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中间地带”的革命(37)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 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帜进 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 会议作出了与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1?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关于这次扩大会议 对国民党性质的看法,似肯定其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 见《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 纲〉》第二部分关于此次会议的介绍中说,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2?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 并设法改变国民党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依他的社 会成分( 阶级分子) 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 的组织形式”,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争和进行反 帝革命的广泛宣传。 3?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 如此,只有“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 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 卷,第186 —196 、202 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52—54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而,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 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倾向,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 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1924年春天,国共两党围绕是否赞同苏联政府与反动的北京政府签约建交, 以及是否赞同外蒙古进行民族自决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争论 迅速白热化起来。参见1924年3 —4 月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刊施存统 :《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春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 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 卷, 第339 —340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 会1973年版,第300 —301 页。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违纪,以至于反对共产党 “跨党”的投诉,日趋增多。1924年6 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更牵头正式提出 弹劾共党案。7 月,孙中山不得不签发“党务宣言”,并决定正式开会讨论这一 弹劾案。国共之间的矛盾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两个性质不同、思维方式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有极大差异的政党之间,产 生意见分歧,乃至批评、指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一个政党之中,保持组 织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两种党员,并允许各自独立和批评自由,则是十分困难 的。1924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陷入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由 于共产党人已全部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又不存在由下至上的民主的议事和决策 程序;即便存在,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占人数的比例,也不可能左右国民党 的各项政策和决定。因此,共产党人要想左右或影响其政策,就只能采取上层渗 透、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等办法,以便争取多数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左右 中央权力核心,并使国民党受到下层群众及舆论的压力,保持左倾。但是,此举 又必然要引起种种纠纷。 1924年5 月,为迫使国民党承认批评自由,使其不致过多以纪律问题约束共 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使派别斗争公开化,为此特向鲍罗廷征求意见。《瞿秋白 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6 月。6 月,鲍罗廷明确表示同意,并很快在与国民党 中央监委谢持、张继的谈话中使用了这种策略。当谢、张等就中共党团问题质问 鲍罗廷时,他公开宣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内反对苏联与北京政 府建交的,可视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由于许多右派分子夹杂于中央执 委会中,执委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共产党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此 举虽属不得已,但他“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见《鲍 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