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西班牙近代伟大的作家和政治家,西班牙民主 共和运动领导人。 伊巴涅斯,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西班牙巴伦西亚省一个商人家庭。 十八岁起,他在首都马德里学法律,同时为政治报刊撰稿,并参加各种民众集会, 反对当时的君主制,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因为发表反对君主制的诗被捕入 狱,出狱后流亡巴黎。一八九一年回到本国,创办《人民报》,宣传民主政治,开 始写作小说,又被政府逮捕,监禁了十三个月,幸逢大赦出狱。一九○一年起,一 连六次当选为巴伦西亚省议会议员。一九○九年放弃政治生活,在南美洲阿根廷办 了两个农庄,同时讲授艺术和文学,创作小说,献身文学事业。一九一三年,阿根 廷财政混乱,他的建设理想社会的幻梦也随之破灭,他便口到了欧洲。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他住在法国,继续从事写作。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年 代,他在报刊上对苏联革命表示了同情。一九二三年,他游历了美国、墨西哥回到 祖国,又被放逐出国,侨居法国。一九二四年,他写了抨击文章《阿方索十三世[注] 的真面目》,用飞机运了几万本到西班牙边境,通过他的合作者,流传到西班牙的 每一个角落,对西班牙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人民对西班牙的君主制政治的 憎恨更加强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逝世,他的遗体一 直不曾运回本国;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革命力量高涨,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才 有把他的遗体运回西班牙的提议。但是就在这年十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内战 三年以后,佛朗哥开始法西斯统治,连作者的著作也都被禁止发行了。 伊巴涅斯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他有引人入胜的叙述技巧,善于安排生动的对 话,创造紧张发展的情节。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94—1902) 的作品有《茅屋》、《五月花》、《芦苇和泥淖》和《巴伦西亚故事》。在这些作 品里,作者描写了巴伦西亚省边远地区的渔夫、农民、小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风情。 在第二个创作时期(1903——1909),伊巴涅斯跳出了乡土小说的范围,写了许多 社会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游民》(1905)、《碧 血黄沙》(1908)《死者的嘱咐》(1909)等等。在这些作品里,伊巴涅斯站在资 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尖锐地提出了社会问题,揭露了大资本家的权势,宣教师、神 父的假仁假义,传统成见的压力,真实地描写了西班牙劳动人民的痛苦境遇。一九 一○年以后是他的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作品有《女人的敌人》、《启示录的四骑士》 和《我们的海》。《启示录的四骑士》发表于一九一六年,是一部站在人道主义立 场的非战小说,暴露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受到当时英、美各国一般人民的 欢迎。《碧血黄沙》和《启示录的四骑士》两部小说出版以后,各国都争先翻译, 使作者获得了世界的名誉。 《碧血黄沙》是伊巴涅斯创作第二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 生动细致的写实笔触,叙述了一个斗牛士的波澜起伏的一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 明的人物,也深入地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真实面貌。 作为故事背景的是“在爵位和财富有那么大权威的国土”,“人人都难过日子” 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大门都向穷人们关上了”,一个穷人要想赚到 比一个普通工人多一些的工资,就得斗牛,这就使得斗牛永远不缺乏牺牲品。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故事主角加拉尔陀从小就选上了做一个斗牛士的生活道 路。在目睹一个小伙伴斗死的时候,他的决心曾经一度动摇,但还是重新下定决心。 这个连性命也不顾的斗牛士,“全世界最勇敢的人”,终于赢得了金钱和名誉。 “像虎烈拉一样危险的”贵族妇人堂娜索尔引诱了他。接着,他为了讨好群众,在 斗牛场上受了伤,贵族妇人也厌倦了他,把他丢掉了,于是加拉尔陀走向了下坡。 他的善良的妻子卡尔曼在斗牛士每个斗牛的下午都“仿佛是教堂里就快执行死刑的 犯人”,在家里坐不住,总是到礼拜堂去祷告。她原谅了丈夫对她的不忠实,劝阻 丈夫继续斗牛。但是加拉尔陀为了名誉,为了金钱,为了一家人和在他家里过寄生 生活的人,为了怕过潦倒的生活,终于继续走上斗牛场,在贵族妇人和一万四千个 观众的注视下,怀着贵族妇人也许会重新爱上他的幻想,向雄牛扑上去。和这同时, 他的可怜的妻子正在斗牛场的“后台”,亲眼看到斗牛场“后台”的悲惨情况,特 别强烈地体验到作为一个斗牛土的妻子的悲惨心情。观众看到辉煌的斗牛场面,却 想不到“后台”的悲惨情况,观众看到斗牛士的红极一时,却不会想到一个斗牛士 的妻子的悲惨心情。加拉尔陀向雄牛扑上去了,他杀死了雄牛,但是同时,雄牛也 杀死了他。“可怜的雄牛!可怜的剑刺手!”究竟是谁使得像马一样柔顺温和的卡 尔曼受尽折磨?究竟是谁使得雄牛一样善良单纯的斗牛士碧血染黄沙?作者充满激 情和力量的叙述,逼得读者不得不和作品里的人物共同呼吸,共同感受,而在读完 整个故事以后,又逼得读者不得不深刻地追问,深刻地思索。 在这样的社会里,掌握权力的是“笨得像一头牛的”摩拉依玛侯爵,堂娜索尔 的舅舅,他饲养雄牛,支持着使多多少少斗牛士丧命的斗牛,但是却假仁假义地为 一条雄牛流血而流下眼泪。他和他的外甥女儿正是导致加拉尔陀斗死在斗牛场上的 罪魁祸首。 在加拉尔陀的伙伴中,作者着重地写了短枪手国家。他认为斗牛是一种“反动 的行业”,他做斗牛士只是为了赚面包,“人家对他吹口哨,他可是毫不在乎”; 但是当加拉尔陀有被雄牛触到的危险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向雄牛冲上去,准备用死 来拯救大师了。他认为对于国家命运漠不关心的人,正是“民族无知无识的可怜的 牺牲品”,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缺点和恶德,都是缺乏教育的结果”,“神父就 是利用我们的无知无识骗了我们”,因此“一个穷人所需要的是教育:懂得念书和 写字”。但是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的命运恰恰反驳了他的这种见解。 这另一个人物就是强盗小羽毛。他“懂得念书和写字”,认识到整个世界可以 分为“被剪羊毛的和剪羊毛的”两类人,他认为“一个穷人所需要的就是公道:原 来是他的东西就应该给他,如果不给,他就自己拿”。于是他就成为“让整队整队 军队追捕着的人”,但是他神出鬼没地独往独来,和加拉尔陀同样“跟死开玩笑活 下来”了。因为他受到全体农民爱戴,他们把他当作“饥饿的人们的复仇者”。他 体现了当时西班牙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但是事实上没有能改变这个社会,就无声无 息地被消灭了。 作者意识到革命就快来了,并且粗略地勾出了一个“革命者”的轮廓。但是他 笔下的革命者堂贝贝只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这正是当时西班牙的现实。 这部小说是近代西班牙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愈是具 有民族特色也就愈具有世界的意义,在世界文学的广大领域中理应占有它应得的地 位。 本书中文译本一九五八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印行第一版;一九八三年上海译文出 版社作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印了新一版;书名都用原文直译《血与 沙》。现在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是第三版,书名改用《碧血黄沙》。这 也是国外根据本书改编拍摄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的中文译名,更改后的书名也许比 朴实的直译书名多一分华彩,更适合普及本吧。 谨以这一版本纪念原作出版九十周年,同时也标志着中译本出版四十周年。 吕漠野 1998年8月