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中间地带”的革命(54) 中共中央生怕被指责为右倾,而极力向左,也有此前种种认识偏差方面的原 因。检查起来,都可能被扣上右倾、调和,甚至是取消主义的大帽子。 如1928年底至1929年初,中共中央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豪绅地 主买办阶级矛盾的看法,和对美帝国主义作用及政策的看法,和共产国际的观点 相比,就存在着右倾的倾向。共产国际2 月8 日来信,就曾明确提出过批评。 同样,六大之后,根据1928年六大关于“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主张, 中共中央曾着重强调富农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受军阀豪绅地主的压迫”的情况, 决定“吸引富农到革命战线之内来”《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1929年2 月3 日,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17—22页……不料,进入1929年,苏联和 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变化了,它们对中国富农的看法也变得很极端,认定 中国的富农多半“都是小地主”,批评中共中央在富农政策上犯了错误。《共产 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 月7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5 卷,第688 —699 页。对此,中共中央甚至一度还没有根本转变态 度。在8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就富农问题与远东局代表谈 话时,他们仍旧认为反对富农而不顾其中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愿意参加革命与 否,“是要发生毛病的”。 与此同时,在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过去始终认为 “要以赤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起党团作用则是不可能的”,说“黄色工会是有群 众有下层组织的,不好再有秘密工会的组织”。而且对于黄色工会,也只应当全 力去夺取,而不应当另立工会,以免造成工人群众的分裂、对立,或出现统一战 线问题。这种态度也遭到过共产国际的激烈批评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 献资料》(2 ),第36—38、59—60、66—67、70—74页;《共产国际执委政治 秘书处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1929年8 月,见《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5 卷,第744 —748 页。,从而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在 客观上“取消赤色工会组织发展”的“不可否认的错误”《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 1929年12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卷,第576 —592 页…… 不难了解,这些接二连三的带有某种右倾倾向的“错误”,同共产国际执委 会第十次全会反右倾、反调和、反取消派的决议结合在一起,将会在这些中共领 导人内心造成怎样的一种心理压力。它们会直接推动中共中央进一步向左转,毫 不奇怪。 1929年12月初,远东局就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决议问题通过的一 个决议,并将该决议的副本送交给中共中央。该决议除谈到远东局对全会决议的 态度外,还特别指出中共中央在三个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即富农问题、赤色工 会问题,以及同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问题。由于俞作柏、李明瑞等与 蒋介石等存在尖锐矛盾,并同情共产党,中共广西特委曾试图与其结盟,李立三 甚至曾经考虑吸收俞作柏入党。由于共产国际视俞作柏为国民党改组派左翼,故 对此表示反对。后中共中央改变态度,要求广西特委反对改组派及俞作柏,广西 党代会亦就此通过了决议。在九个月之久的共同工作远东局受命作为代表团来中 国上海帮助工作,是1929年2 月底。中,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固然在一些问题上发 生过争论和分歧,但远东局从未私下或公开指出过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如今 远东局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突出强调反右倾、反调和倾向的时刻,向 共产国际指控中共中央犯有右倾错误,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深受震动。联 系到中共中央正极力想要与布哈林划清界限,并担心此前所犯的各种“错误”发 酵,可想而知它会作出怎样激烈的反应。 12月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远东局决议。与会者一致认为, 远东局避开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反右倾的正确立场和工作方针不谈,抓住个别道听 途说或早已纠正,并且有历史原因的枝节问题夸大其词,上告国际,不仅徒增纠 纷,而且可能严重损害中共中央的威信和工作,便利取消派的攻击。与会者明确 要求远东局立即修改决议,否则,他们宣称,中共中央有必要派人到共产国际去 进行争论。他们并且反戈一击,指责远东局恰恰有一条“一贯的右倾路线”。他 们一条条举证指出,远东局曾经不同意说中国党内目前最严重的是右倾危险;曾 经试图取消游击战争;曾经认为英、美有相互勾结以稳定南京政府的可能;曾经 怀疑陈独秀是否有变为反对派的危险,甚至决议中最后还对陈独秀能否回到党的 路线上来的问题抱有幻想,说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远东局的右倾倾向才是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