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寻找民族的精神——我怎样写《感谢生活》

    本来，我把《神鞭》那条道儿打通，就该放开脚接连走几步。我已经把接下去
的几部中篇里面的弯弯曲曲都谋划好了。谁料《中国作家》的几位能人来挤我写稿，
一挤竟然挤出这部《感谢生活》。

    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你怎么总东一鎯头，西一斧子，忽然又想起写这部“文革”
题材的小说？

    顺从感情的事不会一下子说出道理来。但凡事皆有理。这读者逼我认真去想一
想，居然琢磨出一些有趣又挺紧要的道理来。

    其实我早想写这小说。1979  年初我把这故事讲给巴老听。巴老受了感动，他
把这事记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动人的散文里。巴老叫我写，那时我非常想写。
我一想到这故事中的某些片断就冲动得坐不住，必须兴冲冲在屋子中间未回走几步，
才静下来。

    1979  年的文坛和文学，真令人难忘！只要你的心被文学占有，就片刻不得安
宁，整天在胸腔里嘣嘣地响。笔尖在稿纸上简直是在连蹦带跳，读者好像脸上挂着
泪，坐在书桌对面看着你写。那时，我刚写过《铺花的歧路》。

    上千读者把他们的心装在信封里寄给我。我还有多少悲欢离合、催人泪下、令
人激动的故事要写呀。包括《感谢生活》中这个画家的故事。十年动乱给了我们多
少素材？俯拾皆是。苦难常使作家富有。没错！

    然而，那时我还没写《啊！》，写过《啊！》就不同了。写《啊！》时，我有
一个强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记录下我们在这10  年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想使
后世之人读这部小说时，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样，
任何现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无法完成我这目的。我便用一封误以
为丢失而没丢失的信，引出一个灵魂的悲剧，勾起那个时代人们全部的、特有的、
恐惧的心理状态。我是从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感觉和心态，来把握小说，来把握
那生活的。

    这样写过，我忽然对自己心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不那么冲动了，也没有把
它迫不及待写出来的渴望和劲头；凝聚在心里的某种力量，好像都在《啊！》里发
泄完了。大概我在当时可能做到的，都在《啊！》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达到的
认识高度上，尽到了能力的极限。那么，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已经越过的尺度上，来
回重复。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写了。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伤痕文学”。
目光移到急剧变化、不断更新、切身切肤的现实中。视野便从有限的“十年”扩展
开来。这阶段的写作，即使牵涉到“文革”期间的生活，都把这生活打碎，而与更
广阔的生活历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只在10  年中间转来转去了。生活愈宽，认识愈深。这样，
我偶尔写些以“文革”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
着昨天》、《雪夜来客》等，已然不是着意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不是着意
于对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思辨；而是着眼于人，一个个人。

    在那严酷的年代里，善良、真诚、信义、正直等一切标准都变得异常苛刻时，
一切尺度都难以完成时，一颗颗互不相同的心灵怎样表现。这真是每一颗灵魂最严
峻的考场。它所验证的社会人生的哲理，无疑是永远有价值的人类的财富。那么对
这10  年，大至牵及人类和历史，小至深入自我，都有必要进行一次次重新的认识。
我再写这“文革”生活的小说，不再靠冲破禁区的勇气，也不靠写《铺花的歧路》
和《啊！》时，与社会直接呼应的那样的激情，而是靠一种冷静的再认识，一种沉
着的回顾中由衷生发的深沉的情感。沉下去而再勾起来的，都是沉的。这便是评论
界所说的历史感和纵深感。这样，我们写“文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层次上的
变化。

    这变化在一代作家的创作中是共同的。在知青题材上就出现了“反思”思潮。
至少从1984  年起始，我就时时感到有种难禁的情感冲击自己。这是对10  年那段
生活的回忆与重新思索引起的。时而会冒出一个新的构思，新的故事片断，那些搁
置已久、自觉轻浅、不愿去写的故事，合成进去新的认识后，发生质变，对我产生
新的魅力。好像把废铁重新冶炼，闪出金属的光辉。《感谢生活》就是这样写出来
的。也是我再写“文革”的第一部。



    10  年中，我和一群画画的穷朋友在一起，共同经过坎坷颠簸的路，尤其他们
心灵的历程，我感触尤深。我深知这些艺术家的心！他们有种寻求美好事物的“本
能”。不管困苦怎样折磨，他们的两只眼总在亮闪闪地寻寻觅觅，时时处在被感动
之中。他们的苦乐非常人的标准，得失观也非常人所能理解；因此，他们在生活中
得的总比失去的多。在熬度苦难中，别人只看见他们脱掉了三层皮，却不见他们捧
到了生活的珍珠。那是怎么美好又壮观的境界！

    凭着这种对生活赤子般的热爱，无论怎样沉重的苦难也不会把他们压垮。当然，
也有被压垮的。我指的是真正的艺术家！

    不知为什么，我联想到我们中国人。

    想起过一件事——1976  年大地震波及天津，千家万户房倒屋塌，被迫在大街
上用竹竿、柴芭、黄泥、砖块盖简易的小屋。材料不多，屋子甚小，又低矮，夏天
晒得屋里可以闻到人肉味，半夜大雨，积水灌入，常常漂进隔壁人家的拖鞋和小盆
……有一天黄昏，我在街上走，看见两旁的住家居然用碎砖头垒起小院，打扫得干
干净净，短墙头上还摆着盆栽，文竹挺着婆娑的绿枝，倒挂金钟垂着鲜艳欲滴的花
朵。从紧挨着的一间间小泥屋里传出说话声、笑声、剁饺子馅声、收音机放出的相
声……有的小屋挂着粉红窗帘，贴着双喜字，竟做了新房，原来他们在这里住了3 
年！有的家庭又生出新的一代人来！我惊讶，感动，不知不觉落了泪。我心里又响
起不止一次的感叹和赞叹声：我们伟大的中国人呵！在悠长的历史中，我们历经劫
难，但什么力量使我们顽强地生存下来？仅仅是我们民族所具有的难以估量的忍劲
与韧性吗？

    我们哪来的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临危不惧的气概，博大恢宏的包容性，深厚沉
雄的自信？为什么能一次次同化入侵的民族？怎么能够默默地消化掉不可思议的磨
难与挫折？这来自我们悠久的雄强康健的文化，也来自我们对生活执著、炽烈、永
恒的爱。

    我抓住这小说。我想用这小说寻找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元气．．．
．、民族情．．．感．，以及我们民族对待苦难和战胜苦难的独特方式．．．．．
．．．．．．．．．．．。我写华夏雨与几位民间艺术家（剪纸黄和罗长贵等），
完全不是想写一个艺术家向民间艺人学习那种写滥了的内容。我要写民族的艺术元
气和艺术情感；通过民族的艺术情感，写人民对生活的情感。我还想通过这些民间
的传统艺术（陶瓷、剪纸、泥塑、石刻等）的描述，显示我们民族的气质与进力。

    华夏雨这个人物自然是我致力写的。这是我熟悉的人，也是我真心地爱的人。
因为他真诚地爱着世界上最美的事物——艺术。任何痛苦落到他身上，都会奇迹般
地消失，而同时他又在艺术中创造出奇迹来。在一边压上苦难的天平上，他总有东
西放在另一边。有位朋友说，他发现《感谢生活》中有个“核”，就是“窑变”。
烧瓷时，往往上了釉的瓷胎送进窑时，普普通通，并不出色，经过烈火高温，出窑
时竟能成为一件辉煌奇妙的绝品。我感谢这朋友的发现。我说，我的确在小说里埋
藏了这个“核”，这层内涵。这瓷器就是华夏雨，是我们中国人，烈火高温就是生
活，是苦难，我们不是常常从中表现出一种伟大和神奇的性格来吗？

    我不想多谈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想法和做法。只想强调一句，我有意用华夏雨
的第一人称来写，就为了通过画家自己的眼睛，好体现他对生活特有的观察和感受
方式，以及他特有的心态、感觉和知觉，从这独特的角度来挖掘他对待生活专有而
迷人的情感。我选择画家独具的精神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真实，作为自己的追求的目
的，自知很难，不易唤起共鸣。而且，在这总体把握下，我还有意削弱故事本身所
带有的戏剧因素，不做任何“掮情”描写。

    我不想达到一般的“催人泪下”的效果，而想完成作为一个画家，充满艺术感
觉的人物。我希望读者能理解我们的艺术家独特的心灵。

    在谈到往事时，有句俗话叫做“五年一回头”。对于“文化大革命”，“伤痕
文学”是第一个“五年一回头”。“文革”结束那么多年了，如今该是“几个再回
头”了。每一回头，都不同于前一次，无论是理解到的，还是看到的。有些会模糊
了，有些则更清晰；有些贴身切肤的可能要失去，得到却可能更深邃及里的，这正
是生活向前进展，不断给我们新的启示和发现。

    生活不仅给我们财富，还会使我们渐渐认识这些财富的价值。这就是说，苦难
绝不仅仅是不幸。因此，1980  年我还想给这小说起个题目叫做《男人和狗》，后
来则是用我和我的主人公华夏雨对生活共同的、充满情感的一句话：

    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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