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抚摸历史的苦痛——我写《非常时代》的设想 (1 ) 我要写的时代,大致是1966 年至1976 年。由于其中某些故事的前因后果所 必需,不免还要前后延伸若干年月。 这10 年,是以狂乱地破坏和自我摧残而震惊世界的10 年;是最不堪回首的 10 年,也是回顾起来最有认识价值的10 年。历史将用醒目的黑体字记下它来。 因为,单说它留下的教训,就是一宗浩大的、至今整理不清却有益于今后几十年、 几百年的遗产。 对于这一时代,对于这场罕世的大暴乱,“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然不相称的 名目。它既不包含革命的性质,更与文化的变革无关。这仅仅是在“文化革命”遮 掩下的一场龌龊的政治篡权。它的副作用之一,是把中国当代文化扫荡得一片空白。 对这10 年,人们依照各自的感受来称呼它;将来的史学家或许会赋予它更为 确切的名称。我自己则称它为“非常时代”。 瞌目去想,那时的一切都是非常的——非常疯狂、非常残忍、非常微妙、非常 严酷、非常无知、非常混乱……它又非常奇特。所谓奇特,即是在和平时期所能达 到的空前残酷;在控制之下所能达到的空前混乱;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被降 低到难以想象的愚昧无知。古怪的拜神仪式由被砸毁的庙宇和教堂,搬到了工作室、 车间、厂房、列车的车厢乃至家庭内。平日以唯物主义自诩者都成了拜神狂。人们 把不满、怀疑、忧愤包裹得密不透风,封闭在心底,表情却装扮得逼真到动人的程 度……我时时在想,将来人将怎样理解我们? 在历史的长河里,这10 年恐怕只是流光似的一瞬。在愈来愈增厚的史书上, 它最多不过占有几页篇幅,谁还会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心灵上经受过的奇特的苦痛, 我们的遭遇、处境与苦斗,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和种种深切的感受。时间的尘埃将 把一切繁琐细微的事物都掩埋起来。然而历史果真把它忘掉的话,那将是遗害无穷 的,它很可能还会在将来重演。 作家与历史学家有严格的职别。史学家们总是站在将来看现在,站在现在看过 去。他们用冷静和理性的头脑,从日隔久远的纷乱的事件中,去寻找和概括当时社 会的本质,以及某一大事件最明确的始未根由;作家则不然。 他和任何普通人一样,是当时滚滚如潮的万千民众的一份子;他和人们共同呼 吸当时的气息,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及其变迁,耳闻目睹身边的一切人与事。同 时总是在生活感受的逼迫下,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又总是从人来着眼,从人的精 微的心灵活动着眼,来把同时代的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是非得失及其在生活里 一切有价值的活动,逼真地刻划出来,印在纸上,留给后人…… 从这10 年里活过来的人,难道用笔去回忆它、记载它、研究它、剖析它不是 我们的天职么? 一代人,曾以无可掩饰的痛苦;数十万家庭,曾以生离死别的悲剧;无以数计 的人,曾以肉体和精神的重创,给我们换来这一些素材,注入我们的笔管……此时, 我感到笔管重了,肩上也压着一种不能下卸的责任和使命。 并因自己缺乏才能完成这一使命,而对同时代人,特别是在那场大灾难中死去 的人们——无论是反抗的或是没有反抗的,怀着一种深深的内疚。 (2 ) 当一个时代刚刚结束。尽管现实如同风暴已过的天地那样全然更新,但作家要 如实地描写这刚刚过去的事并非易事。他必然要受着各种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习 惯意识和一时难以斩断的千丝万缕的旧势力的束缚与扼制。凡有责任感而动了笔的 作家,还往往会经受到各种形式的非难、责怪与攻击。 这些,在中外文学史上已有无数例证。我们这一代作者有此经受,不足为奇。 还有些刚刚被从深渊里打救上来不久的人。他在抱怨过去时,是你的知音;但 你要认真地研究过去时,他却用一双不安的眼睛打量你。 他竟害怕你将过去的一切彻底揭开,害怕你解剖这阴僻的一角,害怕看到这伤 口还在流血。他喊着叫着,要你赶快缝合伤口,涂抹上不疼不痒的消炎药。似乎这 样才会万事大吉;似乎我们不写,生活就没有出现过、发生过;似乎依了他们,才 是最爱护明媚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 这些人,如同在笼中呆久的鸟儿。你放它出来,呼唤它自由,它反而不肯出来, 不肯振翅远飞。好像它怕这天空太大,阳光太亮,林子里过于宽敞。 它担心弄不好连笼中那块活命的咫尺天地也要失掉。当你发誓要毁掉笼子时, 你在他们的视网膜上反而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歹徒。 但是一切都会时过境迁。总会有一天,新生活渐渐以它的活力挣开束缚它的硬 壳;曾经牢牢制约它的各种旧的社会势力,都将随着岁月的消失而消失。到那时, 我们都成“古人”了。地球在它永恒的转动中变成了我们难以预料的一番景象。到 那时,人们便要用公正的史学家的眼睛来检阅我们留下的书了。他们首先要看我们 写得是否逼真如实,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否是当初曾经活过的,或者可能活过的。这 把衡量过去的尺子就相当苛刻、严格和客观。没有因情面而放宽一毫分的尺度;连 一方寸的遮羞布也没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将来的人会在留下的各种书籍、报刊 档案所提供的事实上反复地辨别真伪。这就是说,有受骗的时代,没有受骗的历史。 我深知,如果我为了急于发表一篇并非虚假的作品,不得已套上了应时的包装 ;或者言不由衷,吞吞吐吐,在真实上多多少少打了一些折扣;或者在一些鼓足勇 气抒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时,还夹带一两句违心之言,用以平衡良心的冲动所造成 的失算。那么,我的书会渐渐变得廉价、失色,最多几年就无人问津,甚至无人知 晓。因为谁也不愿意掀开掺杂着谎话的书页。 也许,这正是我们一代作家尚未摆脱的苦恼。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 的作品与世长存,如同任何一个母亲都切盼自己的儿女长命百岁。他愿他的产儿常 在,哪怕他自己死掉也不在乎。 幸好,近几年来新旧思想经过真正、反复、艰难的较量,我们文坛上的现实主 义才显光华。但我清醒地看到: 它仅仅是刚刚抬起头来。 它因久别而变得生疏了,许多人还不习惯。 它还在挨骂。 然而它却像一个刚刚破土、充满元气的巨树的粗芽。被大火烧荒的中国文坛, 将被它成长起来的繁茂、青葱和浓郁的枝叶所覆盖。 为了它,我们这一代甚至应该有一种坚定十分的献身精神。 (3 ) 出于上述想法,我给自己确立下实际上难以完成的设想。 我将坚持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工作,也将不断接受各种高明的批评修正和补充自 己的设想。我计划逐步把自己所写的这方面内容的小说,收集在一本本集子里,顺 序地排下去。我没有能力用一部大部头的洋洋巨著,概括整整10 年的动乱生活。 却从我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出发,创作了一群中短篇,从多侧面地反映了这10 年相当纷乱庞杂、无所不至的浩劫。 我经历了“非常时代”。恰好又是在我已经成熟的年岁里。历史难得有这样的 机遇:整个社会和人,一下子就明明白白展现在眼前。各种各样的人,平时不易窥 探的内心深处的一切,也在这翻来覆去的、生死相关的矛盾中,使人看得一清二楚。 我自己在10 年中,是幸运儿,又是受难者。我之所以受了难还感到幸运,是因为 生活给我的东西实在珍贵和丰富。当生活把我的一切都夺走后,才把最宝贵的东西 馈送给我——这就是我酷爱的文学。生活并没有戏弄我。因为,没有崎岖的生活的 路,没有磨难,没有牺牲,也就没有真正有力的、有发现的、有价值的文学。 在那10 年里,我就立志要把它写下来。而且悄悄写过许多篇。写好后,便埋 葬在院子的砖块底下,插在邻居的墙烟囱孔内,或装进塑料袋,卷成卷儿,塞进自 行车的横梁管儿里面。有时感到不安全,就拿出来一篇篇偷偷地烧掉了。现在所剩 无几。我现在要写的或收进一个个集子里的一些篇,就是当初写的。虽然终于写出 来了,我却依然可惜那些烧掉的文字。有些当时身临其境的感受,是过后再也回忆 不起来的了。 我相信将来的人,肯定会大写特写这10 年。他们将会写得自由自在,无所顾 忌;他们可以随意翻看我们至今不可能了解到的东西。这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到的 方便和写作中的快乐。为此,他们可能写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广泛得多、直率得多。 但由于我们是这10 年的目击者、参与者、幸存者。我们的亲身经历、感受、 见闻,是后人无法直接体验得到的。我们记忆下来的东西,都具有史料性质。这也 是我们要写它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