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寻找民族的精神——我怎样写《感谢生活》 本来,我把《神鞭》那条道儿打通,就该放开脚接连走几步。我已经把接下去 的几部中篇里面的弯弯曲曲都谋划好了。谁料《中国作家》的几位能人来挤我写稿, 一挤竟然挤出这部《感谢生活》。 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你怎么总东一鎯头,西一斧子,忽然又想起写这部“文革” 题材的小说? 顺从感情的事不会一下子说出道理来。但凡事皆有理。这读者逼我认真去想一 想,居然琢磨出一些有趣又挺紧要的道理来。 其实我早想写这小说。1979 年初我把这故事讲给巴老听。巴老受了感动,他 把这事记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动人的散文里。巴老叫我写,那时我非常想写。 我一想到这故事中的某些片断就冲动得坐不住,必须兴冲冲在屋子中间未回走几步, 才静下来。 1979 年的文坛和文学,真令人难忘!只要你的心被文学占有,就片刻不得安 宁,整天在胸腔里嘣嘣地响。笔尖在稿纸上简直是在连蹦带跳,读者好像脸上挂着 泪,坐在书桌对面看着你写。那时,我刚写过《铺花的歧路》。 上千读者把他们的心装在信封里寄给我。我还有多少悲欢离合、催人泪下、令 人激动的故事要写呀。包括《感谢生活》中这个画家的故事。十年动乱给了我们多 少素材?俯拾皆是。苦难常使作家富有。没错! 然而,那时我还没写《啊!》,写过《啊!》就不同了。写《啊!》时,我有 一个强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记录下我们在这10 年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想使 后世之人读这部小说时,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样, 任何现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无法完成我这目的。我便用一封误以 为丢失而没丢失的信,引出一个灵魂的悲剧,勾起那个时代人们全部的、特有的、 恐惧的心理状态。我是从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感觉和心态,来把握小说,来把握 那生活的。 这样写过,我忽然对自己心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不那么冲动了,也没有把 它迫不及待写出来的渴望和劲头;凝聚在心里的某种力量,好像都在《啊!》里发 泄完了。大概我在当时可能做到的,都在《啊!》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达到的 认识高度上,尽到了能力的极限。那么,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已经越过的尺度上,来 回重复。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写了。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伤痕文学”。 目光移到急剧变化、不断更新、切身切肤的现实中。视野便从有限的“十年”扩展 开来。这阶段的写作,即使牵涉到“文革”期间的生活,都把这生活打碎,而与更 广阔的生活历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只在10 年中间转来转去了。生活愈宽,认识愈深。这样, 我偶尔写些以“文革”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 着昨天》、《雪夜来客》等,已然不是着意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不是着意 于对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思辨;而是着眼于人,一个个人。 在那严酷的年代里,善良、真诚、信义、正直等一切标准都变得异常苛刻时, 一切尺度都难以完成时,一颗颗互不相同的心灵怎样表现。这真是每一颗灵魂最严 峻的考场。它所验证的社会人生的哲理,无疑是永远有价值的人类的财富。那么对 这10 年,大至牵及人类和历史,小至深入自我,都有必要进行一次次重新的认识。 我再写这“文革”生活的小说,不再靠冲破禁区的勇气,也不靠写《铺花的歧路》 和《啊!》时,与社会直接呼应的那样的激情,而是靠一种冷静的再认识,一种沉 着的回顾中由衷生发的深沉的情感。沉下去而再勾起来的,都是沉的。这便是评论 界所说的历史感和纵深感。这样,我们写“文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层次上的 变化。 这变化在一代作家的创作中是共同的。在知青题材上就出现了“反思”思潮。 至少从1984 年起始,我就时时感到有种难禁的情感冲击自己。这是对10 年那段 生活的回忆与重新思索引起的。时而会冒出一个新的构思,新的故事片断,那些搁 置已久、自觉轻浅、不愿去写的故事,合成进去新的认识后,发生质变,对我产生 新的魅力。好像把废铁重新冶炼,闪出金属的光辉。《感谢生活》就是这样写出来 的。也是我再写“文革”的第一部。 10 年中,我和一群画画的穷朋友在一起,共同经过坎坷颠簸的路,尤其他们 心灵的历程,我感触尤深。我深知这些艺术家的心!他们有种寻求美好事物的“本 能”。不管困苦怎样折磨,他们的两只眼总在亮闪闪地寻寻觅觅,时时处在被感动 之中。他们的苦乐非常人的标准,得失观也非常人所能理解;因此,他们在生活中 得的总比失去的多。在熬度苦难中,别人只看见他们脱掉了三层皮,却不见他们捧 到了生活的珍珠。那是怎么美好又壮观的境界! 凭着这种对生活赤子般的热爱,无论怎样沉重的苦难也不会把他们压垮。当然, 也有被压垮的。我指的是真正的艺术家! 不知为什么,我联想到我们中国人。 想起过一件事——1976 年大地震波及天津,千家万户房倒屋塌,被迫在大街 上用竹竿、柴芭、黄泥、砖块盖简易的小屋。材料不多,屋子甚小,又低矮,夏天 晒得屋里可以闻到人肉味,半夜大雨,积水灌入,常常漂进隔壁人家的拖鞋和小盆 ……有一天黄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两旁的住家居然用碎砖头垒起小院,打扫得干 干净净,短墙头上还摆着盆栽,文竹挺着婆娑的绿枝,倒挂金钟垂着鲜艳欲滴的花 朵。从紧挨着的一间间小泥屋里传出说话声、笑声、剁饺子馅声、收音机放出的相 声……有的小屋挂着粉红窗帘,贴着双喜字,竟做了新房,原来他们在这里住了3 年!有的家庭又生出新的一代人来!我惊讶,感动,不知不觉落了泪。我心里又响 起不止一次的感叹和赞叹声:我们伟大的中国人呵!在悠长的历史中,我们历经劫 难,但什么力量使我们顽强地生存下来?仅仅是我们民族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忍劲 与韧性吗? 我们哪来的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临危不惧的气概,博大恢宏的包容性,深厚沉 雄的自信?为什么能一次次同化入侵的民族?怎么能够默默地消化掉不可思议的磨 难与挫折?这来自我们悠久的雄强康健的文化,也来自我们对生活执著、炽烈、永 恒的爱。 我抓住这小说。我想用这小说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元气... .、民族情...感.,以及我们民族对待苦难和战胜苦难的独特方式..... ...........。我写华夏雨与几位民间艺术家(剪纸黄和罗长贵等), 完全不是想写一个艺术家向民间艺人学习那种写滥了的内容。我要写民族的艺术元 气和艺术情感;通过民族的艺术情感,写人民对生活的情感。我还想通过这些民间 的传统艺术(陶瓷、剪纸、泥塑、石刻等)的描述,显示我们民族的气质与进力。 华夏雨这个人物自然是我致力写的。这是我熟悉的人,也是我真心地爱的人。 因为他真诚地爱着世界上最美的事物——艺术。任何痛苦落到他身上,都会奇迹般 地消失,而同时他又在艺术中创造出奇迹来。在一边压上苦难的天平上,他总有东 西放在另一边。有位朋友说,他发现《感谢生活》中有个“核”,就是“窑变”。 烧瓷时,往往上了釉的瓷胎送进窑时,普普通通,并不出色,经过烈火高温,出窑 时竟能成为一件辉煌奇妙的绝品。我感谢这朋友的发现。我说,我的确在小说里埋 藏了这个“核”,这层内涵。这瓷器就是华夏雨,是我们中国人,烈火高温就是生 活,是苦难,我们不是常常从中表现出一种伟大和神奇的性格来吗? 我不想多谈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想法和做法。只想强调一句,我有意用华夏雨 的第一人称来写,就为了通过画家自己的眼睛,好体现他对生活特有的观察和感受 方式,以及他特有的心态、感觉和知觉,从这独特的角度来挖掘他对待生活专有而 迷人的情感。我选择画家独具的精神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真实,作为自己的追求的目 的,自知很难,不易唤起共鸣。而且,在这总体把握下,我还有意削弱故事本身所 带有的戏剧因素,不做任何“掮情”描写。 我不想达到一般的“催人泪下”的效果,而想完成作为一个画家,充满艺术感 觉的人物。我希望读者能理解我们的艺术家独特的心灵。 在谈到往事时,有句俗话叫做“五年一回头”。对于“文化大革命”,“伤痕 文学”是第一个“五年一回头”。“文革”结束那么多年了,如今该是“几个再回 头”了。每一回头,都不同于前一次,无论是理解到的,还是看到的。有些会模糊 了,有些则更清晰;有些贴身切肤的可能要失去,得到却可能更深邃及里的,这正 是生活向前进展,不断给我们新的启示和发现。 生活不仅给我们财富,还会使我们渐渐认识这些财富的价值。这就是说,苦难 绝不仅仅是不幸。因此,1980 年我还想给这小说起个题目叫做《男人和狗》,后 来则是用我和我的主人公华夏雨对生活共同的、充满情感的一句话: 感谢生活!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