 往往是多给一点点好处,而这些常来常往的小流氓们则会在场里场外按“义气”照 应着。我时常能在赌场里遇到我不认识的俄国青年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回头问过安 娜姐,安娜姐告诉我“他们是附近的哥们儿”。 传说中的莫斯科莫测和恐怖,每天都有人被杀,每天都会听到枪声。已经过了 的童年里我没有验证过这些传说。我跟着爸爸没有恐惧,爸爸不曾给我恐惧,就在 最寂寞的几年前,那时只有爸爸和我两个人,晚上爸爸给我讲鬼魂的故事时我也没 怕,我搂着爸爸的一只胳膊,我就没怕过。 大厅里在闹。我听到了女人的尖叫。 我跑出“办公室”去看。我怕得是安娜姐出什么意外。奇怪的念头,我没有办 法把她和爸爸分开来想。 是保安在赶混进来的妓女。“麒麟城”大门外的路边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几十 个妓女在晃,她们有时会混进赌场里暖和一下再吃一份便当。保安驱赶她们时可能 弄疼了她们,于是她们大叫起来,叫声使全体人员都转身注目,然后在听到她们大 骂脏话时轰然大笑起来。 这些妓女曾在夏天时和我开过荤腥的玩笑。她们在无聊的时候喜欢随便找一个 什么人开心。我听她们和我打招呼时好像知道她们没什么正经事,于是没有停住脚 步,只是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她们便说“嗨,你怎么可以进去卖可他们不让我们进 去?”我当时羞恼得一塌糊涂,挥起手袋抡向她们,被门口的保安给及时劝住了。 保安大声训斥妓女们,妓女们也从此知道了我是老板的女儿,再没骚扰我。 这是个龙蛇混杂的街道。我对爸爸气恼地讲外面的肮脏,爸爸说,莫斯科就是 龙蛇混杂的莫斯科。 在我还没有把“闪失”的气氛酝酿到极限的时候,“闪失”就提前到来了。罗 老爷的预言的确准。 “麒麟城”被军警包围,由一个内务部的官员对爸爸宣读了一份文件,责令 “麒麟城”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停业清查。 爸爸怀疑是中国人在里面鼓捣了什么名堂,并在谈话中提到了几个我不熟悉的 人。爸爸说起一个姓邱的我倒是听说过,新年前他在唐朝大街的另一个方向开业了 一家东方酒店,报上曾有他整版的广告。我听爸爸的口气里并不是怀疑邱家,而是 说邱家能知道更多的底细。 伊万已经在外面跑了三天了。没有结果。而且,爸爸在家里接到伊万的电话, “五号仓库”也被查封。 对“麒麟城”的一系列清查在我听到的“文件宣读”里有不太精确的说明—— “涉嫌大规模商品走私”。 我不知道爸爸还有个“五号仓库”,我没看见过爸爸像其他中国人那样从中国 折腾商品。 我想说“爸,和我说说吧”,但我看到爸爸少有的烦躁和神经质,我没敢。 舒拉妈咪把房间让给了爸爸一个人,因为房间里的电话已经几个昼夜在忙碌中, 爸爸叫她来我的房间休息。她没有拿着法学书进我的房间,她好像来找我做伴儿的, 进屋来搂着我坐在床上,静静地看着电视。莫斯科的“TB55”电视台在几天前 报道过“麒麟城”被查封的新闻,我们家便“锁定”在这个频道上,茫然地等待什 么新的言辞出现。 我又见到了几年前的场面了,我们家来了一伙又一伙的中国人,焦急地和爸爸 谈论着。这些人是当初把资金投入“麒麟城”的“股民”,他们大部分人已经不提 起生意红火时分到了多少“红利”,而是询问是不是能抽回自己的投资。爸爸答应 他们不会少给他们一分钱,只是要求他们等些时候再“釜底抽薪”。 凌晨的时候,爸爸找来了安娜姐和伊万。他们在用计算器一笔一笔地计算什么, 爸爸的房间里摆满了纸张和表格,三个人都抽烟提神,屋里昏暗,让我想起电影中 的监牢。 我和舒拉妈咪迷迷糊糊地和衣而睡,被几声尖锐的喊叫吵醒。爸爸红着眼睛抽 打了安娜姐一个耳光,伊万拦在中间。安娜姐同样红着眼睛,但最终没有哭出来。 她的脸上清晰地印着爸爸的手印。舒拉妈咪冲出来抱住安娜姐,指责爸爸“怎么可 以打女人”,爸爸喘了片刻,呼地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对安娜姐说: “你走吧。” 安娜姐收拾了一些纸张,把手袋里的一个记事本拿出来递给了爸爸,两眼茫然 地开门走了。我想叫住安娜姐说句话,可爸爸在这时把一个玻璃茶杯握碎了,碎玻 璃刺进爸爸的手掌里,一时间鲜血如注。我惊叫着扑向爸爸。 2003年,我遇到了横祸。我不能不去回忆爸爸当初遇到横祸的反应,爸爸是我 的偶像,我需要榜样。 我对纸床上呼吸平稳的弟弟说,细波,你还能记得爸爸的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