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中间地带”的革命(48) 把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由于争斗和内讧而引起的一切战争,看成 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证明和暴动夺权的关键时机,这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几乎 所有共产党人都确信不移的一种观念。而1928年7 月至9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 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大会通过的文件明确提 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已经经过 了“严重危机”的“第一时期”和“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开始进入“导 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的“第三时期”。 说这个时期必然是充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 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 斗的时期”,从而也必定会成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最终“把一切国际革命 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到来。《国际形势与共产 国际任务的提纲》,1928年8 月29日;《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9 月1 日。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445 —457 页。 根据这样一种推断,共产国际六大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也很明确,即 党应该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准备并实行武装起义,以之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及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即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手段”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1928年9 月1 日,见《共产国 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458 —469 页……当然, 它也并没有马上改变此前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还是强调了“积蓄群众力量”的问 题。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 ),第573 页。而既要准备并 实行武装起义,又要着重积蓄力量,这种两面的要求只能让中共中央更加相信暴 动的时机正在到来,关键只是在于赶快让工农兵士群众在无产阶级正确政策坚强 的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中央通告第二十号》,1928年11月30日,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卷,第732 —733 页……但是,中共中央所面临的 具体形势,似乎并不能印证这一点。 自1927—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事实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尽管国民党及 军阀内部仍旧争吵不休,但国家至少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这使得社会上大批中 间群众迅速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寄予了强烈的期望,因而也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 通过和平改良与合法斗争的方式,来求得国家政治的稳定与民族经济的复兴。国 内民众中的革命情绪迅速退潮了。 一方面,按照共产国际六大的观点,世界上“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随时可能 降临;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辟道路。 这种情况对于一心指望乘国内动乱以武装暴动迅速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来说,显 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情。而中共中央最担心的是,南京国民党人“与我们 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这很容易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混淆,并使中共 的宣传失去效力。因此,它不能不再三告诫说,南京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 产阶级,是“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9 年2 月8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44—53页……时任中共中央 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并且发表文章宣称:“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以及 欧战以来“一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的“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 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大,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 ”因为“新的革命 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李立 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1929年3 月1 日,见《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657 、665 页…… 当然,此时群众中和平改良情绪的增长,也使中共中央深感革命主观力量的 薄弱,因而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形势的估计颇不乐观。以至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 之争重新演化为一轮新的内战之初,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发出进攻的讯号,而且还 明确告诫全党:“军阀战争的本身,并不就是革命的高潮”,“他只是造成革命 高潮的客观上可能条件( 统治阶级的破裂与工农的痛苦加深) 之一”。“革命高 潮是要依靠着群众的组织力量,觉悟力量与斗争的勇气,尤其是我们党在广大群 众中的领导力量”。“群众自己没有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即使发生战争……对于 革命运动仍然失却了客观上帮助的意义,反而更增加民众的痛苦与压迫”《中央 通告第三十三号》,1929年3 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卷,第71 —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